战乱打断了江右商帮的经营秩序,万寿宫遭到严重破坏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开始进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凭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入侵中国。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2800万元的战争赔款和赎城费,弥补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加紧横征暴敛,增加税收一至三倍以上。加上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民族矛盾加剧,激发了国内阶级矛盾。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十年间,民间自发的反清起义达100多次。江西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局面发生重大改变,先后遭受了多次战乱破坏。这些战乱不同程度地造成商业贸易经营活动受阻,社会物质生产不断衰退。在历次战乱中,江西人口损失惨重,严重地影响了江右商帮的生存和发展。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很快从广西横扫湖南,挺进江西,赣地继而成为太平军抗击清军的主战场之一。太平军从1853年正月占领九江府,至同治四年(1865)退败广东,在这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五次迂回江西各地,占领过12府州60余县。地处长江沿岸的九江府府城,最早被太平军攻陷。地处赣东北饶州府辖区内的经济重镇——景德镇和河口镇,也遭受了极为惨重的破坏。太平天国战争对江西经济社会影响是全局性的,仅人口就锐减1172万人,下降比例为48.35%。[2]到1910年,江西人口虽然已经缓慢增长到1400多万,但远未达到太平天国战争前的最高水平,即清道光三十年的2450万人。[3]
由于太平军与清军在江西长达十余年的激烈厮杀,江西成为这一时期全国受战争破坏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在人口急剧减少的同时,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江右商帮无法开展正常的商业活动,元气大伤。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战争期间,清政府依然以捐税、厘金和筹措军饷为名,对江西社会和民众进行严苛搜刮。江西省除需交纳本省的粮捐外,还需负担浙江、湖南、安徽、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七省的捐粮。曾国藩统率湘军着力经略江西,将其作为军费和军粮主要筹集地。为筹措军费,清政府在江西设卡抽厘,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雁过拔毛,首当其冲的是江右商帮,普遍遭受严重盘剥和打击,对全省经济破坏极为严重。仅从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三年(1864)五年时间,湘军便通过厘金及其他方式,在江西征得白银近千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4]嘉庆年间,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在两淮盐商中征取“捐输报效银”,当时的金额与湘军在江西征得的军费总额差不多。这个庞大的筹款数额对当时富甲天下的两淮盐商尚且难以承受,何况是以小本经营居多的江右商人。故后来有学者评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湖南人出兵,江西人出钱”[5]。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政府在江西推行厘金制度,设立众多厘卡,使江西营商环境极为险恶,大批茶商、瓷商歇业观望,裹足不前。厘金成为江西商人长期的沉重负担,加重了江西商品转运外省的运输成本,大大地削弱了江西商品在市场的竞争力。
清廷在江西收取巨额厘金,却没有一文用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江西向朝廷缴纳的厘金,每年平均100万两,用于军费的占30多万两,上交中央户部等款占35万两左右,其他费用占30多万两,用于本省的包括行政费用在内不到1%。[6]即使到同治四年(1865),江西境内太平军势力基本肃清后,清廷仍然谕令江西等省协济西北军饷,江西沉重的军费负担,并没有因战争结束而减轻,仅仅是将军费改为协济他省,甚至还时而加征。同治五年(1866),江西巡抚刘坤一直言不讳地说,江西省用兵十数年,经费久匮,民力亦疲,却仍需设法劝捐抽厘,催征银米,岁集巨饷,以供各军于物料短绌之日。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的数年间,江西几乎每个月都要承担几万两白银协济外省军饷,有时候甚至月达10万两,年达100万两数额。[7]光绪三十年(1904),江西厘金(包括大宗货物统税)的征收数,竟高达210余万两。[8]泰山压顶似的捐税负担,抽空了江西经济的血脉,迫切需要的社会重建和生产投入资金却无法筹集,大大延缓了商品生产和贸易流通的正常恢复,并使江右商帮经营资本捉襟见肘,在近代工业时代来临的当口,囊中羞涩,一筹莫展。
太平天国战争对万寿宫和万寿宫文化,也造成了极大冲击。太平天国在宗教文化上受基督教影响,加上军事作战的需要,过兵之处,往往捣毁所有寺观偶像,甚至“遇庙则烧”,许多凝聚江右商帮精神和文化的万寿宫燃于战火,摧毁了江右商帮在各地得以繁衍的聚集场所,也同时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在太平军入赣作战中,很多名震一时的万寿宫建筑毁于战火。同治《赣州府志》记载,赣郡会昌码头真君庙尽毁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于都县志》记载,许真人庙毁于咸丰七年(1857)。1861年,忠王李秀成率军进入江西,号称万寿宫祖庭的南昌西山万寿宫,被焚为灰烬。此外,遍布省外的许多万寿宫,也未能幸免于难。南京复成桥附近建于明代的万寿宫,毁于太平天国时期,后于同治十年(1871)重建;浙江仙游的万寿宫,据其县志记载“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战争期间,一些万寿宫被临时占用于军事指挥机关,也有的被改变用途。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率军攻占汉口后,就把万寿街江西会馆作为自己的官邸,住进了万寿宫,洪秀全住关帝庙。[9](https://www.daowen.com)

战火兵燹中的吴城
由于太平天国战争蔓延南北各省,阻断各大商路。晋商、徽商等各大商帮在此期间都遭受了沉重打击。江右商帮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赖以生息的家园成为战争废墟,延续数百年的商业根基被战火摧毁,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受到严重冲击,日常的物质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大多数江右商人陷入了生产停滞、货流不畅、资本减损、元气大伤、艰难挣扎的境地,许多行业急剧衰退。景德镇瓷器国内市场份额每况愈下,清同治三年(1864)从九江输出的瓷器尚有66000余担,但至光绪五年(1879)则降为5046担,只有之前的零头[10];19世纪末,江西茶业也开始衰败。九江、河口等地的茶庄销售困难,利润微薄,纷纷倒闭,行业危机愈发显著。只是在一些太平天国战火没有烧到的地方,江右商帮的经营活动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例如在湖南湘潭,光绪年间共有会馆29所,江右商人所建的会馆就占了13所,他们经营商品的领域相当广泛,而且在当地具有极强的垄断性。光绪《湘潭县志》称,江西商人中“临江擅药材,岁可八百万。建昌专锡箔,吉安多钱店。其余曰油、广、杂,曰铜、铅、蜡、丝,曰引盐,皆恃行帖擅利,他方人亦莫能搀也”。在通商大埠上海,江右商帮也名列大帮之一,占有一席之地。光绪末年,日本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调查发现,当时在上海的商帮共有宁波帮、绍兴帮、钱江帮、金华帮、广东帮、山西帮、徽宁帮、福建帮、江西帮、四川帮、无锡常熟帮等11个大帮,以及江北帮、镇江帮、苏州帮、通州帮、山东帮、天津帮、湖北帮等小帮,江西商帮位居大帮之一。[11]1910年出版的《中国商业地理》一书,将当时上海的客籍商人列为13帮,即宁波商、绍兴商、广东商、杭州商及金华商、苏州商及锡金商、江西商、安徽商、镇江商扬子商及南京商、湖北商及湖南商、天津商、山东商、山西商、四川商,江西商帮名列其中,仍有相当声望。[12]直至民国初年,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所编的《支那省别全志》中,江右商帮仍为上海21个商帮之一。[13]尽管如此,江右商帮的势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优势不再,几乎就要黯然退场了。
从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右商帮又一次次遭遇战争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原本是发生在北方的局部战争,对江右商帮造成的打击,也非同小可。因为清末以来,北方是江西商帮开辟的重要市场之一,其中尤以纸业最为显著。南方产纸省份对北方纸业市场的依赖,其原因,一方面是以京津、山东等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近代以来在文化事业上发展较快,因而对纸的需求日增;另一方面,随着清末纸业的兴盛和各省竞相举办实业,南方产纸省份相互之间市场争夺变得十分激烈,在南北交通因为海运和铁道得到改善的背景下,纷纷把制纸业尚不发达的北方作为市场开发的重要目标。正因如此,王峥嵘、钱子荣在《江西纸业之调查》中指出:清末以来,“江西纸张之销路,以华北为主,长江下流次之,上流及两湖一带,亦以小量之销售。而输出国境者,殊为微末,故江西纸类贸易几限于国内市场。日本商务以华北为中心,故华北市场之纸业为其垄断,江西纸之销路亦以华北为主,受此挫创,影响颇大”。上海是江西等省纸业通往北方市场的转销中心,在日本纸业扩张势头碾压之下,其造纸工业同样遭受重创。华北各省本为上海纸类销售区域,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华北销路几乎停滞,上海纸业大受打击。东北之营口、大连、安东等地,每年购买上海出产的纸类,数量本来很可观。但事变以来,日本人为倾销其纸类,指使伪满洲国增加关税,致使上海所产纸类,因税率过高不能与日货抗衡。近代以来的历次战争中,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长达数年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江西多数行业陷入停产、破产状态,江右商帮几乎陷入彻底的“退市”危机。江西社会经济呈现严重衰退的趋势,人口数量也因此而锐减。根据国民党内政部的统计,1919年江西人口为2500余万人,而到1933年,只有1165万人,减少了一半以上。当时江西农村经济日形衰落,商业萧条更呈不可支之状。抗日战争期间,江西人民直接死亡30余万人,人口减少近240万人,江西社会经济沉沦至全面破产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