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优势丧失与经济版图重构,严重削弱了江右商帮发展的支撑
宋代迄至明清,由京杭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构成的京广水道,与沿途各省陆路商道和沿海海运线相联结,逐渐成为沟通南北贸易的主要通道,使江右商人在内外贸易中,占据极为有利的交通优势,数百年间,这是一条赐福江西的黄金水道。
1759年,清乾隆时期,发生了一起“洋人告御状”案。在广州经商的英国商人洪任辉,坐着一艘三尾小洋船直奔天津,在海关道衙门投下御状。他控告的是广东海关官员勒索和广大洋行垄断贸易,并罗列了广东海关七大罪状,并要求清政府将他的贸易活动改至宁波海关。乾隆皇帝知道此事后十分震惊,指派总督李侍尧查办此案。但查处的结果是广东海关与洪任辉各五十大板:广东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洪任辉因“违例别通海口罪”被送澳门圈禁三年,并在期满后驱逐回国。洪任辉改往宁波海关进行贸易的目的不但没达到,相反引起了乾隆皇帝关于海疆安全的忧虑。他当即下令关闭了闽、江、浙三大海关,全国对外通商口岸只留下一个广东海关,并规定全国货物只能从长江进入鄱阳湖入赣江,翻越大庾岭进入珠江,从广州出关。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一口通商”。
乾隆皇帝的闭关政策,确实帮了江右商帮的忙。广州获得海上对外贸易的独占性特权后,江浙地区原可从宁波出口的丝绸棉布,只能转由京广水道南下广州,福建所产红茶也需转道广州交易。位于粤赣交界处的大庾岭商道,成为各省向广州输送货物的交通要道。江西境内的千里商道再次迎来了商船穿梭,一派忙碌繁荣。可见,“一口通商”政策虽对江浙闽等省海外贸易打击极大,但江西却是受益地区之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由此,中国的贸易乃至经济格局发生改变,广州的贸易地位逐渐下降,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口岸。原先以南北纵向的京广水道为主贸易路线,变为以长江流域为主的东西横向贸易路线。原先广州一地垄断对外贸易,变为广州、厦门、宁波、福州都可以直接对外贸易。贯通粤赣两省的大庾岭商道,昔日商贾云聚,物流滚滚。到道光末年,已经变得坑坑洼洼,泥泞荒芜。虽然几经修缮,依然车马稀疏,渐渐趋于沉寂和没落。尤其是九江正式开埠通商后,江西大部分地区商贸物流,自然被纳入到长江体系,原先南下走大庾岭的货物,纷纷改道经赣江直趋九江,再转上海或汉口。随着货物流向的变化,江西境内主要的进出货物运输线路,虽然仍要依靠赣江水系,但却渐以九江为中枢,形成赣州—吉安—樟树—南昌—吴城—九江的主干商路。大庾岭商道的衰落,不仅影响江西商人的对外贸易,也减少了江西财政收入。清末江西巡抚刘坤一给清廷的奏折写道:由于商贾贸易的变迁,商人不肯舍近图远再出广东,以致赣关绝无大宗货物经过,所收税课均属小贩零星,纵使竭力招徕,总不能照前畅旺,实为时势使然,莫可强求。据统计,从清朝初年至五口通商以前,赣关平均每年收税97782.641两;五口通商以后,从同治年间到清末,赣关平均每年收税只有22295.748两,仅为五口通商以前的22.8%。[14]

九江沽塘海关
由于商道变迁,原由长江入赣,沿赣江往大庾进入广东的商品,掉头由赣江流域奔长江直达上海口岸。与大庾岭商道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九江沽塘海关的繁荣,“帆樯蔽江,人货辐辏,日夜不绝”,“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沽塘海关每年征收税银六七十万两,居全国关税之首。
开埠通商也便利了外国商品输入江西。“洋货”与“土货”的竞争逐渐白热化,对江西商帮造成严重冲击。一些江西传统优势产品,也逐渐丧失了国际市场份额,萎缩了国内市场。18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停止从中国进口瓷器,使中国瓷先后失去了美洲、东南亚市场。随着西方制瓷技术快速发展,1872年,中国开始进口外国瓷器,到1918年,中国进口瓷器金额总量达120万两白银。(https://www.daowen.com)
国门洞开,各地商埠疯涨,外国资本和工业品长驱直入,从沿海到内地,抑制了国内商品生产和市场发展,同时又刺激通商城市兴起实业热潮。江西除了少数手工业产品仍有一定市场外,多数传统的手工业品已无市场优势可言。如吉安县出产棉布,销售甚广,清末时因洋布盛行,土布滞销;景德镇瓷业也在清末陷入困境,从有窑三千余座、从业人员数十万的盛况,衰败至有窑不足两百座,工人不足五千人。在洋货竞争之下,江西逐渐成为洋货的倾销市场,进口贸易在江西渐有超越出口贸易之势。
近代兴起的铁路建设,对商道变迁的影响也十分关键。1897年4月,中国第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京广线开工了。有关这条铁路的取径设计,是湖南还是江西,曾有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因变法维新深得光绪信任的谭翤同给皇上奏了一本《论湘粤铁路之益》,力陈道江西六不利,道湖南则利铁路者九,利湖南者十。由于谭翤同等湘籍官员的力争,而当年江西官员麻木不仁,尤其在朝中缺乏重臣,没有能在光绪皇帝面前说得上话的人,这条铁路也就途经湖南了。然而,正是这条铁路的走向,使江西彻底丧失了交通优势,成为近百年江西人心头永远的痛。

铁路运输的兴起
机遇就是一趟时代的列车,没赶上趟的,统统逾时不候。由于京广铁路不经江西,使江右商帮没能赶上这趟时代列车。随着京广、京浦、沪宁等铁路修建并相继通车,水运逐步让位于陆运,铁路沿线的冀、豫及两湖地区,成为交通繁忙之地和商品物流中心,而江西却成为陆运和海运的盲区。由此,江西从一个交通通衢和经济中心区域,迅速演变为封闭阻塞的内陆省份。在商道变迁的背景下,江西重要的商业市镇也都随之进入急剧衰落过程。饶州(今鄱阳)作为景德镇瓷器、浮梁茶叶和赣东北木竹等贸易的集散地,曾是明清时期江西主要的河运码头,有“十里长街,烟火万家”“千帆安泊,百货归墟”之说。但随着南北要道的转轨和铁路、公路的开通,饶州港口日渐萧条,河面上渔船多于货船。鼎盛于明清的江西“四大名镇”中,据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记载,樟树镇和吴城镇原来“凡本省及汴鄂各省,贩卖洋货,均仰给于广东,其输出输入之道,多取径江西,故内销之货,以樟树为中心点,外销之货以吴城为极点。自江轮通行,洋货由粤入江,由江复出口者,悉由上海径运内地,江省输出输入之货剧减,樟树、吴城最盛之埠,商业亦十减八九”。同治《赣州府志》也记载,大庾岭商道上的商业重镇赣州,由昔日繁华的“日市辐辏之地”变成了“里巷萧条,商贩断绝”的寥落之所。

脚夫
交通和经济优势的丧失,使江西在接受现代化生产方式和新文化观念等方面,远不及沿海乃至邻近省份,工商业发展尤其落后。从“一口通商”转为“五口通商”后,江西的经济命脉如海关、航运,以及后来修建的铁路,大都掌握在外国人或其代理人之手,越来越多的“洋货”倾销江西。江西原本占有贸易优势的传统商品,如苎麻、夏布、蓝靛、纸张、蔗糖等,在滚滚而来的“洋货”面前渐呈颓势,大批手工业者和人力挑夫、脚夫因而失业。江西传统的经济结构逐渐解体,新经济转型却不见端倪,社会矛盾趋于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