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缺位,使江右商帮丧失了转型发展的机会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洋务运动的缺位,使江右商帮丧失了转型发展的机会

当明王朝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国外交往大门的时候,欧洲却开启了一场为时两个多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彻底清算了中世纪神学对人们思想控制,倡导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还原人是现实生活创造者的本来面目。文艺复兴运动,不仅仅是产生了但丁、乔万尼·薄伽丘、达·芬奇等一大批最负盛名的美术家、雕塑家、建筑家、地理学家、工程师、科学巨匠、文艺理论家、大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发明家,创作了《神曲》《蒙娜丽莎》《大卫》《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一大批名垂千古的文学艺术作品,建设了一大批诸如圣彼得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等流芳百世的经典建筑。更主要的是,它把人的思想从神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舞台。从瓦特的蒸汽机到爱迪生的电灯发明,电气化、机械化取代了手工式、作坊式生产。商品极大地丰富起来,寻找新生市场、占领新兴市场成为欧洲人新的兴奋点。1840年,西方列强撬开了中国的大门。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精英在探索,国人在觉醒,清王朝摇摇欲坠。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下,封建生产方式变得七零八落,毫无招架之功。机械、电气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广泛采用,火车、汽车、轮船,汇兑、银票、电报作为要素加入商品流通环节,引发商业投资、经营方式、盈利模式的彻底革命。面对汹涌而来的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以夷制夷”,洋务运动乘势兴起。一是发展军工企业,以“自强”为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其中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是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除此以外,还有福州船政局、汉阳兵工厂、天津机械制造厂等一系列军用工业生产厂。二是以“求富”为旗号,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上海、福建、广东、湖北、浙江等地,出现了一大批新兴企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福州船政局、广州机器局、汉阳钢铁厂、浙江机器局等。特别是一批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垄断优势,以“官督商办”的形式,组建股份公司,兴办各种企业,成了中国第一批“发洋财”的人。三是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尔后又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上海有广方言馆、爱国学社。广东有广州同文馆、万木草堂,湖北有自强学堂,湖南有时务学堂,浙江有大通师范学堂。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不完全统计,维新运动时期各省设立的学堂达19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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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兴中纱厂

由于重农耕、轻工商等保守落后的思想传统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江西在这场“洋务”运动中几乎被抛在一边,严重缺位。在思想方面,江西士子泥古不化,对西方传入的先进文化缺乏兴趣。一些江西籍的知识分子,在本省往往不得其志。如深通西学、有“洋务英才”之誉的黄懋材,在当时的江西默默无闻、无人理睬;维新思潮的先驱者陈炽,其博采西方文化、探求富强要义的著作在省内罕见刊印。[15]在整个洋务维新期间,江西境内既无传播维新思想的报刊,也无介绍和研究西学、新学的书籍。赣人陈炽所著《庸书》《续富国策》,在外省反响巨大,多次重版,在本省却不能出版。[16]对传统保守思想的固执与对现代文化的排斥,在近代江西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新式教育方面,洋务期间江西竟然没有创办一所新式学校。直到1902年,江西在“清末新政”的压力下,开始设立新学堂。江西不仅开办新学堂较晚,派遣留学生也比不上邻省,直到1903年,才勉强派出10名留学生赴日留学。可见,江西在新式教育上严重边缘化。与此相反,即使在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以后,数以万计的江西士子却情愿花费巨资捐取功名。有报刊评论说“江西物产虽富,风气未开”。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严重阻碍着新式人才的培养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在兴办新式企业方面,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广东等邻近省份趁洋务运动之际,不断创办新型企业,而江西的官员却忙于镇压太平军等反清势力,本地士绅又重功名、轻实业,面对洋务运动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在全省范围,尽管从1903年至1908年也新设立了江西瓷器公司、赣州铜矿局、余干煤矿、开明电灯公司等13家资本在万元以上新型企业,但与当时全国新型企业相比,都不过小资本、小规模、小经营,除了萍乡煤矿,竟然找不到第二家在洋务运动中叫得响的新型企业。就是萍乡煤矿创办人之一的文廷式,打算在原籍萍乡集股合资,拟用新式机器开煤炼焦“以广利源”,未料遭到全县士绅群起攻讦。他们主张“撤散煤务,驱民为农”,遂使这位维新派重要人物的现代化尝试胎死腹中。

面对洋务运动的冲击,江右商帮由于自身素质和实力薄弱等原因,没有能够迎难而上,知难而进。相反,有不少人选择退却,退商返农。他们把经商赢得的利润,用于购买土地,捐官建庙,或醉心于子孙后代的应试教育。江西无论在思想还是文化上,都未能给江右商帮的现代转型,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在江西之外,江右商帮既面临着沿海新兴商帮越来越强势的挑战,更不可避免地遭受西方现代企业和“洋货”的颠覆性冲击,其生存空间被一次次地挤压。万寿宫文化过去在文化习俗、商业伦理等方面的助力,此时对处于生存危机中的江右商帮来说,已经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甚至不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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