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的冲击,使江右商帮丧失了核心竞争力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的冲击,使江右商帮丧失了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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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货长驱直入

从蒸汽机问世,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洗礼,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商品极大丰富。机械、电气在商品生产中的运用,其成本、质量、产品性能的优势得到充分展示,科技含量成为商品的核心竞争力。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实施,中国国门洞开,洋货长驱直入。西方资本势力侵入江西,在九江开埠,划定租界,派驻领事,控制海关,开设洋行工厂,倾销洋货,掠夺资源和原材料,极大挤压了江右商帮的生存空间,也强烈地冲击了江西的自然经济。西方列强的货物,以其设计考究、成本低廉、制造精美、运输便捷的优势,迅速瓜分了江右商帮的市场。棉布、棉纱、煤油、火柴、钢铁、玻璃等生活、生产资料用品,大肆倾销中国城乡,打碎了江右商帮的饭碗。同治十三年前,中国无棉纱输入。至1914年,输入棉纱已达235000担。输入棉布达40万担。仅次于棉纱、棉布输入的是“洋油”“洋火”。1875年,九江海关从英、美、俄、苏门答腊进口煤油7180加仑,而同期全国进口2000万加仑。1867年,全国进口火柴79236罗,到1880年,进口火柴达1419540罗。[17]西方国家凭借两次工业革命快速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一方面大量工业制成品倾销中国,另一方面是大量采购中国资源商品。“同治三年,出口2446万两;同治十年进口839.8万两;光绪六年进口140.9万两,光绪十六年进口8994.9万两。”[18]对外贸易的这种巨大逆差,充分说明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格局已经形成。

知识储备不足,对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缺乏文化科技与智力支持,牵制着江西经济和江右商帮的转型步伐。以江西乃至全国引以为傲的瓷业为例。衍至清末民国,景德镇瓷业亦如清王朝一样,出现了重重危机。然这种危机并非表现为瓷器质量的下降,而是生产成本的高昂。在很长时期内,以御窑为金字塔顶端的生产体制,其特点是不计成本地制作精品瓷器,往往烧成一件瓷器,即意味着成百上千件废品的损失。在这种非常严苛却不考虑能耗的理念指导之下,景德镇瓷器的质量即便是在民国时期,在业界仍有口皆碑,但却因价格昂贵很少有人问津。清末民初,江西瓷业公司曾在北京设立瓷器销售门店,虽然产品之精美“冠绝此行”,但其售价之昂则“令人咋舌”。同样,在中外瓷器荟萃的汉口,由江西自运的瓷器也因品质精良,而为其他商帮所不及。然而论及成本,景瓷制作工本已很高昂,又须辗转运至汉口,沿途在江西、湖北各完税一次,综计运费及厘税,由出产地至销售地,每石竟增加约半数成本。当时的九江,是景德镇瓷器外销的省内枢纽,据该地瓷业者估计,景德镇瓷器的制作成本,较之日本同样的瓷器,大约高出60%~70%。因此,尽管景德镇瓷器的工艺精巧程度并不输于“洋瓷”,但在价格上却高出许多。这使景德镇瓷器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瓷器成本高昂,其原因盖出于生产科技含量不高,机械化、标准化生产水平低下。降低瓷器生产成本的关键,莫过于采用机器和改良技术。在这种时势之下,为了振兴景德镇瓷业,新成立的江西瓷业公司和陶业学堂,一方面继承传统制瓷工艺,一方面大胆吸纳借鉴现代制瓷工艺和机制体制,着手对景德镇的瓷业进行改良。如发明贴花工艺,制作石膏模型以铸坯,采用吹雾器吹釉,建筑炭窑,改进燃料等。在尝试以新法制瓷的同时,一改往昔坐等瓷商上门采购的营销方式,在全国几大销场设立分店,并在报刊上刊登广告,招徕顾客,尝试建立以集产、销于一体的近代陶瓷商业组织。但因为没有对传统的生产组织模式进行变革,因而难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也就难以顺利推动传统瓷业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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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明明知道机器生产会大幅提高制瓷的效率和效益,而大多数的景德镇制瓷者却拒绝使用机器生产?这与传统的制瓷生产组织模式和资本实力有关。一方面,因为购买机器设备的成本太高,私营制瓷厂家负担不起。购置和维护制瓷机器的成本,不但数额巨大,而且风险极高。这对景德镇任何一家瓷器生产单位而言,都有可能难堪重负,有的在尝试新机器、新模式的过程中,甚至滑向了破产的边缘。景德镇在长达千年的制瓷史上,依赖各业细密的分工合作,是当地瓷业成功的路径依赖之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十帮九会”式的制瓷组织模式,使景德镇瓷业难以摆脱行业分割局面,不能形成庞大的资本积累。清末以来,制瓷者在兴盛时期虽有数千户,而其资本额大多只有两三千元,甚至常要等待瓷商预付款项或钱庄借贷现金,才能维持正常生产。1940年的一项统计表明,景德镇总计1400多制瓷户,资本总额仅150多万元,还不及欧洲一个大型工厂的资本规模。另一方面,由于传统工艺落后和材质的昂贵,尤其是工艺人才的高昂薪酬,也使景德镇制瓷业每况愈下。在一些诸如彩绘、颜料、式样、贴花等方面,从成本和时尚等方面考虑,则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技艺和风格。光绪末年,外人销颜料于景德镇,又传授洋彩画法,嗣后洋料、洋彩等迅速盛行。如绘画原料,过去纯为国产,渐被洋料替代;再如描金,往昔多用金粉,渐被外国水金替代。表面上看,这些“舶来品”的售价往往高于本国产品,但若与传统工艺的低效产出相比,其生产成本至为低廉。因此,粉彩颜料虽然价廉耐用,却难免被洋彩排挤乃至替代。制瓷机器难获采用的另一个原因,是手工制瓷的成本低于机器制瓷的成本。因为普通工人的工价低廉,所以许多厂家愿意采用原有的手工制瓷技术。这导致了一种反现代化的异常现象:即利用手工制瓷反而更能维持既有生产格局。在民国中后期,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许多瓷店甚至大量使用兼业女工,她们的工作大半是按固定花样画粗件,如普通的红花菜碗、蝴蝶花碗之类,每日酬劳不过一角左右。特别是景德镇有一批技术高超的工人。许多画工不但作画迅速,并且能够一手执瓷器,一手执笔,悬空描画;许多捏坯工人,技巧精湛,不用模型,笑谈间,徒手即能捏成惟妙惟肖的人物与动物造型。(https://www.daowen.com)

正是依赖上述历经千年的独特工艺的传承,景德镇瓷业在“洋瓷”吞噬瓷业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仍能维持一定规模的生产与销售数量。在国人皆曰景德镇瓷器“衰落”的民国时期,景德镇依然保持着全国瓷业中心的地位。以1930年为例,全国瓷器出口,仍以九江数量最多,其次才是上海和汕头。但是,这种仅仅依赖手工业性质的生产方式,终究比不过机械化、大批量生产所形成带来的规模效益,难逃被迅速淘汰出局的厄运。

再看江右商帮在纸业市场的窘态。江西与福建、浙江、湖南、四川等省,均为中国传统的手工纸的重要产区。江西奠定全国制纸中心的行业地位,始于明代永乐年间,官府在江西西山设官局造纸。倚官纸局督造之重,江西纸蜚声全国。明清时期江西纸业的总体产量,现在已难考证。但生产繁荣、购销两旺的状况,在此时的诸多史料中时有所见。尤其晚清开埠以来,市场对纸张的需求旺盛,尤其是北方纸业市场的兴起,推动了江西半数以上县域纸业发展。江西纸业生产,除了满足长江中下游市场需求外,还经江浙两省的市场网发售至北方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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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连四纸手工工艺及成品

至19世纪90年代末期,经营赣纸生意仍然是江右商帮赢利状况较佳的一个行业。科举制下的乡试时间,是影响纸张价格的重要因素。1901年的一则工商信息反映,江西所产各色纸张自去岁以来,价格日涨一日,较之往年已涨半倍,原因即在于乡试将近,各处纷纷往购,后来又忽然谣传乡试延期举行,各帮遂相率停止,各行货如山积,都愿抛盘求售,故而价格松动,不至再有提涨之势。1905年科举制被正式废除后,传统的手工纸不再作为印刷考试用书的必备之物,江西商人随之开始丧失这一市场。春季原本是纸张销售的旺季,但1905年上海《申报》的一则消息显示:赣纸自上年滞销后,至今竟无人过问。江西著名商埠河口镇所产的连四纸洁白光滑,在科举未停以前,为印书最上之品,因而所有石印之缩本书籍,皆悉取材于此,行销颇广,从事连四纸贩运的商贩无不获利。随着科举的停废,应试书籍不再畅销。新出的学堂课本等书,又都改用洋纸,导致连四纸逐渐出现销滞行情。纸张销售行情低落,纸业经营者无不亏折,而纸槽也停歇不少。此后,尽管新式教育所培养的知识分子数量,远远超过之前的士绅阶层,中国社会对于报刊书籍等新式媒介的需求,也远远超过之前对科举考试用书的需求,社会对手工纸张的需求,却再也难以恢复到往日的水平。

江右商帮经营纸业生意的最大危机,与瓷业一样来源于机器生产,实质上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在工业化纸业面前的败退。近代以来,文化用纸市场增长速度最快,但由于手工纸难以适应机械印刷对于纸张的要求,因此江右商帮的传统手工制纸者,面对机制纸不断挤占市场,只有无奈与叹息。有识者指出,连四纸和毛边纸的上等品,虽细嫩洁白,但过于柔软,不适宜机械上印刷。在用纸需求巨大的近代印刷业中,手工纸基本上没有市场地位。除少数珍贵书籍,仍用连四纸及毛边纸外,大部分印刷品都被洋纸替代,就算是日常包裹所用的表芯纸,老百姓也逐渐改用“舶来”的牛皮纸。牛皮纸在包装用纸市场对传统纸业的冲击,在清光绪时已显露端倪。至此,江右商帮只能在传统市场领域,惨淡经营着一块“小众市场”。如在传统文化和毛笔书写习惯仍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文化领域,如绘画、对联、账簿、民间仪式用纸等市场领域,勉强维持其市场地位。还有那些仅供本地迷信活动用纸,因为现代制纸企业不屑生产的产品,还保持着原有的市场份额。但总体上看,手工纸在机制纸的冲击下,已经在市场无足轻重了。

机制纸与手工纸的此涨彼消过程,是工业化浪潮中,手工式、作坊式生产方式的衰退过程,是商品生产中知识与技术逐步走向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它预示着封建生产力衰竭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勃兴的大趋势,也为江右商帮式微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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