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宫文化中的官本位意识,使江右商帮轻视商业热衷仕途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万寿宫文化中的官本位意识,使江右商帮轻视商业热衷仕途

图示

南昌东湖状元桥

唐宋以来科举文化的鼎盛,曾给江西带来数个世纪的骄傲,但也使江西人重功名、轻工商的观念根深蒂固。赣人大都秉持“农耕致富、诗书传家”的古训,因而重读书致仕,而轻从商获利。这就使得江右商帮把经商看作是不得已的选择,把入仕当作崇高的追求,因而“轻商尊士,崇尚仕途”,也就成为江右商人极为普遍的价值取向。小有积累的江右商人一旦摆脱贫困,稍有余裕,便喜欢将资金投放在举业上,希望自己或子孙步入仕途,光耀门楣。临川人李诞辰,靠经营盐业成为商界富翁,后入仕为官,最后做到两江盐督。南昌县三江镇人蔡星翘因家境窘迫而抛书就商,与兄弟合伙在省城南昌开设金银店,多次在经商期间参加科考,终于在光绪己丑年(1889)得中秀才,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丰城人李钟喆,渴望科举功名,但却屡试不第,而家道又日渐衰弱,于是让两个儿子到湖北做生意。等儿子赚了不少钱后,他便用钱买了个文林郎的官,又让孙子读书中了进士,这才圆了毕生的心愿。明朝丰城商人郭俊,“尝行吴越间,至饶裕”,儿子郭锦随其从商,郭俊要其“改往业儒”,但“就试有司”,连续多次没有考取。于是郭俊要其孙子郭希颜继续攻读科举,终于进士及第,入翰林为庶吉士。明清两朝的江右商帮中,这种为官而商,先商后官,把经商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和社会阶层突破的敲门砖,以实现“曲线科举入仕”的人,几乎随处可见。特别在清朝,由于“捐纳”盛行,商民向朝廷报效银两即可获得功名或官职,许多江西商人都愿意花数百上千两银子,为自己或子弟捐个空头官衔,借以改变家族地位。前述在四川自贡经营盐业的江右商人胡元海家族,发展到第三代胡念祖时,耗费巨资为家族成员捐官,仅为其一个侄子捐个中书员外郎就花去银子7000两。为了攀龙附凤,谋个一官半职,他的侄子胡孝先等三人在京城三年不归,光请客送礼就耗去银子10万辆。截至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清代,资本并不雄厚的江西以捐钱为手段而获得的国子监监生名额,竟居全国首位。(https://www.daowen.com)

与此相反,也有一部分江右商人不是由商而官,而是弃儒从商。这一方面是家境所迫,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从商,仕途实在太难,“士成功十之一,贾而成功十之九”。巨大的反差使部分人放弃学业功名而走上经商之路。新城县(今黎川)人陈以汧,“困诸生三十年,贫甚”,终命其子陈世爵经商,“贸迁于吴、楚、闽、越、燕、齐、赵、魏间,积赀巨万,成当地首富”。清江县人聂如高,少时跟随老师学习,非常刻苦,每天鸡叫就起床读书,本想通过科举登第入仕。但因家庭困难,只好外出经商,先后辗转于萍乡、湖北等地从事药材贸易,创建“万泰”商号。“不数年,利赀颇厚”,成了著名药商。吉水县人周松冈,年轻时父亲去世,剩下母亲和兄弟姐妹,生活难以为继,于是中断学业,独身前往湖北汉川从事借贷经营,获利丰厚并将之寄回家,支持兄弟完成学业,以及作为弟妹的婚嫁资财等。也有科场失败转而从商的。南城人孔昭文,年少时跟着父亲读书,“长游于太学”,但因屡考不第,便羞于回到家乡,转而赴燕、楚、吴、越等地经商。上述这些人士,看起来走的是一条与科举仕途相反的路子。其实,这些人最初都是儒子,本意也是想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只是因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转向经商做生意。在他们内心深处,还是被“官本位”思想占据着。所以,由商入宦与弃儒从商,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据有关资料,在江西商人中,由商入宦和弃学从商的,占了20%左右。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些人头脑中“士农工商”的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虽为商贾,却缺乏健全的商业人格意识,自己看不起自己,因而也就很难把生意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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