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宫文化中的孝悌观念,禁锢了江右商帮扩张的脚步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万寿宫文化中的孝悌观念,禁锢了江右商帮扩张的脚步

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许逊以“忠孝神仙”流传于世,忠孝节义是万寿宫文化的重要元素。江右商人受此文化的影响,多数尊奉孝悌观念。这种观念一方面使江右商人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但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外出经商的过程中牵挂甚多,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商业经营活动,由此阻碍了其事业发展的步伐。

《论语·里仁》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种“父母在,不远游”的孝亲观念,对江右商人外出经商的行为,无疑会产生一定的束缚。洪武、永乐年间的泰和县文人王直,在一篇文章中谈道:泰和商人“不忌远游”“小民或转货于江湖,留鬻于市区,营什一之利,以养父母育妻孥”。新城县(今黎川县),从明朝后期开始,商业已经较为发达,江西的大米、福建的私盐,多经此地中转贸易,然而当地仍有许多商人不愿远行。清朝鲁仕骥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惮于弃父母妻子”。[20]武宁县商人柯性刚精于医术,兼营药材,有人劝其走川下广,他却拒绝说“吾舍母,吾早以技致富矣”,卒不往,以清贫终。广丰县人吕以埘负贩在家,有人劝其远出,可获重赀,但他笑曰“母心所乐,不在厚利也”,终至家事平平。[21]玉山县商人王长发经商数年,略有积蓄。但因母亲年事已高,便弃商回家,终日陪伴照顾,“念母老,不复出,朝夕视善,母子甚慰”。这些都是江右商帮“父母在,不远游”的典型例子。

图示

白鹭洲书院     (肖骥楠供图)(https://www.daowen.com)

清人王骥记载,会昌县一位小商人在眷念父母与外出谋生之间的两难心态。这个会昌人名叫曾汉茂,兄弟六人,汉茂居长,初以农作为业,旋因人口增多,家庭生活窘迫,故欲外出经商谋生,又恐母老无侍,终日以家事为忧,难以抉择。后托“神告”,“信神明之示以生路”,“爰向邻人借贷钱本,做豆生意,朝夕往来村圩间,得时与母相见,而仰事之资更充然有余。越数年,家业渐起”[22]。其实,曾汉茂还算幸运的。有些江右商人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吉水县的一位刘姓商人,远贾汉口、九江间,“闻母丧,弃赀而奔”,其后家益贫;丰城徐文豹,父早殁,家无恒产,母命贩湘楚间,后母病故,亦千里弃资而归。[23]这些江右商人想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非但要有赴外闯荡的胆识和勇气,还要承担良心上或社会上的道德压力。这种符合儒家礼法、但却违背商业常理的从商行为,无疑成为明清时期江右商帮规模难以不断扩大的重要阻碍,也是近代以后江右商帮趋于衰落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孝悌观念还影响着江右商人的投资理念。由于江右商人的资本来源主要是乡邻、族人的借贷和家庭成员的资助。在“尊祖敬宗”“报本追远”等忠孝观念影响下,许多江右商人经商一旦稍有余资,首先不是将其用于扩大再投资,而是主要用于回报家族亲友,赡养家庭。如果盈余较丰,则会更多地投入于地方上的家族公益事业。明末南丰县人胡福昌,因贫与弟弟往湖北、福建、广东等地经商,日渐富裕,兄弟每次商议时都说:安家之后不能忘记贫穷卑微的那些人,应当毫无保留地将资产拿出来修祖祠,扩大祭产,帮人收敛暴露无遗的尸骸,修桥梁、道路、堤防。清嘉庆年间的广昌县人邱显宗,家境清贫,外出经商以资家用。他经商致富后,不忘尊祖敬宗,凡遇有祖宗祀产之事,无不竭力维持,甚至极力扩充,亲朋邻里有婚而未娶、丧而未葬之事,也均解囊相助。宜丰县人张炳蔚,不过是一个小商贩,却把自己辛苦购置的数十亩田,全部用来资助亲族中的老人。类似这样的孝义之举,无疑是站在道德的高点。但从扩大商业资本积累,实现主营业务扩展,从小商贩成长为大商贾的角度来看,又是十分有害的。类似的孝义之举,在明清时期的江西地方志中俯拾皆是。这深刻地体现了江右商帮对孝悌观念的普遍遵从,一方面具有传承中华美德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严重地制约了江右商人拓展事业的雄心与视野,成为江西的商业资本难以汇聚、商帮规模难以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一项对明清时期江西临川、东乡、金溪、崇仁、新城、丰城6县商人资本流向抽样分析,所列商人69位,投资109项,这些投资共分为三大类:社会型投资占比高达77.1%,主要包括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荒,办学助读,建桥修路以及捐粮助饷等;生活性投资占比21.1%,主要包括赡养家人、资助亲友等。而生产性投资仅占1.8%。[24]由此可以看出,江右商人的投资,大部分是以家族或家庭为受益对象。在明清时期的江西,建祠修谱、置族产族田、办学助读等家族事务,几乎成为江右商人必须承担的义务。这些与家族相关的社会公益活动,致使许多江右商人耗费大量资本,甚至被弄得“囊无余资”。此外,家族或家庭内部的家产分析,也使江西商人的资本难以聚拢扩大,甚至反而不断趋于资本萎缩的非常状态。总之,生产性投资占比极小的资本流向格局和家产分析的传统习俗,使得江右商帮的经营活动,长期停留在小本经营、小打小闹的规模上,长期停留在资本分散、本小利微的初级发展阶段,无法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

反观晚清时期的洞庭商帮,却在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之后,不是投资买地、建房、修宗祠,而是把资金投向工业领域,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创办纺织等实业,由此产生了一批资本家。还有广东商帮和福建商帮,在鸦片战争后,有不少奔赴海外投资办厂,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成为颇有实力和名望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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