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宫文化中的“谨”,消磨了江右商帮的开拓精神
商业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冒险精神。一味求稳怕乱,谨小慎微,不敢冒险,要干出一番大事,那是异想天开。万寿宫文化强调“谨而勿失”的修身准则,追求“宽则得众”“忍则安舒”的精神境界,使江右商人容易养成息事宁人、以和为贵的处世方式和商业伦理,由此缺乏创业的闯劲和开拓精神。
江右商人成长于山区的生存环境,受儒、道文化的双重影响,原本就有谨小慎微、担忧冒险的守势性格。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多数显得过于慎重,甚至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不敢尝试新行业、新领地、新方式,这就使自己的生意难以拓展空间。嘉靖《九江府志》记载:德化县的商人“经营惟在本土,不习散出四方”。同治《会昌县志》记载当地的商贾,“不善治生”“惮作远客”,“故资舟车以行其货者甚寡。如杉木为邑所产,康熙、雍正间,尚有运金陵以售者。近年木客,不过贩及省垣青山而止。粤东引盐,销售于瑞金、宁都、石城、于都、兴国,俱从本邑上游顺流泛舟。然售贩者,邑人仅十之二,闽粤之客十有八”。
江右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通常表现出稳妥谨慎的特点,往往不敢冒风险、投巨资去拓展商业领地。他们习惯于小本经营,开“夫妻店”“父子店”“兄弟店”“姐妹店”“亲戚店”居多,极少进行大手笔的合伙经营,当然也就很少有机会壮大其生意规模。(https://www.daowen.com)
江右商帮既不敢冒险做大商业规模,也不敢在经营方式上创新创造。曹随萧规,循规蹈矩,经营方式上几十年一贯制。也没能如山西商帮那样,摸索出较为先进的经营制度,如经理负责制、人身顶股制以及大号管小号的层级管理制度等,而是长时期地停留在负贩行商、家族互帮等初级经营状态。
江右商帮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经商过程中,宁愿自己破财荡产,也不愿告官滋事,以免累及声名和身家。实际上,江西一直延续到明代,都不乏好讼之风,但清代以后,随着江西在清廷的政治影响力减弱,江右商人普遍害怕打官司,甚至在己方有理的情形下,也主动选择退让。同治《新城县志》记载:该县商人邓兆龄,“尝置产,某绅居间,为所绐,空费千金。或劝之讼,辞曰‘吾但破钞而已,讼即累某绅名也’”。同邑的涂肇新晚年家居,不轻易出,“尝付巨金与伙某往吴营贩。某荡其资,买二妾回。或嗾肇新械某送官。新笑曰‘彼虽不义,但取我财,而致彼败名丧命,何忍乎?’竟置不理。”其后,复“有闽盐商某逋负巨万,诸索者邀新”,肇新复居间为闽商排解调停。这些都是宁愿自己荡产破财,也不愿告官滋事、但求息事宁人的典型例子。此外,贷不责偿、焚券还质等例子,在江西商人中也时有所见。他们这样做,很多时候是出于“无为后人留争端”的意识和目的。正是这种以道德仁义服人的观念,使清代的江西商人不愿意因经济纠纷而与人对簿公堂。
随着江右商帮在近代的衰落,万寿宫文化也失去了最鲜活的传承。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江右商帮淡出江湖,万寿宫文化光环也淡出公众视野。明代江西会馆在北京占全部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但到了清光绪年间,这一比重竟然下降到12%。万寿宫的衰退,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