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不宽,缺乏战略眼光
江右商帮是全国较早兴起的商帮,因而在许多行业拥有先发优势。明代中期,江右商帮就在广东、湖南、湖北乃至广阔的西南地区,形成了分布广泛、实力较强的两大产业,一个是近世被称为金融业的放贷业,一个是近代工业起飞必不可缺的采矿业。
先看放贷业。从史料记载来看,明代江西商人的放贷生意几乎遍及南方各省,甚至远至河南地区。明朝在外省为官多年的江西吉安人郭子章,就说江西商人“挟子母钱,入虔入粤,逐什一之利”。明嘉靖曾任礼部尚书的广东地方名士霍韬,也在《渭厓文集》中记述:“江西人多在地方放债。”明成化、弘治时编纂的《皇明条法事类纂》中记载,江西商人在云南“遍布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在湖南、湖北、广西等地,江西商人也多以放贷谋利。直至清朝晚期,江西商人仍是当地放贷业、钱庄业的主力军。
再看采矿业。明清时代,云贵地区的采矿业甲于全国,而江西商人正是当地采矿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江西商人在西南地区采矿业的优势地位,自明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中期。清乾隆九年(1744),江西巡抚陈宏谋在《请开广信封禁并玉山铅矿疏》中说:“云贵各省矿厂甚多,历无厂徒生事之处,近者广东亦复开厂;而各省矿厂,大半皆江西之人。”[25]江右商人在云贵的开矿规模由此可见一斑。(https://www.daowen.com)
但令人叹息的是,江西商人在这两大行业都未能进化到现代形态,就莫名其妙地从经济舞台上消失了。江西商人在放贷业显然不如晋商,后者将中国古老的放贷事业,经营成了依托国家财政、遍布全国各地的票号网络,赚足了清朝官商的银子,创造了传统钱业的奇迹。江西商人没能在山西票号陷入经营困境的时候,敏锐地引入现代银行业的金融理念,重塑传统放贷业的经营方式,从而启动从放贷业向金融业的华丽转型。只顾眼前蝇头小利的经营理念,再加上固守利上加利的经营方式,这些都明显地限制了江右商人在放贷业的眼光,使他们长期墨守成规,甚而背负道德上的骂名,直至退出市场。
同样,江西商人在采矿业也缺乏长远眼光。他们在云南、贵州等矿业大省坚守采矿业长达数百年,但却只知日复一日地利用已有的技术赚取微利,从未设法从根本上化解传统矿业发展的瓶颈难题——采矿效率低和长途运输困难。洋务运动后,一些有远见、有谋略的商家,审时度势,再造商业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链接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成就了当时一些“巨无霸”企业,引领中国制造业一代新风。近代采矿机械、技术和铁路逐渐被引入中国后,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官绅都掀起了一阵阵实业潮,而江西商人却在南北各省大兴矿业的工业化时代,几乎与新矿业、新机械、新技术绝缘,历史机遇就这样与他们擦肩而过。小商人的眼光、实力和格局,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拖住了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脚步,使他们成了资本主义金融业、工矿业大发展时代来临的过渡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