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聪明,缺乏大格局
江西的地形就像一个大盆地,四周几乎都被高山包围着,“东面的武夷山隔断了通往闽浙的商道,南面的大庾岭阻挡了广东吹来的海风,西面的罗霄山挡住了三湘的英武之气,东北面的怀玉山和西北面的幕阜山则像两只钳脚一样夹峙着,仅给江西的北部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豁口”。[28]或许是这种被四围高山遮住了视线的盆地地形,使江西商人在潜意识中具有一种“盆地意识”,而缺乏大格局。
江西人聪明,不仅体现在科举文化、书院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成就,从一些名扬天下的特产中也可以看出。景德镇的瓷器,以其“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而誉满天下;萍乡、万载盛产爆竹烟花,故有“花炮之乡”的美誉;樟树的药材供应全国各地,“药都”的美名远播四方……诸如此类的特产及其工艺技巧,以及各种各样的经商智慧,既成就了明清时期江西商人的商业版图,也证明了江西人自古以来的聪明才智。
但如前所述,江西商人在省内外的经商过程中,却又经常表现出有小聪明、无大格局的性格特点。这一点在“江西多讼师”的文化传承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江西好讼之风,从唐后期就开始了,到宋明两朝达到鼎盛状态。明初朝廷以重典治天下,曾多次发布命令,斥责江西等地民众“多好争讼,不遵法度”。然而,江右商人似乎并未感受到朝廷打击“讼风”的严厉性,依然执着于通过争讼的方式捍卫利益。明成化十年(1474),刑部题本说,“江西人民”携带火药、布匹等物,至四川交易铜铁,屡起词讼,要求江西、西南各省对此严加盘查。明万历年间王士性任云南腾冲兵备道,屡屡受理江西人特别是抚州商人的案子,却发现其中多有欺诈,一怒之下出手禁令:以后凡抚州人的案子概不受理。好讼之风,不但影响着朝廷对江西民风的看法,而且恶化了江右商人同当地社会的关系,可谓得不偿失。方志远教授比较“讼风最甚”的浙江、江西两省后认为:“绍兴是师爷,江西是讼师,讼师是被官府所打击的,师爷则是依附官府。这表现出当时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文化精神的不同:绍兴师爷更多于投机取巧,而江西‘讼师’更多于桀骜不驯;讼师在官府看来是刁民,师爷则是官府体制内的人物。”[29]“讼师”与“师爷”仅一字之差,却典型地反映了江西人在处世智慧上的短视性,由此又悲哀地揭示了江右商帮的历史命运。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牵动圣听的重大事件——湘潭土客仇杀,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江西商人有小聪明、无大格局。湘潭是湘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又是联结汉口和广州的经济枢纽和商业重镇,因而也是江右商帮在湖南的经营中心之一。清初以来,江西商人在湖南大县湘潭的商场上,占据着绝对的强势地位。他们把持了湘潭城的青靛转销生意,还经营盐、茶以及绸缎、布匹、棉花、药材、纸张、京广货物、竹木等项贸易,并在当地陆续建立了为数众多的会馆和公所,其中就包括嘉庆土客仇杀事件的发生地点——江西客商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的万寿宫,又称许旌阳祠、江西会馆。光绪《湘潭县志》记载:当年五月,江西戏班先是在火神祠“操土音”演戏,结果被当地人“哗笑”,后来又在万寿宫演戏,当地人“复聚哄之”。随后,“俗尚气节”的江西商人在万寿宫故意设剧引诱观者,再闭门举械“杀数十人,乘墙倾糜粥以拒救者”。当时流言四起,当地人甚至谣传江西人在万寿宫“燔油烹人”,并传说有妖僧画符,砍土民之首,以其颈血遍洒符纸,烧符入酒共饮,然后殴斗。这场土客大仇杀事件不断升级,湘潭县人“闭城罢市,械斗兼旬”,竟欲尽杀江西商客,甚至传说当地人令所有过往商客说“六百六十六”,凡不类湘音即杀之。嘉庆皇帝闻讯后大惊,为查清事件真相和平息土客仇杀,先后下达11道谕令,并调离了原籍江西的湖南巡抚吴邦庆,另委旗人大员兼任湖南巡抚查办此事。嘉庆湘潭土客仇杀事件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却影响深远,“江西会馆斗殴之后,贸易顿减,久之渐兴而难复旧”;“土客相仇,江西客商亦谙不得意几五十年,军兴乃始和睦”。[30]江西商人在火神祠、万寿宫等公共场所请戏班演戏,原本是既敦睦乡谊又促进当地社会认同的善意行为,即使遭受了当地人对“操土音”的嘲笑,其实也并非没有办法化解这种尴尬,结果却耍小聪明诱杀当地人,最后闹到朝廷动怒、土客仇杀的严重地步。这实在是因小失大、意气用事的深刻教训。
此外,由于江右商帮绝大多数是草根出身,缺乏官府的权力背景,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发展。而晋商却不是这样。他们依靠清朝朝廷的支持,握有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的特权,因而涌现了一批票号金融寡头。同样,徽商也是依靠清朝权力的背景发展起来的。乾隆多次南巡,两淮的徽州盐商均捐出百万以上银两,承办南巡差务。乾隆几次为其生母举办寿庆,徽州盐商都耗资数十万两银子,在京华装饰街景,装扮市容。但江右商帮因为缺少过硬权力靠山,不仅很难得到“红顶子”官员的照顾和庇护,而且很容易成为朝廷和地方政府压榨的对象。特别是到了清朝后期,江西籍官员基本退出了朝廷,这种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这是江右商帮生意始终难以做大以至逐渐衰弱的重要原因。
江右商帮虽然总体人数很多,但大多由小商小贾组成,资本和实力都很有限,加上江右商帮自身又背负着较为沉重的道德压力。在明清时期公共商业场所尚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下,江右商帮与万寿宫文化的交融式发展,确实是江右商帮做大生意圈和融入地方社会的一种成功商业途径。但当西方现代工商业进入中国后,商业与休闲相融合的百货大楼式商业运营模式逐渐流行,江右商帮和万寿宫文化由此不可避免地同步遭受冲击。在手工业与现代工业、传统商业与现代商业对抗的这场跨时代商战中,江右商帮显得猝不及防,几乎没有做好准备就已败下阵来。作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随着江右商帮在市场竞争中的逐渐衰落,万寿宫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也不断削弱。
【注释】
[1]方志远、孙莉莉:《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页。
[3]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5页;方志远等:《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4]方志远等:《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5]邵鸿、江冰:《赣人·赣土·赣魂——赣文化溯源与展望》,南昌大学赣文化研究所编:《赣文化研究》(1),1994年印(内部交流),第85页。
[6]万振凡:《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7]黄志繁、杨金鹏:《太平天国战争后地方社会重建困境与近代江西经济衰落——以人口、捐输与厘金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8]华桐等主编:《江西省财政志》(《江西省志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9]皮明庥:《武汉革命史迹要览》,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10]陈文华、陈荣华主编:《江西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11]东亚同文会编纂局:《支那经济全书》第七辑,东亚同文会发行,明治四十一年(1908),第158—167页。
[12]李哲濬、景学铃:《中国商业地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https://www.daowen.com)
[13][日]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省别全志》第十五卷,大正七年(1918),第1035页。
[14]廖声丰:《清代赣关税收的变化与大庾岭商路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
[15]赵树贵、汪叔子:《近代江西经济落后的历史反思》,《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16]温锐:《背离与错位——近代江西衰落原因的再认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7]钟起煌主编:《江西通史·晚清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8]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近代前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参见谢力军、张鲁萍:《浅析江右商帮的没落》,《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0]江右集团、南昌大学编:《江右商帮》,宁波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21]江西省工商业联合会等编:《赣商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页。
[22]方志远、黄瑞卿:《江右商的社会构成及经营方式——明清江西商人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3]江右集团、南昌大学编:《江右商帮》,宁波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24]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03—414页。
[25]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0页。
[26]庞振宇:《赣商文化导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304页。
[27]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杭州市茶文化研究会编:《杭州茶趣》,杭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页。
[28]刘上洋:《江西老表》,中国文学年鉴社编:《中国文学年鉴·2012》,中国文学年鉴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
[29]方志远、胡平:《一段历史、一方水土与一方人——走进明朝的江西》,载徐南铁主编:《粤海风文丛:守望与守护》,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30]光绪《湘潭县志》卷11《货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