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国的纸币

二、金国的纸币

终有金一代，始终处于钱币短缺的状态中。所幸金国最大的对手，也是最大的邻国和最崇仰的文化老师宋国，已经发明了一种可以替代铜币的流通工具——纸币。金国并非不想铸造铜钱，由于资源的缺乏，金国在开铸铜钱之前，已经开始使用纸币。

世宗南京路交钞

金国的纸币最初起源于海陵王亮贞元年间，原是为收缴盐税的钞引。金人尚未入主中原时，人少而分散，南部人吃海盐，北部在今黑龙江地区肇州（今大庆市肇源县）、原辽人故地临潢北（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等地都有盐湖，管理松散，只稍稍收税，足供人利用即可。金太宗灭北宋，不但中原大片土地和众多人口都归于大金，山东（今山东，稍涉河北东部及江苏北部）、河东（今山西）等地都有重要的盐场，是宋朝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海陵王将都城从上京迁燕京时，户部尚书蔡松年建议以盐为政府财源。于是仿照宋朝的钞引法，也建立了金国的盐钞引制度。先是承袭原宋辽的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市）、滨州（今山东滨州市）、河东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西京（今山西大同市）等各产盐地的机构，仍设盐司管理。又乘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将榷货务也迁至中都。在中都设置尚书户部管辖的交钞库、印造钞引库。为防伪造，又设立制造专用钞纸的抄纸坊。命商人在各地盐司或在京榷货务缴纳铜钱，给以交钞。各地盐场凭交钞向商人发放食盐，任商人发卖。靠着这种专卖制度，金国既控制了境内的盐业，又将商人手中的铜钱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

正是看到了盐钞能够把民间钱币集中到户部的功能，而交钞本身并不署名，可以转让（但在盐场领盐还须有商人的经营许可证，即所谓“公据”），金国政府将交钞转变为一种流通工具——纸币。最初的纸币交钞是什么样子，文献绝少记载。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1170年，此时距金国初行交钞已十五六年），南宋派范成大出使金国，索要祖宗陵寝地（宋陵在今河南省巩义市境，时已陷于金国）。范成大回国后写成《揽辔录》记述出使情况，其中有路过旧都开封时见到“交钞所”的记录：

出西御廊门，过交钞处。交钞所者，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故效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钞文曰：“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即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许诸人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局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十五文。七年纳换，别给钱，以七十为百。伪造者斩，捕告者赏钱三百千。”前后有户部干当令使、干当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围画云鹤为饰焉。

由于金国纸币的早期文物（含钞版等相关实物）至今尚未发现，范成大的记述是金国纸币最早的原始记录。从这篇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尚书户部曾奏请在南京（今河南开封）设置机构发行交钞，得到尚书省的批复，遂置了交钞所，户部派驻了干当令使，所内设有交钞库，有干当官、库使、库副等管理人员[46]。

南京，即原北宋都城汴京，北宋亡后刘齐曾设都城于此。熙宗天眷年间，金宋双方在黄、淮之间反复争夺，至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双方达成和议，边界定于淮河一线，黄、淮之间归于金国，设立行台尚书省管辖，贞元元年（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海陵王改汴京为南京，黄淮之间改为南京路，地域大体相当于今河南省。沿淮河一线，金国设立了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河南邓州市）、颍州（今安徽阜阳市）、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和泗州（今江苏盱眙县）五个榷场[47]，与宋国开展正式贸易。除正式贸易以外，金宋之间的走私贸易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走私贸易不仅偷漏商税，而且含有大量战略物资，如北方的盐、兽筋角、马匹，南方的鳔胶等，都是军工原料，南方的书籍更是战略情报资源。因此，双方都严格禁止走私。铜钱更是双方争夺的重点，宋国严格禁止铜钱北流，当然禁是难于完全禁得住的；而金国则千方百计吸引宋国商人携铜北进。

依范成大所记，南京路之所以提议发行交钞，目的就是要求南北双方商人将手中铜钱换成交钞，以纸币交易。交易以后如有余钱要回程携带，则须到南京去兑现。交钞的面额是“一贯至三贯”，但不知是书写还是额定若干种面值。在兑现时须交纳每贯15文的“工墨钱”（大定二十三年即1183年改为8文），即成本费或是手续费。规定使用年限为7年，到时须缴旧换新。计值方式是以70文当100文，即“七十为百”。按《金史·食货志》，大定二十年（宋淳熙七年，1180年），朝廷按民间习惯统一规定为凡用钱以八十为百，但已是范成大使金10年以后了。

南京路所得铜钱多运赴黄河以北，既以宋国北来钱币作为金国国内钱币来源，也防止金国国内钱币南流，而纸币在黄河以北则不得流通。这种交钞的样式，范成大有文字记述，但至今未见实物，难以了解全貌。

章宗通行交钞

大定二十九年（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世宗崩，因为太子已薨，皇太孙璟柩前继位，是为章宗。章宗继位时已是20岁出头的青年，少年时学习儒家文化。自17岁上父亲薨后，世宗即以接班人方式培养他，令判大兴府事（大兴府，即今北京市区南部），不久又拜为尚书右丞相，实习政务。所以当璟即位时，他对国家事务已有自己的主见。

章宗即位的当年，即派人调查铸钱情况。当调查官员报告，冶铜、运输过程中官员贪腐百出；铸钱两监每岁得钱14万贯，而成本却达80万贯，章宗立即命将两个钱监停办。政府不再铸钱，而社会需流通工具，考虑到早在海陵时期已开始创设了交钞，遂决定整理交钞事宜，以代铸钱。

交钞最初只在南京路流通，并不过黄河以北。但是因为纸币便于长途行商，已经逐渐越过黄河，在河北流通开来。此时既已决定在金国内地推广行钞，遂在首都中都设置由户部直接管辖的“中都交钞库”，正式设置库使、库副等各级官员，将原南京路的一至三贯钞改为大、小两种。大钞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小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48]。原交钞7年的限制撤销，只是使用时久，纸币摩擦损坏的，可以纳旧换新。交钞在各地的发行，原则上可以随时兑现，但是兑现有地域限制。凡允许兑现的地方钞库，都在钞面上以文字注明，同时各地方也用骑缝方式加盖“合同印”。钞面上还有管理官员、各库管理吏员的花押。

交钞的发行，固然方便了行商，减轻了铜钱不足的压力。但是不多久，其弊端也显现出来。因为方便，政府对于交钞的发行，还没有认识到发行数量的控制问题。明昌三年（1192）五月，章宗也曾告诫尚书省“民间流转交钞，当限其数，毋令多于见钱也”。但到了明昌四年，交钞发行过多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八月，负责访察地方的提刑司报告：“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使民艰于流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用交钞发放官兵军饷，交钞有出无进，大量滞留社会，以致贬值。于是命陕西地方商税可以用钞交纳，“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之，若钱银数少，即全给交钞”。官兵的饷俸，除用钞、见钱外，也可以用绢、银抵半。若铜钱、白银实在缺乏，也可以全给交钞。

由于纸币贬值，铜钱难得，富豪之家开始囤积铜钱。为打击富家囤积铜钱，以提高纸币的币值，章宗曾采取一系列措施。明昌五年（1194），章宗下达限钱令，所有官民之家，留存见钱最多不得超过2万贯。凡有所余，必须购成实物。如有私存见钱，奴隶告发主人，免为良民；雇工告发雇主，超留全部没收，以十分之一赏告发人。承安二年（1197）十月，鼓励商人多用交钞买盐引，一贯可当作一贯一十文用；十二月又铸造了“承安宝货”（事见下节）。承安三年（1198），因为限钱令执行不力，改定为：亲王、公主、品官只许保留现有钱数的三分之一，百姓只许留存六分之一，其余限50日换购成实物。实际上，越是限钱，人们越是藏钱不出，泰和四年（1204），不得不取消限钱法。六年（1206），下令各路可以自行印制一贯以下的小钞，供民间与铜钱并行流通。地方各路小钞限定兑现地点，户部另行印制小钞，发放各地，与地方小钞并行。小钞实际成为不兑现纸币。由于货币屡变，民间意见甚大，章宗命“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https://www.daowen.com)

泰和七年（1207）五月，户部尚书高汝砺提议，主持订立了《钞法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订立专门的纸币法规。然而时运不济，北方蒙古民族已于前一年拥立了一个大汗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开始大规模南侵，留给金国整理纸币的时间已经不复存在。

金国晚期纸币

泰和八年（1208）十一月，章宗崩。章宗生前无子，崩逝时已无嫡兄弟。祖父世宗庶子众多，大多幼于章宗。但由于发生了两位叔父觊觎皇位的事件，章宗对叔父们颇生忌惮，只是对“柔弱鲜智能”的叔父卫王永济独加爱怜，故永济得继大位。

永济即位时，北方蒙古首领铁木真已经大会草原诸部，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早年与永济曾有一面之会，当时他向金朝缴纳岁币，代表金国接收的就是永济，而他对永济的印象十分不好。此时永济即皇帝位，派使者传诏告知蒙古，成吉思汗听使者说继位的是永济，啐了一口道：“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遂不将金国放在眼中，很快亲率蒙古兵南下攻金。

大安三年（1211），蒙古大军在野狐岭（今张家口市张北县）大败金军，乘势南下至浍河川（今张家口以西怀安县北洋河两岸）。永济不得不调集金军主力，号称40万大军，与蒙军决战。为维持这“40万”大军的军需、犒赏，金国朝廷加紧印刷，仅交钞就装运了大车84辆。这84车纸币运到前线，仍不能赢得战场的胜利。金军再次大败，蒙军突破居庸关，直逼中都城下。撒在军中的这84车纸币又由此撒向市场，以致“交钞之轻几不能市易矣”。

永济性既庸懦，难于驾驭武臣贵族。至宁元年（1213），因兵败免职的原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右副元帅胡沙虎惧怕追责，发动政变，攻入皇宫，弑永济。另立永济的一个侄儿、章宗的庶兄珣为帝，是为宣宗，当年改元贞祐。胡沙虎把持国政，逼迫宣宗降封永济，直至胡沙虎死后，才又追复永济卫王，谥绍，仍不能认其为帝，史称卫绍王。

宣宗由权臣拥立，即为权臣所控制。为打退迫近中都的蒙军，宣宗调来曾大败宋军的镇州（今北京延庆区旧县镇）防御使术虎高琪，升为元帅右监军，期望他击退蒙军。岂知术虎高琪两战皆大败，又害怕因战败而受到把持国政的胡沙虎的责罚，回京后干脆率兵包围胡沙虎宅第，杀了胡沙虎。宣宗又不敢处理擅杀大臣的术虎高琪，反而命其为左副元帅、平章政事，成为宰相，术虎高琪成为又一个控制朝政的权臣。

面对咄咄逼近的蒙古，宣宗以答应献五百童男童女、三千绣衣、三千御马，并献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给大汗为条件，换得成吉思汗退兵。经此一役，金国的军事力量元气大伤。宣宗不思奋起，反而于贞祐二年（1214）五月迁都南京（原北宋都城汴京）。此时因为纸币在社会上的膨胀，以钞计价已十分低下。按贞祐三年河东宣抚使胥鼎的说法，“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也就是交钞至少贬值了1000倍，以致市面无法流通。为使交钞能够流通，宣宗先是增加了币种，新增二十贯至百贯面额的交钞，继而又印造了二百贯至一千贯的面额。

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胥鼎的意见是“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物重，即物价很高，纸币币值过低，是由于缺乏纸币的回笼渠道，这无疑是正确的。他所提议的对策却是：“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他以为，把铜钱禁掉，社会只用纸币，物价自然会平稳。金宣宗居然采纳了他的意见，结果却是，社会富户在限钱期间私藏大量铜钱，一朝废除，纸币又不值钱，百姓纷纷破产，社会上称之为“坐化”。商人们乘机收购铜钱，载运而南，宣宗也不加禁止。宋朝在铜钱长期外流以后，竟得到了一个铜钱回流的机会。

宣宗既改货币为纯纸币制度，由于此前纸币过度贬值，市场流通的钞面额多须以千、万计。群臣商议的结果，须发行一种新钞，以便流通。于是贞祐三年（1215）七月改发交钞为“贞祐宝券”。贞祐宝券有几种面值，史籍不载。从已发现的文物看，至少有伍贯、伍拾贯两种，而且钞面上注明发行、流通地域。按交钞流通时的制度，凡交钞发行，准许全国流通，但只得在钞面注明的地区可以兑现铜钱。各地交钞库的库副负责在收兑的交钞上加盖地名骑缝章，以示收讫。现在既已禁止铜钱，则贞祐宝券成为分区流通的纸币，所以贞祐宝券不再另行加盖骑缝章，而是干脆直接把骑缝章铸在钞版上。为保证京师物价平稳，朝廷下令，市场物价每月一评估，公布最高价，不得越限。市场原本因纸币贬值而物价高昂，限定物价后，外路商人不敢入京，市面物资短缺，物价更难以控制。

金朝南迁后，蒙古很快重来，占领了中都，北方地区基本沦为蒙古的范围。朝廷中因兵败而攻杀胡沙虎的术虎高琪秉持国政，因为感到国土日蹙，又鼓动宣宗南下，以侵宋来扩展领地。北有蒙古不断南掠，又欲向南开疆，术虎高琪于贞祐四年（1216）八月为军费向宣宗奏道：“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值数钱，随造随尽……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宣宗起初并不同意，召集百官议论。官员们各执一词，讨论一个多月不能决定。最后格于形势，宣宗还是启用了一种新钞，名“贞祐通宝”，不过发行“贞祐通宝”时，已改元兴定，于元年二月正式出炉，按1∶1000的比价与贞祐宝券同时流通。

金国南侵并不成功，北方蒙古不断南下，朝政为术虎高琪把持，民间反叛、起义不断，金国的货币已无重整的可能。宣宗已感到术虎高琪专权不法，兴定三年（1219），金宣宗找个术虎高琪的错失把他杀了。但是杀一个高琪已无法挽救腐败的大金朝政。兴定五年（1221），大臣又建议：“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宜复更造‘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并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元光元年（1222），兴定宝泉出台。兴定宝泉也不能救通宝，元光二年（1223）又出台了一种“元光重宝”，接着用绫印制“元光珍货”，与银并行。

元光二年年底，宣宗崩，太子守绪继位，已是亡国之君，故史称哀宗。哀宗继位次年改元正大，正式宣布停止攻宋，全力抵御蒙古。此时正当蒙古军威大盛，正大四年（1227），蒙古灭西夏，随即大汗窝阔台转而正式发动灭金之战。天兴元年（1232），蒙古围汴京，金哀宗出逃，都城沦陷。二年六月，哀宗逃至蔡州（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坚守了半年。其间，为维持抗蒙军费，十月间印行了“天兴宝会”，以银为单位，面额一钱、二钱、三钱、四钱。然而此时的蒙古大军已不可抗拒，天兴宝会印行两个月后，蒙军即将攻破蔡城，哀宗传位于一个远支宗室承麟后自缢。蒙军随即攻入城内，承麟为乱军所杀，金亡。[49]

作者评述：金朝的纸币是从宋朝学习来的，其初衷只是为了吸引宋朝的铜钱和防止国内铜钱南流，因而起初仅布置在黄淮之间。其后终究由于铜少，以纸币权作国内铜钱流通的补充。金朝交钞胜于宋朝交钞之处在于它可用于全国流通（限地兑现），后来竟至使金国成为最早的纯纸币流通的国家（如不计后来有白银介入）。不过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出于主动，而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致举止失措所致。金朝的纸币是中国古代宋朝的纸币发端与元朝的纸币鼎盛之间的过渡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