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的铜钱

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当年年号为建炎，诏告天下，开始了南宋的历史。新帝登基的消息一出，河北、河东（今山西省）军民信心大增，纷纷打着“建炎”的名义出城截击北还的金军。赵构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官员任免、勤王兵马调配后，九月壬辰（初五），下诏“江、池、饶、建州所铸钱，以‘建炎通宝’为文”，开始了南宋的钱币铸造。

江南商业发达，此时宋朝最为重要的江（今河西九江）、池（今安徽池州）、饶（今江西鄱阳）、建（今福建建瓯）四钱监尚在宋朝管理之下，所以有此铸钱诏书。措置户部财用张悫又建议江南诸路用当三大钱。所谓当三大钱，即原徽宗时蔡京主持的“崇宁”“大观”当十大钱。当时因为民众反对，只在北方作当三，南方则停止行使。此时北方已遭兵燹，而南方钱币需求孔亟，故张悫有此建议。但是形势发展却不容这个新朝廷从容措置。

金军在挟徽、钦二帝北还途中，不断攻取两河（按指河东、河北）州郡。两河地区在金军南下的时候，钦宗曾命各州郡得便宜从事，原意是指望各地自行组织抵抗。然而大多数州郡官得此天宪，或只图自固，或弃城南走，奋起的义民没有统一指挥，所以金军此时乘机攻占，如俯拾遗物。赵构本没有在中原长期抗战的决心，两河之失使他决心南逃。赵构南逃，金军遂从陕西、河南、山东分路南下追击。四年间，赵构一路逃过长江，又逃至海上。金国的兀术大军则一路追击，到了长江又分兵两路。兀术自领一路追赶赵构，另一路西进至蕲春（今湖北省蕲春县）、黄州（今湖北黄冈），南下进入江西，深入直达袁州（今宜春）、吉州（今吉安）、抚州（今抚州），在洪州（今南昌）屠城，回军攻入湖南，又屠潭州（今长沙）。在金国大军压迫下，宋军望风披靡，鲜有像样的抵抗。金军毕竟来自北方，习于马战而不惯水网，在南方掳掠一番以后退去，而尾随金军回来的宋军再大肆劫掠一番，让各地遭受第二次浩劫。

绍兴二年（1132），赵构回到杭州；三年（1133），升杭州为临安府，意即临时行在。实际上，赵构已不再考虑规复中原，在临安大兴土木，修治宫室，建明堂，到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杭州，此后，南宋才渐渐稳定下来。赵构崩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在议谥的时候，有人竟提出为他称“祖”，赵构所持只是半壁江山，称祖究竟不妥。但他毕竟算宋朝的再造皇帝，最后定庙号高宗。

高宗初立年号建炎时，虽然命江、池、饶、建四钱监铸钱，但江、池、饶三监都在长江一线，遭金兵、宋兵反复蹂躏，已无法正常生产，只有福建的建州监还算稳定。四监中建州却是最小的一监，北宋时产量只相当于其他三监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因而建炎时期的实际铸量很低。4年后改元绍兴，以示中兴之意。绍兴长达32年，其间，经济逐渐恢复，铸钱才慢慢增加，但比之北宋，已大大缩水。江、池、饶、建四监，未历兵燹时年铸额尚有130余万贯，到绍兴初，实际已经全废。勉强兴复几个小钱监，年铸仅剩8万贯。以后期望增加到年铸50万贯，实际上每年往往只能达到十几万贯，到后来大约只有饶州永平监还在勉强维持铸钱。

铸额既低，铸钱成本必高，譬如绍兴初年，虔州（今江西赣州）、饶州铸钱，两年铸了20万贯，铸钱工本用了12万贯，另外管理官员、警卫军卒费用是23万贯，即花费35万贯，铸了20万贯。为满足社会需求，钱币又不得不铸，为减少成本，南宋历年铸钱都铸有不少折二钱，有时铸造折三钱，甚至当五钱，但仍然难以维持成本。故而整个南宋始终处于铜钱短缺的状态中。(https://www.daowen.com)

正是由于铸钱成本过高，钱监往往不愿多铸。到年终汇总呈报时，甚至用市场收罗的旧钱充数。为防止弊端，从淳熙七年（1180）起，又要求在钱币背面加铸年份。所以南宋铜钱的钱背又往往有数字。

南宋的城市经济较北宋更为发达，市民阶层发展迅猛。市民的钱币需求更多在小额零用。为维持城市钱币的供应，南宋政府曾出台禁止若干贯钱币携出城门的规定。为应付民间市面小额交易的需求，一些城市还出现了所谓“钱牌”的代用币。较早为人所知的是“临安府行用”铜钱牌，近几十年来，又有和州、江州、南康军等钱牌发现，材质有铜、有铅。有的是代铜钱行用，还有代纸币会子行用。但这些都是临时代用币，并不在国家正式货币体系内。

◆和州会子代用钱牌正、背
（凌忠民提供）

作者评述：南宋的铜钱流通范围基本仅限于长江以南、三峡以东的东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