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制度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货币制度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相当于我们的史前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具有大的墙垣城市的国家。只有城市拥有按宗教法设置的供人祭祀的地方守护神。诸侯理所当然的是城市的统治者。在大诸侯国的官方文献里,甚至以城市来指称“国家”,称之为“贵都”或“敝邑”。到了19世纪最后30年,苗族的彻底平定(1872)也是通过强制性的聚居(Synoikismus),即将苗人集体迁徙到城市中居住的办法实现的,这和古罗马在3世纪前采取的办法完全一样。事实上,中国行政部门所采取的税收政策极度有利于城市居民,而有损于广大的农村地区。[2]同样,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内陆贸易的场所,这对于满足广大地区的需求是不可缺少的。然而,由于农业生产重于一切,致使货币经济直到近代几乎达不到埃及托勒密王朝[3]时的发展水平。在这方面,货币制度——诚然,部分地可视为货币制度崩溃的结果——足以为证:铜钱和银锭——后者的铸印操纵在行会的手里——的汇兑率因时因地不断地发生变化。[4]

中国的货币制度兼有极古老的和明显的现代特征。[5]“财”这个字至今仍含有“贝”(贝壳)这个古老的意义。“硬币”一词,原意是“龟甲”。[6]直到1578年,云南(一个产矿的省份!)还以贝币为贡品。“布帛”(Pupe)据说在周代时就有,这种以丝绸当货币缴税的流通形式通行于各个时代。珍珠、宝石和锡在古代也具有货币的功能。就连那位篡位者王莽(从7年起)也曾徒劳地想要建立起一个以金、银、铜以及龟甲和贝壳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等级制。与此相反,根据一则不大可靠的记载,理性主义的帝国统一者秦始皇下令以铜和金来铸“圆的”硬币(镒与钱Y und Tsien),其他的交换或支付手段一律禁止,不过他的愿望同样没有得到实现。银作为铸币金属似乎要到晚一些的时候(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2世纪末)才出现,而银作为南方诸省的税收支付手段,要到1035年才出现。这无疑首先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造成的。金以往是砂金,铜的开采在技术上本来较为容易,可是,银的开采需要一整套独特的采矿技术。而中国人的采矿技术与铸币技术却一直停留在相当原始的阶段。传说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有钱币的铸造,实际上可能要晚一些,即从公元前9世纪起;大约在公元前200年,方有文字的记载。那时的钱币是浇铸的,而不是压制的。因此,很容易仿制。此外,它们的含量也不相同,甚至比欧洲17世纪的钱币含量的差异还要大(例如英国5先令的银币,其含量相差约10%)。有18枚同时于11世纪发行的中国铜币,根据比欧(Biot)的称量,其重量相差在2.70~4.08克之间。6枚于620年发行的铜币,其重量相差在2.50~4.39克之间。仅此而论,这些货币就不足以成为明确而可行的流通标准。黄金的储备,主要由于鞑靼人的劫掠所得而突然增加,但很快又低落下来。因此,金和银早就变得非常稀有,尽管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银矿还是很有开采价值的。[7]铜向来是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西方贵金属的流通量远比中国的大,这点,中国的编年史家,尤其是汉朝的史学家是非常熟悉的。庞大的运送贡物的丝绸商队(每年有大批这样的商队)将西方的黄金带入国内(罗马金币的发现便是这方面的证明),但是,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黄金的流入便中断了,直到蒙古帝国的时期,情况才有所好转。

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在墨西哥与秘鲁的银矿被开采之后,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那儿所产的银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中国,用以交换生丝、瓷器与茶叶。从以下的银与金的兑换率中,可见银价显然下跌:

1368年……4∶1 1574年……8∶1

1635年……10∶1 1737年……20∶1

1840年……18∶1 1850年……14∶1

1882年……18∶1

但是,银的贬值并没有妨碍它在和铜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由于对作为货币的银的需求量增加,银的价值上升,致使铜对银的比价下跌。采矿与铸币均是政府部门的经济特权[8]:在《周礼》中所提到的9个具有半传说性的官方部门中,就有一个是执掌铸币的。矿产的开采一部分靠政府摊派的徭役,[9]一部分靠私人,但是所产的矿物则由政府垄断收买。将铜运往北京铸造局的高昂运费——铸造局将国家铸币需求所多余的铜全部出售——大大地增加了铸币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本身就已非常庞大。在8世纪(据马端临所记,752年),当时的99家铸币厂,据报每年每厂大约出产3300 缗(每缗 1000枚)的铜钱。为此,每厂需要使用30个工人,2.12万斤(每斤500克)的铜,0.37万斤的铅,500斤的锡。每1000枚铜钱的铸造成本为750钱,亦即75%的成本支出。此外,还要加上垄断性的铸造局所要求的高昂的铸造利润[10],名义上为25%。这使得持续好多个世纪的反对利润高得惊人的重铸硬币的斗争变得毫无希望。

矿产地区常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政府从外国(例如日本)购进铸币所需的铜,或者没收私人所拥有的铜以确保铸币对铜的巨大需求,则是司空见惯的事。经济特权和私营企业一时遍及所有的金属矿产。银矿的开采要支付一笔巨额的矿区使用费(Royalty)给有关的官吏(19世纪中叶,在广东省这笔使用费高达图示,连带铝矿,则达55%)。这些官吏将所得的矿区使用费中的一定数额上缴给政府,余下的部分全归自己,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金矿主要在云南省,和其他的矿产一样,它们被划分成小地区交给采矿工匠(手工业者)去做小规模的经营,每人依产量上缴使用费,最高可达40%。直到17世纪,由于技术落后,这些矿区没有得到很好的开采。其原因除了土占(Geomantik)所造成的困难以外(见第七章,第九节)[11],还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传统主义。这种传统主义每每使一切认真的货币改革归于失败。据史书记载,早在楚庄王时代,就发生过降低货币成色和强迫使用低成色货币却未成功的情况。到了汉景帝时代,首次出现金币质量下降的现象——从此以后,这种现象屡屡发生——以及由此引起的交易上的大混乱。显然,主要的祸根在于铸币金属储备的不稳定。[12]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抗击草原蛮族入侵的北方,要比南方经受更多的痛苦,后者因为是贸易重镇,所以金属币的流通手段向来比北方要充裕得多。每当发生战争,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供给,这必然导致强行的货币改革,把铜币改造为武器(这种情况类似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镍币)。当和平恢复时,由于“复员”的士兵任意地使用战争物资,铜则到处充斥。任何政治的动乱都可能迫使矿场封闭。货币的不足或过剩所造成的价格浮动,根据资料看来——即使这些资料不免有所夸大——委实相当惊人。私人办的仿造货币的作坊——无疑是得到官吏的容许的——层出不穷地大批出现,个别的贪官污吏也经常嘲讽政府的垄断。由于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在执行的过程中屡遭挫折,政府被迫允许私人根据已有的模型私铸货币。第一次是发生在汉文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5年),其结果自然是货币制度的一团混乱。在第一次这样的试验之后,武帝很快地又恢复铸币的垄断。他不仅禁绝私人的铸币作坊,还通过改进铸造技术(铜币具有坚固的边)重新提高了国铸货币的威信。但是,由于对匈奴征战需要大量的资金——这总是造成货币混乱的一个原因——他不得不发行白鹿皮制的信用货币,而且由于他的银币容易被仿造,结果这次尝试也最终归于失败。可能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安,元帝在位时期(大约公元前40年前后),铸币金属空前短缺。[13]往后,那位篡位者王莽曾从事他的徒劳的货币等级制的实验(货币种类竟达28种![14])。从此以后,金币和银币由政府制造这种现象——本身只是一时的现象——似乎不再有所记载。不过,自807年起,政府仿效银行的流通手段[15],开始发行国家的流通手段[16],此举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欣欣向荣。起先,国家也和银行一样,以金属为保证金发行票券,但后来却越来越少如此做。由于这种票券汇兑的贬值,加之人们对货币成色降低的记忆,商币(Banko-Währung)[17]崛然确立。商币是大宗买卖的支付手段,它以存入的银块为基础,以“两”(Taël)为计算单位。铜币有价格低廉的优点,但由于铸造成本大幅度增加,加上高昂的货币运输费用,所以对交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来说,它都是一种很不实用的货币形式。原先,每串1000枚的铜钱,相当于1盎司的银,后来则为1/2盎司。可供使用的铜,即使是在和平时期,由于工业和艺术上的用途(例如铸造佛像),其数量变动也非常之大,这显然会影响到物价和纳税。铸币价值(币值)的大幅度变动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往往使得想在纯粹(或大体纯粹)的货币赋税基础上建立起统一预算的企图归于失败,不得不再次回复到(至少部分地)实物租税,其结果必然是经济的呆滞。[18]除了直接的军需和其他纯国库上的动机之外,中央政府在处理它与货币制度的关系时极为重视物价政策。为了刺激铜钱的生产,政府取消了自己对铸币的特权;但是如果这一措施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倾向,政府又会采取封闭部分铸币所的反通货膨胀措施。[19]出于对外汇的考虑,政府决定禁止私人从事对外贸易,由自己控制外贸,其原因在于:若是开放进口,担心货币流失;若是开放出口,则又忧虑外国货币的大量涌入。[20]同样,对佛教徒和道教徒的迫害,本质上当然是基于宗教政策的缘故,但国家对货币的考虑也常常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寺院艺术的刺激下,货币原料被用于艺术的目的,例如造佛像、花瓶、礼拜堂之装饰品。这一再引起货币危机。钱币被大量熔化,导致通货极度短缺,铜的囤积与物价降低,结果是实物交换的自然经济肆行。[21]国家于是有计划地掠夺寺院,规定铜制品的税率,[22]最后则试图垄断青铜器与铜制品的制造。[23]尔后,此种国家垄断措施也涉及到所有的金属制品的生产,目的是想制止私人假造货币。不过这两项措施终告失败。政府三令五申不许官吏积累土地(下面将提到),这个禁令虽然有时生效,有时不起作用,但是却使官吏不断地聚集铜钱,因为只是在货币短缺时,政府出于物价政策与国库财政的考虑,才对拥有货币的官吏课以很高的赋税,并规定拥有货币的最高限额。[24]尽管一再试行用铁钱代替(一度与铁钱通用的)铜钱,但并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在世宗时代(10世纪)的一份官方的呈文里,要求放弃铸币的利润,并不准利用金属谋利(为了避免金属制品的价格垄断以及因此而对其工业利用所产生的刺激),但这一建议并未被实行。(https://www.daowen.com)

纸币政策的制定,情况也大致如此。银行票券的发行原先显然带有股票的性质,即确保批发贸易在金属币混乱时期仍不受干扰的一种惯用的交易手段;尔后,银行票券本质上即成为便利地方间互相汇兑的流通手段。不过这些银行票券也遭到仿造。其印造的技术前提是2世纪时所引进的造纸工业,以及一种适宜的木板印刷术[25],特别是压凸印刷(浮雕印刷),而不是原来的凹版印刷方法。早在9世纪初,国库就开始将有利可图的兑换货币的营业从商人的手中夺过来。起初,国家采取了1/4~1/3的兑现证券的原则,后来则以国库所垄断的银行储金为基础发行钞票。但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持之以久。起初以木版、稍后则用铜版印刷的钞票,由于纸质粗劣,很快就破损不堪。至少由于连年的战争和铸币金属短缺,钞票的票面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把辅币(Appoint,即硬币)的面额缩减到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步;拒兑破旧得无法辨认的纸币;提高印制新钞的费用;[26]削除金属储备;[27]或者把兑换所转移到内地而使得纸币的兑现更加困难;[28]或者把原先较短的回收期限若干倍地延长(22~25年)。这样一来,旧钞在兑换新钞时券面额往往降低。[29]由于回收的旧钞票面价值降低,[30]政府至少部分地拒绝接受旧钞作为纳税的手段。上述这些措施一再使纸币的信誉受损。政府虽一再下令,规定在每一笔巨额的付款中必须用一定比率的纸币支付,[31]或者时而全面禁止金属的支付手段,但自然是无济于事。另一方面,一次次地彻底回收所有的纸币,必然会导致货币短缺和物价下跌。政府虽一再地想要有计划地增强流通手段,但每每由于无法抑制的通货膨胀——基于国家财政的缘故——而宣告失败。在正常的情况下,纸币与金属货币的流通比率,大约相当于18世纪时的英国(1∶10,或者更少)。通货膨胀的起因主要是战争,以及矿区被蛮族所侵占。其次,在财富大量积累、捐资兴建佛教寺院的那些时代,金属被用于工业(更确切地讲:工艺美术的),这对通货膨胀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战争而来的,总是纸币的破产。蒙古人(忽必烈)曾试图发行不同等级的金属证券(?)[32],众所周知,这一措施令马可·波罗惊羡不已,[33]不过却引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通货(纸币)膨胀。早在1288年,纸币就已贬值了80%;以后由于银的大量流入,又使银子流通起来。当时,人们曾试图规定金、银与铜的兑换比(金银之比是1∶10,实际上是1∶10.25。1盎司的银相当于2005钱,这就是说,铜贬值了50%)。私人禁止拥有金条银块,而贵金属只被用来当作证券的准备基金。贵金属与铜的工业,均收归国有,并且不再铸造硬币。实际上,这造成纯粹纸币本位的局面。随着该王朝的倒台,此制也就废止了。

明朝有秩序地恢复了硬币的铸造。[34]据闻,金银的兑换率是1∶4,此乃贵金属价位比率之不稳定的一个典型例子。不久,明朝便禁止将金银(1375年)、铜(1450年)作为货币,因为同时流通的纸币发生贬值现象。[35]从此,纯粹的纸币本位似乎成为最终的货币制度。然而,1489年却是史书上言及纸币的最后一年。16世纪时,还看到大力推动铜币铸造的尝试,不过这些努力也同样没有成功。16世纪时,由于开始同欧洲进行直接贸易,银大量地涌入,使上述情况有所好转。16世纪末,按重量计算的银本位(银块,实际是商币)为批发贸易商所采用。铜钱也恢复使用,不过铜银比率大幅度变动,对铜钱大为不利。[36]各种纸币在明朝于1620年禁行之后,完全遭到压制;此一禁令也为满清所承袭。此后,金属储量缓慢但却可观地增长,这明显地表现在国家结算中货币经济的成分逐渐增长。国家于第二次太平之乱时发行的钞票,最终仍以贬值和无法兑现而告终。[37]

不过,以银块作为流通手段毕竟招来很大的麻烦。[38]每一次交易都得称重量,而且地方上的银行业者总是用另外的秤——不是海港城市通用的秤——来弥补自己较大的支出,这被认为是合法的。银的纯度也必须由银匠测定。由于以银作为支付手段的比率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便要求每一块银锭都要出具原产地与检验局的证明。银块是被铸成靴形的,其重量因地而异。

显而易见,这些情况必然导致银行本位(Banko-Währung,即商币)的确立。在大商业城市里,银行业者的行会(钱庄)所发行的期票到处均可以兑现。这些行会鼓励其他的城市也成立这样的组织,并且强制执行以商币来支付所有的商业债务。当然,在19世纪,仍然有人提议重新采用国家纸币(1831年的呈文)。[39]其论据之陈腐,与17世纪初和中世纪时如出一辙,亦即:把铜用于工业会危及货币的流通,连带也会危及到物价政策,而且银行本位被说成是将货币管理权让给了商人。不过,此呈文里提出的建议并未获得采纳。官吏——最有权力的得益者——的薪水,基本上是以银来支付的。正因为他们的收入依赖于商业,因此他们和商人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北京政府在货币制度上的干涉。不管怎样,所有的州省官吏一致反对中央政府任何强化财政权,尤其是强化财政监督权的措施。

小市民和小农民群众对于改变现状并没有多大兴趣,甚至一点也没有兴趣。尽管(部分也是因为)铜的购买力大为降低——数个世纪以来缓慢而持续地降低——他们也是如此。有关中国支付和信贷往来的银行技术细节,这里不拟详加讨论。我们只打算谈谈作为称量计算单位的“两”的三个主要形式及其若干从属形式。此外,还将谈及附有银行印记而铸成靴状的银块,其重量非常不足以信赖。很久以来,政府已不再强制征收铜币的关税。在内地,铜本位是惟一有效的货币,银的存量,特别是自1516年以来,其流通比率的增长,还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我们面对着两个特殊的事实:

1.贵金属拥有量的剧烈增长,无疑导致了货币经济的大幅度发展,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方面。但是,这种发展并没有冲破传统主义的束缚,相反倒是强化了它。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现象并没有明显地被激发出来。

2.人口的极大增长(下面将谈及),并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也没有刺激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这种现象毋宁说(至少!)是与一种停滞的经济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对此需要作出解释。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