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与行会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城市与行会

西方古代的城市、中世纪的城市与罗马教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乃是财政理性化、货币经济以及以政治为取向的资本主义的承担者。但是在中国,寺院简直是金属币制的祸害。中国并没有像佛罗伦萨这类的城市创造出一种标准的货币,并给国家的货币政策指引道路。而且,如前文所述,中国在通货政策以及实施货币经济这两方面全都失败了。

直到最近,寺禄和其他许多俸禄都还以实物支付为主要方式。[40]中国的城市尽管与西方的城市有类似之处,却也有其决定性的差异。汉语里的“城”字,包含有“要塞”(Festung)的意味,这和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的城市含义是一样的。中国城市在古代是指诸侯国都[41],而直到现在仍然主要是总督和其他官府要员的官邸。在这类城市里,正如在西方古代的城市或农奴制时代的莫斯科一样,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年金(Rente)——一部分是地租,一部分是官俸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借政治力量而取得的收入。当然,城市往往也是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但后者的发达程度显然不如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村落在村庙的保护下也拥有开市权,但是缺乏在国家特权保证下的城市的市场垄断。[42]

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是,中国以及所有东方的城市,缺乏政治上的特殊性。中国的城市,既非古希腊等地的“城邦国家”(Polis),也没有中世纪那样的“都市法”,因为它并不是具有自己政治特权的“政区”。城市里没有西方古代城市特有的市民阶级——一个武装起来的居住在城市里的军人阶层,也没有像热内亚的“共济会”(Compagna communis)或其他像“兄弟会”(Conjurationes)那样的军事同盟。中国的城市缺乏西方城市所特有的政治力量:领事(Konsul)、参议会(Rat)、按照拥有军事独立权的商人行会(Mer canza)[43]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商人与工匠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力量依靠市政区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有时和城市的封建领主开战,有时又和后者结盟,以争取城市的自主权。中国的都市居民常以暴动迫使官吏逃入卫城,但是他们的目的仅在于驱逐某一个具体的官吏,或排除某一项具体的法令,特别是一项新税,而从来不是为了争取得到一纸特许权状,以确保(相对而言)城市的自由。中国的城市之所以难以获得西方城市所获得的那种自由,原因在于宗族的纽带从未断绝。由农村迁入城市的市民(主要是有钱人),与其宗族、祖产、祠堂所在的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和他出生的村庄保持着所有礼仪和人际上的重要联系。这就好比俄国的农民,即使他长久定居于城市,成为工厂的工人、伙计、商人、工厂主、文人,但仍然保有在米尔(Mup,农村公社)中的公民权(及所有附带的权利与义务)。在西方,古雅典阿提喀公民的宙斯神祭祀(Zeus erkeios)[44],克莱斯提尼斯(Kleisthenes,公元前6世纪雅典政治家,雅典民主的创始人——译者)以来的聚落区(Demos)[45],或者萨克森人的自由人世袭财产(Hantgemal)[46]等,都是类似状态的痕迹[47]。但是西方的城市是个“政区”(Gemeinde),在古希腊罗马同时是祭祀的团体(Kultverband),在中世纪则为誓约兄弟会(Schwurbruderschaft)。这类的团体在中国只有萌芽,而未发展成熟。中国的城市神只是地方的守护神,而不是团体的神,并且往往是一个被尊封为神的城市官员。[48]

中国的城市完全缺乏由武装的市民组成的政治性誓约团体。一直到现代,中国都有外形上类似英国的商人基尔特(Gilda mercatoria)的手工业者与商人的行会、城市联盟会以及有时甚至是一种“城市基尔特”。的确,皇帝的官吏不得不十分认真地对待各式各样的都市团体。实际上,这些团体广泛地握有调节都市经济生活的实权,它们的支配强度大大地凌驾于帝国行政之上,并且其支配性在许多方面比西方一般所见的团体要来得强固。就某些方面而言,中国城市的状态,令人想到英国城市在包税市镇(Firma burgi)[49]时代与都铎王朝时代的状态。然而最显著且紧要的不同是:即使在当时,英国的城市拥有保证其“自由”的“特许状”,而在中国却缺乏类似的情况。[50]与西方形成强烈对比而与印度的情况相一致的是,作为帝国堡垒的中国城市所得到的有法律保障的“自治”比村落还要少。[51]城市在形式上是由各个受不同的地保(长老)管辖的“乡镇区”构成的。[52]它往往隶属于数个由个别的政府部门管辖的区域[53]——从层次较低的县到层次较高的府——这对盗贼相当有利。中国的城市,单从形式上看,不能像村落那样得以缔结私法或政治条约,也不能擅自进行诉讼,总之,它不能像团体那样行动。在印度(以及世界各地),偶尔发生强大的商人行会实际上支配某一城市的情况,但在中国却没有这种现象。(https://www.daowen.com)

究其原因,在于东西方城市的起源不同。西方古代的城邦国,无论其依附于土地贵族的程度有多强,基本上是从海外贸易发展起来的,而中国主要是个内陆地区。单就航海方面而言,中国平底帆船的续航距离有时相当的远,而且航海技术(指南针与罗盘)也高度发达。[54]然而,与幅员广大的内陆本体相比,海上贸易就微不足道了。况且,中国数百年来已放弃自己的海军,而对主动贸易(Aktivhandel)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最后,尽人皆知,中国为了维护其传统,把对外关系限制在惟一的一个港口(广州),并且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国家许可的商行,即十三行。这样的结果绝非偶然。甚至连“大运河”,如所有的地图与保存下来的记载所显示的,修筑的惟一目的只是为了把南方的米粮运往北方,因为通过海道运粮很不安全,一方面是因为海盗猖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遭受台风侵袭的危险。直到最近,官方的报道还指出,经由海路运输所损失的钱财足可抵得上改建运河所需的巨额费用。另一方面,中世纪西方特有的内陆城市,和中国与中东的城市一样,通常是由诸侯及封建领主建立的,为的是收取货币地租与各种赋税。不过很早以来,欧洲的城市就已转变成具有固定权利的高度特权化的团体。这些权利之所以能够而且实际上被有计划地扩大,原因在于当时的城市封建领主缺乏管理都市的技术手段,再加上城市本身是一个军事团体,有能力关起城门成功地抵抗骑士军队。相比之下,中东的大城市,例如巴比伦,早就因为王室对修筑运河的管辖而完全处于王室官僚的管制之下。中国的城市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的中央管辖的强度相当微弱。中国城市的兴盛,主要并不是靠城市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冒险精神,而是有赖于皇室统辖的功能,特别是治河的行政管理。[55]西方的官僚体制颇为年轻,部分是从自主城邦的经验中学习而来的。中国的皇权官僚制则年岁已久。中国的城市,就其形式上所显示的,主要是理性管辖的产物。首先,城有栅栏或城墙。其次,不足的居民通常集聚到城墙之内的地区,有时或许是强制性的。[56]和埃及一样,改朝换代即意味着迁都或至少更换都名。北京虽然最终成为长期首都,但是直到近代,它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一座商业和出口工业的城市。

皇室统辖力的微弱,造成了居住在城乡的中国人实际上的“自我管理”的局面。就像宗族在乡村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在乡村地区,宗族将那些不属于任何宗族者,或至少不属于任何古老且有力的宗族者都纳入控制的范围——城市里的行会对其成员的整个生存握有绝对的控制权。除了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一样,个人如此无条件地依存于手工业与商业行会(Gilde和Zunft这两个术语在中国并没有分别)。[57]除了少数官方认可的垄断性行会之外,其他的行会尽管向来未经政府认可,事实上却往往对其成员握有绝对的审判权。[58]行会控制所有与其成员有关的重要经济事务,例如:牛庄(Niutschwang)的“总行会”控制度量衡与货币(给银块打印),还对道路的维修与会员的信用业务进行监督;类似“汉萨同盟”的会馆基尔特(Hwei-Kwan-Gilde)这种“条件性的卡特尔”(Konditionenkartell),有权确定交货期限(例如梧州的鸦片行会就能决定鸦片上市的日期)、储藏与付款期限以及制定保险标准与利率(例如宁波、上海及各处的银行业者行会决定利率,上海的茶商行会则制定仓储费与保险费);行会还制止伪诈的或其他非法的交易,当营业转让时为债权人提供正当的赔偿(例如温州的药商行会所做的);调整货币的交换汇率(银行业者行会所做的);预贷长期库存品(例如鸦片行会,为了上面已提及的上市季节的调节);尤其是手工业者行会,不仅有权调整和限制学徒的人数(甚至连自家的子弟都在限制之列),有时还负责保管生产机密。(例如在温州,由宁波出身的金箔师所组成的行会即不接受当地人入会,并且也不传授技艺给他们。从这里不难看出种族间的祖传手工业生产的由来。)个别的行会拥有高达百万的财产,而这笔财产往往被投资到共同的地产上。它们向成员征税,并向新会员收取入会费和(确保品行端正的)保证金,为贫困的会员提供丧葬费,举办戏剧演出事宜。[59]

大多数的行会是对所有从事该职业的同仁开放的,而且入会通常是一种义务。在中国,不仅残存着许多的古老宗族和部落小工业,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垄断性的祖传手艺,或者甚至是祖传的秘方秘术。[60]此外,也有一些垄断性的商人行会,它们是国家基于财政上的利益或排外政策而创立的。在这方面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广州的公行基尔特(Ko-hong-Gilde),这个行会拥有的13家商号,直到南京条约缔结之时还垄断着全部对外贸易,这是经政府特许正式建立的少数行会之一。中世纪时,中国政府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一再定期地试图向赋役制(Leiturgisch,源于Leiturgien,系指古希腊雅典时代由富人提供金钱或劳役来支持一些公共事务的制度——译者)过渡。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意味着从迁徙流动的宗族与部落手工业(族与族之间的专业分工)向定居手工业——准许自由招收学徒——的过渡。对某些行业来说,这一过渡是经过中间阶段——政府强迫手工业者建立手工业者联合会,以执行政府的任务——而实现的。结果,一大部分的手工业本质上仍保留了宗族与部落手工业的性质。在汉朝时,各种各样的手工业经营仍然是严格的家族秘密。例如福州漆器的制造技术,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完全失传了,这是因为保有这一秘密的宗族被灭绝的缘故。一般而言,中国并没有城市的手工业垄断组织。城市与乡村的地区性分工,即我们所谓的“城市经济”,也和世界其他各地一样有所发展,也有个别城市经济政策的措施。中世纪的西方,行会一旦掌握支配权,就会实际地寻求实现“城市经济政策”。而在中国,尽管有过许多这类有组织的城市政策的萌芽,但却从未臻于完善的境地。诚然,中国官方当局也曾一再地试图回复到赋役制度,但却无法创建出一套可与西方中世纪相比拟的行会特权制度。正因为中国的行会缺乏这种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它们只好不顾一切地走上自救之路。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缺乏像西方那样的一种自由的、通过协作来调节的商业和手工业所拥有的一套稳固的、得到公认的、形式的并且可以信赖的法律基础。正是这样的法律基础,助长了西方中世纪手工业里的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之所以缺乏这些,乃是由于城市与行会并未拥有自己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缘故,而这一事实,又可以用军队和行政中的官僚组织(与士官组织)的早熟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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