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的行政与神的观念:与中东相比较
治水的必要性,在中国,和在埃及一样,是一切合理的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回顾一下中国整个的历史,便不难发现,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明显的一个例证是在《孟子》一书中所提到的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的一项诸侯会盟的协定。[61]当然,中国的情况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有所不同,至少在中国北方——帝国的政治生殖细胞——首要的任务是筑堤以防水患,或开凿运河以通内河航行,特别是输送粮秣,灌溉的目的反倒在其次。而灌溉的目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则是开垦沙漠地区的先决条件。治水官吏与“警察”(Polizei)——根据古老的文献,在当时,警察是一个阶级,其社会地位次于“生产阶级”(Nährstände),但在“宦官”与“搬运夫”之上——乃是文献记载之前时期的纯粹世袭官僚制的萌芽。
问题是这些状况在何种程度上,不只是政治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也是宗教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中东的神是以地上的王为模型而构成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臣民对雨鲜有所知,认为一切的吉凶祸福,特别是作物收成,均仰仗于国王的活动及其统辖。国王直接“创造出”收成。中国南方的某些部分,治水的重要性也多少类似于此(虽然绝非等同——正是极为重要的治水使得锄耕直接转变为园艺耕作)。在中国的北方,尽管灌溉相当发达,但自然的因素,特别是降雨的问题,对收获而言显得更为重要。中东古老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无疑有助于这样一种观念的产生,即最高的神是一位天王,他将世界和人从虚无中“创造出来”,此外,他也是一个超世的伦理统治者,要求万物尽其义务与责任。只有在中东,这样的一种神的观念才能如此的强而有力。不过,必须同时加以补充说明,这个事实不能纯粹归诸经济的条件。在中东,这个天王同样也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最后——当然,这点在放逐期的“申命记”(Deuterojesaja,旧约摩西五经的第五篇——译者)中才开始出现——被推崇得具有超世的权力。在巴勒斯坦,与沙漠地区相对比的是:雨水、阳光这些丰饶之源,都是这位神的恩典所赐。关于这点,耶和华曾明白地告诫过以色列人。显然,中国和中东关于神的观念之不同,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对外的政治因素。关于后者,我们还须加以详述。
中东与远东的关于神的观念,其差异向来不那么尖锐。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每一个地方团体都有一位二元的神祇(社稷),它融沃土之神(社)与收获之神(稷)于一体。这个神祇已具有施行伦理性惩罚的神格。另一方面,祖先神灵的庙宇(宗庙)也是祭祀的对象。所有这些神灵(社稷宗庙)便是农村地方祭典的主要对象。社稷宗庙原先也许是自然神论所想象的作为乡土守护神的一种半物质性的巫术力量或实体,其地位与西亚的地方神大体相同,只不过后者本质上很早就更为人格化。随着诸侯权势的增长,耕地之神便转变成诸侯领地之神,通常,当中国发展出一个贵族英雄阶层时,自然也产生出一位人格化的天神,大体相当于希腊的宙斯。周朝的缔造者所崇拜的,便是由这位天神和地方神合二为一的神祇。随着皇帝的权力的建立——起初,它是作为诸侯之上的封建宗主权——祭天之礼便为被当作“天子”的皇帝所垄断。诸侯祭祀的是领地神与列祖列宗,而家长则祭祀其家族的祖先。诸神的特性通常都掺合着泛神论与自然神论的意味。这对于那位天上之神(上帝)而言,尤其是如此:它既可被当作是上天本身,也可被看作是天上之王。以此,中国的神祇,特别是那些最强有力且最广泛的受人信仰的神祇,逐渐具有一种非人格化的特性。[62]这与中东的情形恰好相反,在那儿,那位既是人格化的超世的创造者又是尘世王国的君主,被抬高到所有泛神论的半人格化的神与地方神之上。长久以来,中国哲学家们的神的观念异常矛盾。对王充而言,神虽然不能用人神同形的观点去理解,但神毕竟有一个“体”,仿佛是一种流体。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位哲学家王充,又用神的完全“无形”否定不死的说法,因为人的精神——类似以色列人的“气息”(Rauch)——在人死后返回到无形。类似的观点也可在铭文中见到。但是,超世俗的最高权力的非人格化越来越受到强调。在儒家哲学里,11世纪还风行一时的人格化的神的观念从12世纪起就已经消失,这是由于唯物论者朱夫子(Tsche fu tse)的影响所致,“圣谕”的编者康熙皇帝仍把朱夫子看作权威。这种从人格化的神向非人格化的神的发展过程[63]——其间,不断地留下人格化观念的残余——下面还将谈及。但是,在官方崇拜里,非人格化观念仍占优势。
同样的,闪族(古代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等,近代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译者)所在的东方,肥沃的土地,即具有天然水源的土地,最初乃是巴尔神的土地(Baal,古代腓尼基人所崇拜的偶像——译者),同时也是他所居之处。农民的土地神巴尔——指可以获取收成的土地——同时也成为故乡政治团体的地方神。但是在此处,这块土地被视为神的“财产”;而“上天”在古代闪族人那里并不像中国人所构想的那样,既是非人格化的,又具有灵气,也就是说,它似乎是作为天主的竞争者而登场的。以色列人的耶和华原先是一位居于山上的风暴和自然灾害之神。当战争发生时,他通过云雨和雷电来帮助战场上的英雄。他是好战的誓约会联盟的邦神,联盟的结合以祭司为中介,与耶和华订立圣约而受其庇护。因此,对外政策一直是耶和华的专管领域,这一领域同时也受到他的先知群中所有最伟大的先知的关注。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强大的强盗国家造成以色列人极大不安的时代里,这些先知都是政论家。耶和华最终的形象便是由这种形势造成的。对外政策是他的活动的舞台,他所关心的是战争和处在生死关头的各族人民的命运。因此,他首先主要是(而且一直是)一位主掌非常事件的神,即是他的人民在战争中的命运之神。但是,他的人民并没有能够创造出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帝国,只成为世界列强中的一个小国,且最终屈服于列强之下。因此,耶和华也只能成为超世的命运操纵者,一个“世界之神”。在他面前,即使是他自己选定的子民,也只具有创造物的意义,视他的态度而定,子民们有时可能得到祝福,有时也可能遭到斥逐。
相反,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一和平化的世界帝国。不错,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以纯粹黩武主义为标志的。后来成为官吏的士,起初是“英雄豪杰”。根据礼仪,皇帝亲临讲解经典作家著作的场所“辟雍宫”原先似乎是个“男子之家”(Männerhaus),世界上所有的战争民族与狩猎民族中几乎都有这样的“男子之家”。在这里,“驻扎着”由远离家族的年轻战士组成的兄弟会,当然,这些年轻的战士在入会之前,必须通过能力的考验,经过“冠礼”(Bekappungszeremonie)——现今仍保存着——的洗礼,然后按年龄阶段分别驻扎于此处。有关典型的年龄层制度到底发展到何种程度,当然还是个问题。根据语源学上的推定,妇女原先似乎只专管耕作之事,而从未参与家庭之外的祭礼。显然,男子之家乃是具有神性的(Charismatisch,源于希腊语Charisma,原始部落中总有一人被认为具有神性而受公众之崇拜——译者)战斗首领的住所,外交活动(例如敌人献降)在此地进行,武器也保管于此处,战利品(如敌人被割下的耳朵)也集中于此。作为训练的场地,兄弟会的年轻战士定期地、有纪律地在这儿练习射箭,也让诸侯能根据他们的弓射成绩来选拔他的随从与官吏(直到现在,射箭仍然具有仪式性的意义)。可能——尽管不可靠——祖先的神灵也会驾临指点。如果这一切都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有关原初母系衍生的报道就与此相符:“母权制”似乎一开始到处都有,就我们今天所知,这是由于父辈的尚武精神而疏远了家庭生活所造成的结果。[64]这些都是历史上非常久远的事了。将马匹用于单人的武士战斗——中国和世界各地(直到爱尔兰)都一样——导致以步兵为主的男子之家的瓦解。马匹最初是用来拖战车的,有助于武士在战斗中获取优势。受过高度训练、身披铠甲的个别武士获得重视。中国的这段“荷马”时代,也是历史上很久远的事了。中国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骑士的战斗技术从未导致像荷马时代的希腊或中世纪时代的西方那样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状况。我们猜想,对治水的依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诸侯的官僚主义专制的依赖,在这方面起到决定性的抗衡作用。就像印度一样,各个地区都有义务提供战车与甲兵,所以根本没有像西方领地团体那样的个人契约。在古代中国,依照规定,各个地区有义务根据拥有田亩的多少供应武士,这也是骑士军队的基础。孔子所说的“君子”,原先指的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骑士。但是,静态的经济生活的压力,使得中国的战神从来无法得到像奥林匹斯诸神那么崇高的地位。中国的皇帝亲行耕作的仪式,他早就是农民的守护神,也就是说,他早就不再是一位武士的君主了。纯粹的大地神话信仰[65]从来就不具有支配性的意义。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反之亦然。(https://www.daowen.com)
现在——尤其是在封建主义被消灭之后——天神在民众的信仰里(完全和埃及的神一样)被看作一种理想的抗告法庭,用以抗议尘世的官吏——上至皇帝,下至级别最低的官吏。在中国,由于有这种官僚制的观念,人们特别惧怕被压迫者与贫困者的诅咒。这同样发生在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不过在美索不达米亚,情况不那么明显。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观念是如何反作用于邻近的以色列的伦理学的。这种观念一旦产生,便作为一种大宪章(Magna charta,1525年英国贵族逼迫国王承认的自由特书,是英国宪法的基础——译者),作为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帮助臣民有效地对抗特权阶层、官吏以及有财势者。这正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同时也是和平主义的思想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标记。
在中国,任何真正的全民战争无论如何都是古老时代的事了。当然,在官僚制的国家体制下,中国的好战时期也未中断过,它的军队也曾进入小亚细亚一带,甚至深入到土耳其斯坦的中部。早期的文献史料特别颂扬战争勇士。然而,进入历史时代后,根据官方的观点,只有一次军队拥立过一位常胜将军为皇帝(基督纪元前后的王莽)。当然,实际上发生的次数要多得多,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罢了,例如通过仪式上必要的形式,仪式上受到承认的征服,或是对一位在仪式上有谬误的皇帝的反叛。在公元前8到公元前3世纪这段中国精神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里,帝国只是个非常松散的诸侯联盟。各诸侯形式上承认在政治上已无足轻重的皇帝的宗主权,但却不断地为争取霸主的地位而互相斗争。
中国与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的皇帝不仅是最高的领主,同时也是最高的祭司。此一重要事态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而且可与西方的教皇(例如包尼法斯八世Bonifaz Ⅷ)所要求的地位相比拟。正是最高祭司这个不可缺少的职务维持了皇帝作为最高领主的地位。扮演最高祭司角色的皇帝,是各诸侯国——幅员与势力皆各不相同,而且经常发生变化——之间文化结合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礼仪上的一致(至少在理论上)是这种结合的黏合剂。在中国,和西方中世纪一样,这种宗教上的统一性保证了贵族世家通过宗教仪式可以自由移居列国。贵族政治家凭借这种统一的宗教得以自由出仕于此国又入仕于彼国。公元前3世纪以来统一的帝国的建立——尽管有短时期的中断——至少在原则上和理论上使帝国内部恢复安宁。从此以后,在帝国内部不再会发生“合法的”战争。对蛮族的防御与征服,只是政府的一项纯粹由保安警察执行的任务。因此,中国的“天”不可能具有英雄神的形式,因为英雄神是一个在战争、胜利、失败、流放与思乡中受到崇敬的神,是对外政策的命数无法理喻时显现自身的神。除了蒙古人的入侵外,自从长城筑成以来,这种对外政策上的命数原则上已不再重要,也不再具有那般非理性的性质。正是在宗教思辨平静地发展的时代里,这些非理性的对外关系上的命数,已不再是时时浮现在人们眼前的一种威胁性的或被克服的命数。换言之,它们已不再是整个生存的中心问题,也不再是平民百姓所关心的事。对于百姓来说,篡位或外族成功的入侵,不过是更换主人而已,或者只不过意味着换个收税者,而社会秩序依旧不变。因此,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曾强调指出:满洲人的统治并没有被当作是一种“异族统治”。不过对革命动乱时代而言,这点就有修正的必要,例如太平军的宣言便是这方面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因此,中国几千年来牢不可破的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被归于神的保护,被认为是神的启示。以色列的神也关注其国内的社会关系:他利用战场上的失利来惩罚其子民,因为他们破坏了他所制定的古老的联邦秩序。不过子民们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较之更为重要的对偶像的崇拜,只是众多的罪孽中的一种。然而对于中国的天威而言,这些古老的社会秩序是仅有的一种。上天是这些古老的社会秩序的保护者,有了上天的管辖,它们才得以恒久地、不受干扰地发展下去。此外,上天还是合乎理性规范的统治所保证的安宁的保护者,而非令人忧虑的、非理性的或所期望的命运急转(Schicksalsperipetien)的根源。这种命运的急转,在中国人看来,意味着骚乱和无序,特别被认为是邪恶的起源。而安定的内部秩序,只有在一种非人格的、特别是超世俗的万能的力量(即天)的保护下,才能得到可靠的保证。这一力量必须摆脱激情,尤其是“愤怒”,而后者恰恰是耶和华的最重要的标志。中国人生活的这些政治的基础,促进了鬼神信仰因素的胜利,这些因素在所有发展成为祭祀的巫术里就早已形成;但是在西方,它们的发展受阻于英雄神崇拜,最终则受阻于平民阶层对一人格的、伦理的救世神的信仰。当然,在中国,纯粹的大地信仰及其典型的狂欢痛饮现象,都被武士贵族和后来的文人贵族铲除了。[66]无论是舞蹈——古老的战舞已消失了——还是性的狂喜、音乐的狂喜,或是其他的陶醉形式,都不见踪影,甚至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惟一留下来的仪式行为似乎采取了“圣礼的”性质,而它恰恰完全是非狂喜的。这里,天神也是胜者。哲学家们根据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指出,统治世界的是山川之神,因为雨自山而降。但是,天神之所以是胜者,是因为它是天辰秩序之神,而非天使(Die Himmlischen Kriegs-Heerscharen)之神。这种宗教意识的转变,是中国所特有的;在印度,由于其他的原因,宗教意识以一种相异的方式保有优势地位。中国的宗教意识把用以制服鬼神的巫术性宗教仪式和为农耕民族制定的历法结合起来,并赋予它们以同等的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换言之,它把自然法则和仪式法则合二为一,融于“道”的统一性中[67],把超时间的和不容变更的东西提高到宗教上至高权力的地位。作为终极的、至高无上的道,不再是一个超世俗的创世主,而是一种超神的、非人格的、始终可与自己同一的、时间上永恒的存在,这种存在同时是永恒的秩序的超时间的表现。非人格的天威,并不向人类“说话”。它是通过地上的统治方式、自然与习俗的稳固秩序——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以及所有发生于人身上的事故(世界各地皆然)来启示人类的。臣民的幸福显示出上天的满意与秩序的正常运转。相反,一切坏的事情都是天意的天地和谐受到神秘力量之干扰的征兆。这种乐天的宇宙和谐观对中国人而言是根本的,也是从原始的鬼神信仰逐渐蜕变而来的。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原先也有善良的(有益的)与邪恶的(有害的)“神”(Shen)和“鬼”(Kwei)二元论。[68]这两者遍布于整个宇宙,表现于所有的自然现象与人的行为和境况之中。人的“灵魂”也被认为是由来自天的神与出自地的鬼的物质所组成,在人死后即再度离散。这一点与广泛流传的看法——宇宙间存在着众多富有生气的力量——相吻合。各哲学流派持有共同的看法,即认为“善的”神体现了(天上的、男性的)“阳”的原则,而“恶的”神则体现了(尘世的、女性的)“阴”的原则,两者的结合乃世界之起源。这两个原则,如同天地一样,都是永恒的。但是在中国,几乎与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一样,这种彻底的二元论由于乐观主义而受到削弱:给人带来幸福的巫师和英雄所具有的神秘的神性与来源于阳(造福于人的天威)的降福的神灵,两者被认同为一。由于具有神性的人显然有超越恶怪(鬼)的能力,而天威也是社会秩序的善的和最高的管辖者,所以,内在于人与内在于世界的神灵在其功能方面必须获得支持。[69]因此,就须镇住邪恶的鬼怪,以使在上天守护下的秩序得以正常地运行。因为没有上天的允许,鬼怪是不会为非作歹的。神与鬼都是有威力的。然而,没有任何单个的神、被尊奉为神的英雄或威力强大的鬼是“全知的”或“全能的”。儒教徒冷静的处世之道公允地告诉人们,虔敬者之遭逢不幸,只是由于“神的意志常常不定”(即天命靡常)罢了。所有这些超人的本质虽然强于凡人,但却远低于非人格的最高的天威,也低于承天恩宠的帝国大祭司(皇帝)。只有这些以及类似的非人格力量——作为这些观念的后果——才被超人的共同体当作崇拜的对象,并且也是超人共同体命运的决定者。[70]不过,可以用巫术影响的个别鬼怪,也可能决定个人的命运。
最初,人类采用一种原始互惠的办法和这些鬼神打交道:以如此这般的仪式供奉来换取如此这般的善行。如果一名守护神享尽品德高尚的人们的一切供奉而却无法保护后者,那么他就会被更换,因为只有被证明是真正强有力的神灵才值得崇拜。这种更换历史上的确常有发生,特别是皇帝,他有时承认那些被证明有效的神灵,对它们顶礼膜拜,还授予他们封号与官阶[71],有时又会废黜它们。只有被证明是具有神性的神灵,才是合法的,须知,皇帝对灾难是要负责任的。也有这样的情况,要是某一神灵通过签的神示(Los-Orakel)或其他的指示引起一次失败了的行动,也会给它带来耻辱。1455年,有位皇帝就曾公开对蔡山之神加以非难斥责。在其他情况下,也会停止对鬼神的祭祀与供奉。根据司马迁所写的秦始皇传记,伟大的皇帝中的那位“理性主义者”和帝国的统一者始皇帝,就曾为了惩罚一个妨碍他上山的山神,而将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