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组织与王安石的改革尝试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军队组织与王安石的改革尝试

正如始皇帝在其告谕中一再宣称的,他之所以要解除全国的武装,目的在于创造全国的持久和平。据传说,为了达到此一目的,官吏于36个郡中收缴兵器,并将之熔铸为大钟。不过,边境上的要塞仍须有重兵把守。因此,百姓被迫轮流到边境城镇和皇陵工地上服军役和徭役(理论上是一年)。统一帝国的建立,如前文所述,并没有减轻平民的负担;相反,随着帝国建设的需要,百姓被迫承担沉重的徭役负担。军队本质上仍旧是一支职业军队。这样的一支禁卫军则造成一种长期不绝的内战。因此,汉代便试图以一支强募来的军队取代(至少是补充)职业军队。每一名年满23岁的男子须服一年的常备兵役(卫士Wei schi)和二年的民兵役(材官士Zai huang schi)。弓射、骑马、驾驶战车等的训练,一直安排到年满55岁为止。徭役的义务是每年一个月,准许雇人顶替。这些组成一支强大军队的计划,到底实现到何种程度,很值得怀疑。总之,6世纪时,人民的徭役负担是很沉重的。官方规定,每个家庭在每年的秋收之后,都要派一人服10天到30天的徭役。除此之外,还有军事训练,以及到遥远的西部边境服兵役。中国诗词中特别伤叹的,就是后者所造成的家庭多年的流离分散。如前文所述,唐代施行地产“改革”之际,徭役增加了,免于课租者要服长达50天的徭役。传说,有时为了大规模的河川工事,就有上百万的人同时被征集。按照规定,百姓有服兵役的义务(民兵义务),但这显然是一纸空文,只会阻碍建立一支具有技术效率的军队。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当时,为增补“近卫军”,便强行征募(至少在某些州省是如此),并且在士兵身上烙上印记,这和近东地区于1042年所施行的一样。根据所有可供使用的记载,人们可以看出,军队的核心完全是由雇佣兵所组成,他们主要仰赖于定期发放的军饷,而这种雇佣兵的可靠性是很成疑问的。1049年,也就是国家经常受到西北蛮族入侵威胁的时候,由于长期财政危机,政府被迫裁减军队。在这种形势下,王安石试图通过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改革,以建立一支足够的、能使用的国家军队。他所进行的被人们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尝试,从狭义上讲,有点类似(即不完全相同于)埃及托勒密王朝所进行的改革尝试,后者基于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施行了垄断的银行政策与谷物仓储政策。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想在中央当局领导下,有计划地支持和调整谷物种植,垄断和有计划地处理谷物的销售,同时以货币税(钱输法制度tsian-schu-fa-System)代替徭役和实物捐税,以此获得财源和资金,以便建立一支庞大的、有纪律而训练有素的、直接由皇帝支配的国家军队。[16]按照理论,每两名成年男子之中就有一人必须应征。为此,建立了户籍登记制度,并恢复十家连保的制度(保甲法),以被选出的长老为首,负责惩戒与分派夜间轮流值勤任务。此外,被分派到地方民团的应召者,则由国家配给武器(弓箭)。国家还购买马匹,并把它们分配给经过体检适合当骑兵者,由他们使用和照管。这些马每年接受一次检查,马的接受者,视其完成任务的好坏,有可能得到额外津贴。

在以前,国家的库藏由实物捐税来充实,并以赋役方式分摊给地主。这使得地主们几乎破产,并导致任何可以想得出的巧取豪夺。现在,国家仓储交到领有薪俸的官员的手中,并建立在货币经济的基础之上,服务于制度化的经济管理。管理当局以实物或货币的方式贷款给农民(利息为20%),并预支给他们谷物种子(青苗)。地产则重新估价并重新分配等。租税、徭役(抹子Mo zi,泥瓦活)与个人持份,都由地产等级来决定。徭役可以用货币取代,但人们不愿这样做,宁愿用货币税所得雇用劳工。除了实施货币税以外,谷物买卖的垄断是改革计划的核心,并一再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政府在收成的时节,以廉价购得谷物,加以储藏,而后以前面提到的借贷的方式分发出去,此外还可获得投机的利润。政府通过主要由训练有素的司法人员所组成的专业官员实施改革。这些专业官员草拟并做成由地方官府所呈报的年度预算,在经济上统一管理财政。

王安石的反对者(儒教徒)指责这一制度,他们认为:

1.它具有黩武主义的性质;

2.武装人民,诱发叛乱,因而危及官吏的权威;(https://www.daowen.com)

3.排除商业,将会危害到赋税的能力。

除了以上三点以外,他们特别抨击皇帝的“谷物暴利”(即要付利息的苗贷)以及货币税制的实验。[17]

王安石的改革在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上失败了,即:组织军队的企图。其原因无疑在于缺乏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此外,在当时的农村经济组织下不可能很快地征收到货币税。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11世纪末,军队的核心仍旧由雇佣兵组成。文人阶层在其俸禄利益受到威胁之时,是懂得如何去破坏专业官吏系统之建立的。须知,文人阶层的利益是整个改革斗争中的决定性的力量。皇太后们(die Kaiserinnen)打一开始便对改革采取反对的态度,因为太监们早就见到此一新秩序对其权力可能带来的危害。[18]

王安石的改革在关键点上虽然失败了,但是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中国的“自治制度”正是通过我们已多次提及的十家、百家连保的理性化而保存了下来,其残存的影响至今犹在。

往后,政府仍一再地干预土地所有的分配。1263年,在与蒙古人作战时,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便以发行国家债券的方式,没收超过100亩田限的所有土地资产。往后的时期是,时而施行的没收充公(浙江于明朝初年大约只有1/15的土地为私人所有),大大增加了国有财产。国家仓储制度(均输tsiun-schu)本身是古老的[19],甚至在王安石改革之前就已相当重要。自15世纪起,此一制度采取了永久的运作形式:秋冬之时,收购谷物;春夏之时,则将之售出,这逐渐成为调节物价的一种措施,有利于促进和维持国内安定。起初,收购并非是自愿的,而是强制执行的:在正常情况下,农民被迫卖给国家的粮食,为全年收成的一半左右,然后被折算为租税。税率在1/15到1/10之间大幅波动,也就是说,税率是很低的。如前所述,汉代的正常税率也是相当低的,不过,额外的徭役必须考虑进去。因此,将税率加以详细的分析描述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们并不能表示出真正的租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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