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与财政制度
由于非汉学家所能利用的资料有限,所以想要描述中国农业制度的发展是完全不可能的。[1]在本文里,我们所能考虑到的,只是那些能够说明中国国家制度之特点的农业政策上的问题。我们一眼就可看出,政府在军事与财政上的改革,决定了农业制度极其深刻的变化。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的农业史所显示出来的,是诸种具有同样可能性的课税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地产的处置方式单调的来回摆动。这种对地产的处理方式,自封建制度崩溃之后,便与农业内在的“发展”毫无关系。
在封建时代里,农民无疑是封建主的佃农,必须缴纳贡租与提供劳役。即使并非全然如此,至少对部分农民而言是这样的。到了始皇帝时代,他们显然保有一定程度的自卫能力。实情即便不是如此,也用不着忙下结论,以为他们是像西方那样隶属于封建领主下的“庄园农奴”。情况毋宁是由于治水的缘故——像埃及与中东那样——而政治上屈服于王侯们的统治。被史书称作“兼并”(Kien ping)的情况,即农民由于受到战争的威胁与治安不佳,或由于租税与借贷造成的负债累累,而“簇拥”在有产阶层的庭院周围,投身为荫户(佃客)的现象,通常遭到政府强有力的反对。政府设法保障农民直接纳税的义务,以防止政治上具有危险性的庄园领主阶级兴起。然而,在汉代,根据确切的报告[2],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地主是替他们的佃户缴纳租税的。军事“篡位者”王莽,和拥兵的君主始皇帝一样,试图提倡皇权土地所有制,以摧毁地主的这种地位。显然,他失败了。
我们对于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西方式的庄园经济的萌芽一无所知。即使有这样一种庄园经济——如果能证实有的话——也绝不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典型现象,更不应该把它看作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对采邑采取的这种法律上的处理方式并不能让我们确定,它们(采邑)是否能成为具有西方特色的真正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而非专家所能利用的资料,也不足以让我们确定耕地共同体(Feldgemeinschaft)的性质。耕地共同体是否以及如何与封建制度连结在一起,也是值得怀疑的。此种连结通常是一种典型的现象,[3]不过也可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耕地共同体与封建制度之间的结合是出于财政上的需要。这一点本身也许是可能的。例如,在唐代,为了课税的目的(624年),农民被编制成小的辖区(乡)。在这些以乡为单位的辖区里,农民被保证分配到一定的田地,这些田地可能是国有的土地。以上的事实毋庸置疑,因为此一制度也为日本所袭。在此情况下,退出所属的乡,或将土地转卖,都是允许的,不过要以加入另外一个纳税共同体为前提。当然,在地主集团相对团结的情况下,这种现象(退出所属的乡或转卖土地)无疑是很少发生的。彻底地将百姓重新编制成息息相关的纳税、徭役与征兵的诸团体,必定出现这样的现象:出于财政的考虑,一再把耕作土地列为首要的义务,相应的土地“权”乃是这种义务的派生物。但是,这样的措施显然不会导致一种村落的——如日耳曼、俄罗斯与印度那样的——共有经济。西方情况下的那种村落公有地,在中国只能看作是一种属于遥远过去的现象,只能从偶有的暗示里才能推断出它曾存在。帝国的税制,并不是以村落而是以家族为其课税的单位。这包括家族里以15到65岁的有劳动能力的成员(丁)。最迟从11世纪开始,而且可能还要早得多,他们就被人为地联合成为责任团体。我们下面会提到,村落仍然是一个拥有广泛自治权的团体。这里,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以下这个与那些强烈的财政干预针锋相对的事实:原先可能只限于贵人的另一个团体[4],远古以来便包容了整个(被视为有充分价值的)农村人口,而此种团体并没有被这些国库财政的规定摧毁掉。
可以肯定,几千年以来,一直存在着氏族的团结以及氏族首领的优越地位。中国古代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很可能就是自其中产生出来的。如前所述,兵役以及可能所有的公共负担,起初都是分配给氏族的。从无数的类推和后代的变化结果来推论,我们可以指出,氏族首领负有分配赋税和劳役的责任。自从私有财产制度实施之后,亦即土地(或其使用)为个别的家族正式占有后,氏族首领的这种功能(根据1055年的传闻)就通常为最富有的地主所取代。而被委托去分派土地租税的“长老”(Senior)以及因此而获得聚集财富之机会的人,就是而后的地主,穷困的氏族成员则沦为他的佃农。此种现象还有其他许多众所周知的并行类型。此外,富者的这种“优惠”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特权,毋宁说是一种献金(Leiturgie,现代税收的前身)。某些人就企图以假造的土地买卖和分家来逃避这些负担。非汉学家无法判断除了氏族成员——通常构成一个要求有土地垄断权与拥有农奴的上等阶层——以外,是否还存在着一个非氏族的农奴阶层。在中国也一样,拥有奴隶是高等身份团体的一种特权。可以肯定,中国存在着农奴,并且原先大部分的农民可能都是农奴。公元前4世纪时,只有担任官职的官宦人家有权拥有农奴。农奴本人不纳课税(地租),也不服徭(徭役)。显然,除非他们获得租税豁免,否则他们的领主就得为其纳税。据史书所载,各个家族可以拥有“至多四十个”农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与农奴的规模并不大。奴隶制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不过,只有当货币资产靠着商业及国家买办而累积起来的时代,它才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奴隶被大量作为债务奴隶和偿债奴工使用。关于这点,我们下面会谈到。
农业经济的决定性转变,显然一直是由政府发动的,而且与兵役及纳税义务的调整紧密相关。据史书所载,“最早的皇帝”(始皇帝)在全国销兵(解除武装)。此一政策无疑是针对他所要彻底镇压的封建领主的武装势力的。但是,从导致他的王朝的覆灭的起义过程看来,一直到那时,广大的农民阶层仍旧是能作战的,正如德国在农民战争结束后解除武装之前的情况一样。因为汉朝的创建者和其他的反叛者都是农民,并且至少也依靠其氏族的武力。同时,始皇帝也实行了“私有制”,此后中国则一再地重申实行这种制度。所谓的私有制,是指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家族(是哪些家族则无法确定);拥有土地的农民免除既有的赋税(也不知指哪些);国家新立的赋税则直接向农民课征。农民承受的这些国家负担,一部分是捐税,一部分是徭役,一部分则是应皇帝之家产制军队的征召。往后的发展则决定于政府对防卫、徭役与农民赋税能力的关注、取舍程度。其中重要的是,以各种实物来纳税,还是以货币纳税;与此相关的,军队是招募百姓所组成的,还是由佣兵所组成的。最后,政府以怎样的技术手段来使人民履行这些义务,[5]这点尤为重要。
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的变化,以及贯穿于整个中国文献中士人学派间的对立,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与这些治理技术问题有关。11世纪初,当蒙古人的侵略风暴席卷而来时,此种对立更加显得尖锐。对当时所有的社会改革者而言——就像对格拉古兄弟一样(Gracchen,公元前2世纪罗马的政治家)——中心的问题是如何维持或重新建立一支有足够战斗力的军队来迎战西北方的蛮族,以及如何取得所需的财政手段:是以货币的方式,还是以实物的方式。中国为确保农民缴纳各式的贡赋所采取的典型(而非中国特有的)手段,造就了负有连带责任的强制团体(由5家或10家组成),以及将地产占有者依其财产划分为数个课税的等级(例如划分为5个等级)。此外,政府还一再试图维持和提高具有赋税能力的农民的数目,以防止财富的累积和耕地抛荒或粗耕。不仅如此,政府还不断努力限定财产的最高限额,将土地拥有权和有效的耕作联系起来,开拓居地,并在每个耕作农民皆可分配到平均耕地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土地——有点类似俄国的“份地”(Nadjel,指十月革命前由地主或村社分给农民的土地——译者)。
由于测量技术太差,中国的税务管理在土地的再分配以及土地登记方面都遇到了重大的难题。惟一真正科学的“几何学的”著作[6],是从印度人那儿借过来的,这显示出当时中国不仅缺乏三角测量的知识,而且个别耕地的丈量甚至都难与古日曼的测量技术或罗马的农田测量技师(Agrimensor)真正原始的技术相比。惊人的测量错误——与中世纪的银行家的计算错误不相上下——简直是家常便饭。中国的测量单位“尺”,虽经始皇帝的改革,但显然在各省仍旧不一。皇帝尺(等于320 mm)通常是最大的,但还有255 mm、306 mm、315 mm、318 mm到328 mm为一尺的各种尺度。田地丈量的基本单位是亩,理论上,1亩地是100步×1步,后来是240步×1步的长条地,1步有时相当于5尺,有时相当于6尺。如以后者计,以1步为306 mm为基础,这个条形地等于5.62公亩,100亩为一顷,则等于5.62公顷。在汉代,12亩被认为是一个个人所必需的,用俄语来说,就是按人口分配的份地“Seelen-Nadjel”。每亩能产1.5石稻米。根据最古老的记载,在周文王统治时代(公元前12世纪)以前,是以50亩(即3.24公顷)为个人份来计算,其中5亩(即1/10)是为国库收入耕作的公田(王土)。因此,每个人占有2.916公顷的耕地被认为是正常的。然而,此项记载完全不可信。[7]
数千年(或更久)以来,家庭,而不是田地单位,才是一个征税单位,如前所述,计算的基准也许就是丁,亦即家庭中的劳动成员。[8]土地则大致划分为“黑土”和“红土”(很有可能是灌溉地或非灌溉地),因此而分别为两个课税等级。或者,根据休耕的程度划分为:1.不休耕地,即灌溉地;2.三年轮种地;3.牧草地。根据最古老的记载,一个家庭正常拥有的土地,灌溉地为100亩(5.62公顷),三年轮种地为200亩(11.24公顷),牧草地为300亩(16.86公顷)。这和以每一家庭而非每一耕地单位为基础的统一税制相适应。有时由于家庭的大小与年龄构成的差异,导致将大家庭安置于良质耕地上而将小家庭置于劣质耕地的想法。究竟实施到怎样的程度,当然大有疑问。可以确定的是,人口的迁移被认为是将生活水平(营养状况)、徭役及赋税能力平均化的方便法门。不过,整个正规的税赋课征不太可能以这种可能性为基础。5世纪时,人们曾以是否拥有耕畜来区分家庭:拥有耕畜的(Spannfähig)和不拥有耕畜的家庭。不过,这种按耕畜的多少缴纳人头税的制度(畜制Tsu-ystem)经常为各式各样的纯地租制度(土制Tu-system)所替换。而在公元前360年,秦国根据宰相商鞅的建议,实行了按产量比例来课税的地租制度。此种税额相当可观,传说是生产量的1/3到1/2,这说明君主权力之强大和农民的软弱无力。但是,据史书所载,尽管税额如此之高,土地的耕作却因农民的私利反倒繁盛起来。我们发现,后代有规律地制定较低的税率(从产量的1/10到1/15),或根据土地的质量来课征各种实物,例如章帝统治时期(78年)和(看样子)4世纪,税赋均基于这种相当粗略的土地分类。最后,是以钱币纳税。例如766年,每亩课以15钱。780年,由于年成不佳,货币贬值,税务机构被迫征收实物租税,这造成了无止境地滥用职权的后果。我们经常发现,国家在建立货币财政管理上的尝试失败之后,就一再地转而求助于这种实验。这种做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持一支军事上的确有用的军队,亦即领军饷的军队。到了930年,在后唐篡位者的统治下,税制的形式改变了,各类作为赋税征收来的实物被“卖回”给了有纳税义务的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重要的,是缺乏一个可以信赖的税务官僚体制,而宋朝于960年即试图开始建立这样的体制。Pao tschi在其987年的呈文中,以阴暗的笔调描绘出纳税义务者大批逃亡的情景,而王安石在神宗治下(1072年)想要进行全面性土地登录的企图也无法实行。直到神宗统治快结束的时候,大约尚有70%的土地税率还没有制定出来。1077年的预算表明[9],货币收入已超过实物收入,不过距离以货币为主的预算还差得远。13世纪的纸币经济和公元前1世纪章帝时代(Tschangti,原文可能有误,应为公元1世纪——译者)铜钱的贬值一样,导致货币的崩溃,最终又返回到以实物纳税的经济。只是到了明朝,我们才看到有巨量的银、大量的谷物收入和数量颇多的丝。满洲人统治下的帝国的和平局面(部分是由于蒙古人被佛教驯化的结果),加上1712—1713年的租税配额决定,致使租税下降。19世纪前半期,租税都固定在产物的1/10的低税率中,“耕地义务”的最后一点遗迹,连同对土地耕作的监督,都一并去除了。最近数十年的皇帝谕令中,都禁止再要十家之长(保长)担负起赋税的责任。[10](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在始皇帝以来的2000年中,土地耕作义务,对所有的“丁”(有劳动能力者)以及所有负有徭役义务者,并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明摆着的事实。同样的,氏族的徭役和赋税的责任团体,以及由这些团体形成的以十家为一组的次级团体,土地拥有的固定最大限额,移居的权利,均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既然租税与徭役是以家为单位摊派的[11],财政当局便鼓励甚至强迫百姓分家,以便尽可能地提高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数目。如前所述,这已成为一种通例,因为建立起土地丈量的系统是非常困难的。分家对于中国的典型的小农经济的形式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不过,从社会的角度上来看,此一影响力毕竟还是有限的。
诚然,所有这些措施妨碍了规模较大的经营单位的产生,但是,从事实的结果来看,却促进了古老的农民氏族的团结。这些古老的农民氏族是土地所有制的代表者,当皇帝要求土地王有时,他们则要求有使用的权利。这些氏族[12]事实上是纳税责任团体的骨干[13]。所有按照俄国份地原则使财产平均化的企图都失败了,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率的管理手段。11世纪时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以及后代某些君主的尝试,都只是出于国库收入的考虑。这些改革所遗留下来的,显然只是一种对中央政府的任何干预的强烈反感。在这点上,地方上的官职受禄者与各阶层人民是一致的。例如,10世纪时,中央政府要求,所有剩余的徭役与租税(而不是一定的数额),除了地方上所需要的以外,都交由中央自由处置。但这通常只有在非常坚决果断的皇帝治理下,才能收到暂时性的效果。而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要求总是遭到失败。最后,如前所述,在满洲王朝时被迫放弃。说了这些以后,也许还须加以强调此一农业政策与国库收入政策的某些方面,以便能描绘出一个完整的图像来。
在农业经济里占有特殊地位的,首先是供朝廷使用以及外贸需要的养蚕制丝,其次是“水田”(即灌溉的)稻作。前者是园艺栽培与家庭手工业劳动的一种古老行当。据史书所载,在5世纪时,农民在其家政中必须依其土地配额种植及生产定额的果树及蚕丝。后者也许是所谓的“井田制”之真正的或者甚至是原初的基础。在中国作者看来,井田制是一种典型的、纯正的国家土地分配制度。[14]其基本单位是一块正方形地,每边三分为九部分,中央的那一部分则由周边八家共同为国家(或为地主)耕作。这种制度不可能普遍地推广,不仅由于其内在的不可能性,并且也与史书所载之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互相矛盾。晋朝(东晋Tsin)于4世纪时“废除”井田制,这也许意味着完全以租税代替“王田”制度。“废除”井田制与(明知毫无成效地)“恢复”井田制就这样变来变去。可以肯定的是,井田制只是地区性的,无疑,它基本上实施于水浇稻田,只有偶尔被扩展到旱地。无论如何,历史上,它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国农业的基本制度。它不过是古老的公田(王田)原则的一种形式,偶尔适用于水稻田的耕作。
虽然农业制度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王族采地与授封采邑仍占有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如果子孙能胜任应尽的义务,则这些采地通常会被一再地终身封授。显然它们部分是用来作为俸禄,授给战士以维持生计,或根据法令,在战士60岁归隐之时,作为他的终老财产(Altenteil),就像日本的“隐居”(inkyo)那样。这些军事采邑,按照战士的级别而分等次,最早出现在1世纪以及7世纪到9世纪之间,一直到明代仍在起作用。在满洲人统治下,它们衰微了,或者毋宁说,被满洲人的“旗地”取而代之。同样的,在各个时代里,官吏都被政府授予职务田(Dienstland),以取代实物供给,特别是在作为实物供给之基础的仓储制度衰落之时。有些军事采邑是负担各种赋役的平民小采地,这些赋役义务包括治水、修路、架桥等徭役,就和罗马土地法(lex agraria)所规定的一样(中世纪规定的赋役名目更多)。在中国,这种地产状况在18世纪时又重新确立起来。[15]
此外,土地的分配在始皇帝创立的所谓“私有财产制”之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在国家内部发生严重骚乱的时代里,可以看到大庄园领主制的兴起。这是毫无防卫能力和贫困化的农民自愿投靠和对农民强行买占所造成的结果。拥有田产之最高上限的主意,自然又将农民一再地束缚于乡土,或毋宁说束缚于共同责任团体之中。在形式上,这些干预本质上决定于国库与徭役的需要。因此,在某些较早的初步尝试之后,东晋王朝在4世纪即宣布土地为国家所有。据载,其根本性的意图在于全面地整顿徭役。
所有从15岁到60岁的人都有均等的“个人”份地,以及——在理论上!——每年都重新分配土地的想法出现于3世纪的三国分立时代。当时,将土地租税与每一丁的份地——起初是每一份地——的人头税结合起来的相当粗略的制度,导致民众普遍的不满。485年(北魏太和九年,均田令颁布——译者)及7世纪时的唐代(初期颁行的均田法),均田制与其说在理论上,毋宁说在“社会政策上”略有变化,带有社会福利政策的性质(为独身老人、伤兵及类似的人员提供帮助)。以此,世袭的和类似于中古初期巴登州的日耳曼部族公社共有耕地(badische Allmendäcker)那样的可以转承的产业,或由等级决定的产业,便可以各种方式互相结合。例如,624年,唐王朝准许每户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世袭财产,并容许每户按人的多寡而增加耕地。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纳税单位,包括谷物贡租及徭役,它们部分是累积的(渐增的),部分是交替的(二者择一的)。11世纪初,法律上许可的地产按等级来分类。如果土地不足时,则允许迁徙。当时北方还有许多可以开垦的土地,所以此一政策至少暂时尚有可行的余地。如果因为迁徙,或者可用的耕地超出标准量时,也准许土地自由买卖。此外,只有是“真正穷困”(例如欠缺丧葬费用),才可将土地首先卖给自己所属的氏族。事实上,土地很快地就自由买卖起来,特别是780年施行的新的税制,再一次削弱了政府对于人民承担军事及徭役之能力的关心,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均田的企图终归失败。如前文所述,所有这些措施,都与国库收入和军事上的需要有关连。均田政策一旦失败,政府只有干预佃租的敛取来保护农民的利益。10世纪时,政府再三重申,禁止为私人的利益而征调劳役,特别是禁止征人传信与强迫供给驿马。免除徭役的官吏则趁此机会大发横财和聚积土地。因此,1002年便制定了官吏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最高限额。据史书所载,由于所有这些干预,地产具有非常不稳定的性质,再加上预先给地产规定的赋役义务,更是极大地妨碍了土地的改良。赋役国家总是饱受国库收入与军事机能失调的威胁。这些困难多次激起土地改革的尝试。例如,11世纪时,王安石主要出于军事财政上的考虑提出了著名的改革方案。让我们对这一改革尝试的原因作一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