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对农民的保护及其对农业状况所造成的结果
国家在土地改革上的种种努力变动不定,导致以下两个结果:合理的大型农业企业无法产生;整个农村人口对于政府在土地所有与土地利用上的干预,抱有深刻的疑虑与反感。众多的中国财政学家所主张的自由放任说(die laissez-faire Theorien),越来越受到农村人口的欢迎。当然,控制消费与预防物价膨胀的政策,仍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保留。此外,则只有政府保护农民的政策受到民众的支持,因为此一政策反对资本主义的积累,亦即反对将通过官职、包税与贸易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变成土地资产。正是民众的这种情绪,使国家有可能立法(我们已讨论过一部分)深入干预富者的资产。这项立法,起源于专制政府与封臣及贵族氏族(早期惟一具有充分资格服兵役者)的斗争,其后则一再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式的庄园领主制之复兴。
如前所述,干预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史书所载,秦国(始皇帝出身之国)在秦孝公在位之时(公元前361—前338年),其宰相,士人卫鞅(后来也叫商鞅)曾教他“最高的智慧”,即教他“如何主宰封臣”之术。卫鞅教给秦孝公的治国办法包括:改革税制,以普遍的地租来取代土地耕作的徭役;分散地产。后者的做法是:强制分割家族共同体,分家后给予租税奖励,努力生产者免除徭役;实行户口登记,严禁私下斗殴。这是对抗庄园领主制之兴起与保持的典型手段,同时也是典型的鼓吹人口增殖以利国库收入的政策。如前所述,立法时有变动:政府时而把无地的农民交给大地主,以限制他们的迁徙自由,并准许他们投靠为农奴;时而重新解放他们。不过总的说来,保护农民的倾向是明显的。485年,北魏王朝统治时期,政府显然是出于增殖人口的考虑,准许出卖过剩的土地。为了保护农民起见,后代政府下令禁止土地买卖,特别是在653年,政府下令禁止富有者买占田地。此一禁令的目的,和1205年颁布的禁令的目的不谋而合,后者同样禁止土地买卖,不准卖地的农民作为买主的农奴滞留原地。后面这两条规定,可以让我们充分地认识到,在颁布这一禁令之时,甚至更早以前(根据其他的记载),事实上可以出让的土地私有制就已存在。这类禁令的目的,在于防止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就像世界各地也往往发生的情形一样,特别是早期的希腊城邦。例如在雅典,曾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经由贸易或政治途径所积累的货币资产,急于寻求土地投资的机会。其做法是将欠债农民的土地买来,并将他们当作债务奴隶、隶属的佃户,役使于买来的小块田地上。然而,上述这些单调的重复,还不足以说明一部真正的“经济史”。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乏有关价格、工资等起决定作用的资料。从上述一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数百年之久,甚至可以说是1500年之久的漫长的时间里,土地的占用(Bodenappropriation)具有非常不稳定的性质。地产权的这种极不合理的状况,有其深刻的原因,即国家出于政治、财政上的考虑,要么任意干涉土地所有权,要么放任不管。文人阶层反对制定法典,其强调的理由是,一旦人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就会唾弃居领导地位的各个阶级。在此情况之下,维护作为自助团体的氏族的团结,乃是惟一的出路。
因此,中国现代的不动产法,除表面上具有现代的特征之外,还留存着极其古老的结构的痕迹。[20]土地的转让(只需通过转让土地证书),由于普遍的土地登记而获得很大的方便,但是,按照国库的规定,任何地券的买卖都要经国家的主管部门收取手续费和盖印(税契)。然而这一规定经常受挫于民间的阻碍。同样,按照国库的规定,取得这些营业执照、土地登记抄本与支付租税后的收据,被看作是拥有资产的证明。每一份卖契(Mai ki)都包含有这样的条款:资产变卖“是基于真正需要货币,并用于合法的目的”。如今,这个条款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套语。不过,要是我们把它跟前文提及的485年的明文规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土地买卖,原先只有在“真正穷困”的情况下才被准许,而且事先必须由亲戚主动提出购买;可是到了如今,这种程序纯粹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此外,卖主(在某种情况之下,甚至是卖主的子孙)还有一个在今天看来是“不道德的”习惯,即在穷窘之际,根据单契(tan ki,“billet de géminance”[21])要求买主追加一次或数次的付款,作为“善施”[22]。
在中国,像在西方古代的城邦国一样,典型的土地买主,是债主或拥有货币的富人。然而,土地所有权起初是与拥有收回权(Retraktrecht)的氏族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土地转让的本来的民族形式,并不是将土地无条件地永远地卖掉,而是保留着再度买回(销卖hsiao Mai)的权利——这种紧急交易情况遍布于世界各地。此外,土地转让也采取世袭租赁的形式,因为世袭的佃农只持有田面(tien-mien),他只是表面的拥有者,而土地的所有者则持有田底(tien ti)。通常适用于农地的是典押收益权(Antichrese,即典当tien-tang);而抵押权(Hypothek,即抵押ti-ya)通常只用于都市的土地。
农业制度的所有其他的现象,均着眼于一个方向,即着眼于拥有土地的氏族与拥有货币力量的土地购买者之间的斗争,家产制官方则基于国库利益的考虑对其加以干涉。《诗经》(Schi-King)与汉代史书中的官方术语,和罗马法一样,只区分私产与公产、耕种皇田的官方佃农与耕种私田(民地mien ti)的纳税者。不可分割的和不能转让的祖产(用作墓地与维持祖先祭祀的田地)是家族财产。[23]嫡长子及其子孙,是家族财产的合法继承人。不过,在家产制取胜之后,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财产,在法律上自然分配给所有的子嗣;承嗣者的支配权不过是伦理上的责任,就像Fideikommiβ一词本意所指的那种权利(Fideikmmiβ本意为:不可分割、不能转让的财产权,即受益权终了时,仍由法定继承人继承——译者)。最后,租赁的形式包括局部租赁、实物与货币租赁,租赁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的“保证金”来获得永佃权。从农田租赁契约有惯常模式中可以看出,租赁人与西方古代及南欧的租种小块土地的世袭隶农(Colon)并无两样。并且,获得永佃权的佃农有耕作田地的义务,而且通常负债于土地出租者。典型的土地出租者,与我们前文所说的完全一致,是一些大地主,他们将其分散各处的田地分租出去以谋利。特别明显的是氏族共同体,它继承或购入无数分散的小农地,并将它们的营业证书保存与登录于特殊的档案[24]和财产目录中。[25]在土地登记册中,所有的田地都登录在一个共同体的特殊名号之下,[26]就像为所有的子公司成立一个母公司一样,[27]悬挂在堂屋上的匾额书写的是同样的名号。家族通过其长老对世袭佃农进行统治,跟西方古代、南欧的封建领主或英国的乡村地主(squire)一样。通常,古老的大家族,以及由于经商和从政而致富的暴发户,在家族共同体里牢牢地保持住他们的财富与世袭的地位。很明显,这是古代贵族优越的等级地位被家产制瓦解之后产生的一种经济上的代用形式。
一直存在到今天、而且有相当规模发展(只可惜我们无法确切统计)[28]的庄园领主制只有部分是渊源已久的,而大部分是由分散的小块农地所构成。庄园领主制一直存在至今,并且在以前可能要更发达,与此制度相关连的,是家产制国家典型的永佃权(Kolonat)。在中国,这些采邑地主的权力受到两种特有情况的严格限制:氏族的势力(我们马上就要谈及)以及国家统辖和司法的软弱无力。一个采邑地主,如果想要肆行其权力,则很少有机会能迅速得到司法上的支持,除非他有私人的关系可凭借,或者利用贿赂买通官府。但是,当国家官员试图为采邑地主从佃农身上榨取租税时,他就必须小心谨慎,就好像他是在为自己榨取租税一样。因为所有的动乱,都被认为是神秘灾祸的凶兆,一旦引起中央政府的忧虑,这个地方官就会丢官。地主和佃农的这些非常独特的习惯表明,此一情况防止了对佃农的过度榨取。小生产的这种巨大的劳动强度[29],及其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表现为很高的地价[30]与农业信贷利率的相对低廉[31]。技术上的改良,由于土地极度的零碎化而无法实行。一句话,尽管货币经济有所发展,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传统。
社会平均化的倾向是与家产制官僚化相适应的。与种稻的劳动密集技术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几乎完全操在小农的手里;手工业生产,则操在手工匠的手里。土地的分割继承,最后则大大加强了地产的民主化,虽然在个别的情况下,由于共同继承的缘故,此一过程有所放慢。拥有几公顷土地被认为是一笔可观的产业;而拥有不到1公顷(15亩相当于85公亩)耕地,即使没有园艺耕作,也认为足供一家五口的生计。
社会制度的封建成分,至少在法律上说,已失去其等级的性质。直到最近几十年,官方的报告里还经常提到农村的“显要人士”(Notabeln,原为法国14世纪到大革命时期的知名人士——译者),并把他们视为社会上起决定作用的阶层。但是,这些在村民的眼里德高望重的“乡绅”(Gentry),并未享有国家保证的(相对于下层社会而言)的地位。按照法律,家产制官僚机制直接统领小市民与小农民;西方中世纪时的那种封建的中间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存在。
直到近代,在欧洲的影响下,中国才以特有的形式产生了具有西方特点的资本主义依存关系。为何如此?
[1]此处,我们不可能进一步讨论中国的史前史,特别是汉学家们所断言的中国人的原始游牧状态。当然,在先史时期,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就已不断地入侵与征服沿河低地。在面对农夫的优越的文化时,只有蒙古人曾一时地认真地保持自己作为游牧民的面貌,为此,他们一度禁止开垦京师一带的土地。另一方面,中国人一直不习惯饮用牛奶,这比任何传说都更能清楚地说明古老的锄耕文化与园林文化的连贯性。况且,驾犁仪式更是皇帝作为最高祭司长之仪式行为的一部分。以此观之,古代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或甚至全部,是否为游牧民族的后裔,这对文化的连续性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男子之家”的存在(前述),与游牧状态自然毫无关系,它只是说明,在这些集体中,男人所从事的是狩猎与战争,而女人则从事耕作。中国人自古以来不饮用牛奶这个事实,与游牧的假设恰相矛盾。大牲畜是用来劳作或作为献祭品,只有小家畜才作为普通的肉食。
关于农业制度和与之相关联的财政制度的历史,参见:N.J.Kochanowskij,Semljewladjenie i semljedjelje w Kitaje(Wladiwostok 1909,in den Iswjestija Wostotschnawo Instituta d.g.isd.1907/8 tom.Ⅹ Ⅹ Ⅲ w.2);A.J.Iwanoff,Wang-An-Schi i jewo reformy(S.Petersburg 1906)。可惜其他的俄文我无法弄到。此外,目前我也没有弄到A.M.Fielde所写的Land Tenure in China(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23,1888,p.110),以及此一刊物所载的其他任何作品。
[2]参见Biot前引书中的描述。
[3]参见R.Leonhard在史莫勒(Schmoller)的年鉴中,在评论Lacombe那本有价值、但却有点片面的书L'évolution de la propriéte foncière时的论述。他在这一点上的论述是正确的,其他方面,特别是任何有关古代的论述是值得商榷的。
[4]如果Conrady的命题,即图腾团体曾存在于中国,能够被证实的话,那么,这点就可以确定。因为氏族的发展,看来普遍地采取这样的形式:新兴的统治阶层避开了本质上是平民的图腾团体。
[5]例如,在儒教的模范国鲁国里,在一段时间里曾公布当时的每一土地登记单位(64井)所承担的义务:战车1辆、马4匹、牛10头、甲士3名、步卒64人。显然,这种登记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出发点的:与有关的土地登记单位连结的氏族会自行认课,为国家提供兵力与军饷。不得已时采取直接的强制性招募,毕竟是辅助性的。我们将在下面指出,印度如何在类似的情况下形成俸禄庄园领主制。我们也将指出,在其他的情况下,军队的应召直接扩及到个别的家族。鲁国的情况表明,鲁国已不再实行向封臣征兵的制度,而进入到山家产制君侯来征兵的最初阶段,也就是说,废除了作为一种军事体制的封建制度。欧洲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Delbrück曾对这些情况与欧洲封建军队的关系作过极佳的描述。
[6]Suan fa tong tsang(《算法统宗》,明朝程大位所著),参见Biot,Journ.Asiat.3 Ser.5,1838(描述根据《文献通考》〔Wen hian tong kao〕)。
[7]我们必须始终注意,据Chavannes所译书,中国历史的第一个相当可靠的年代是公元前841年。
[8]按今日的计算,一个五口之家,靠15亩(约85公亩)的耕地——并非完全精耕细作——勉强可以过活。对我们而言,这仍然是个几乎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
[9]参见1883年6月14日《京报》。
[10]同上。
[11]有关日本的家庭表(Hausliste)及其所属的持份地,参见Nachod在其所著日本史中所作的描述,Pfluk-Hartung所编《世界史》第三卷。
[12]所谓10家,是指由每10个氏族组成的团体。政府一再试图以家庭或个人取代氏族来纳税,这种努力到后来才成功。
[13]虽然俄国的著述者试图在中国的标准份地里重新发现俄国村落份地的现象,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村落共产主义(Dorfkommunismus),只有在俄国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村落联合会的纳税担保(Haftung)下,才会产生,它是这些纯粹由国库利益决定的措施的产物。而在中国,这种担保似乎不曾存在过。
[14]据说,“井田”制来源于中国的井字,因为井字意味着将一正方形划分为九等份。不过,除此之外,至少还有其他的原因:对于水稻种植来说,灌溉沟渠和管道、为田筑堤以防长期的洪水泛滥,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亚洲各地(例如在爪哇岛),这意味着占有关系(Appropriationsverhältnisse,指土地占有关系)的完全彻底的改革,尤其意味着国库财政的干涉。对国库财政来说,给水系统(Wasserzuleitung)是发展农业不可缺少的基础。不过,这个通常被认为相当古老的井田制度,很有可能是从氏族成员原先耕种氏族首领的土地合理地发展而来的。
[15]居住在大运河沿岸且负有护河赋役义务的人民,在太平天国之乱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16]见王安石的奏章,Iwanoff,p.51f。
[17]参见苏轼反对王安石的两份奏章(见Iwanoff a.a.o.p.167ff.,190f.),以及其他反对者(其中有司马光)的异议(同上书,第196页)。
[18]以上诸点皆与内部管理的结构有关,将于下文加以讨论。
[19]据说,早在8世纪就有储存丝与麻的仓库。
[20]此处,满洲卫戍部队的旗田,以及负有赋役义务的边防军队、临近运河与公路的居民所拥有的世袭性土地俸禄,并不在考虑之内。
[21]P.Pierre Hoang如此翻译,参见其Notion technique Sur la Propriété en Chine,Schanghai,1867(Variétés Sinol.11/20)。(https://www.daowen.com)
[22]并且,这是法律规定的!法官虽然会回绝买主的诉状,但通常“劝告”买主不要太冷酷,而应付款了事。只有有势力的人才可能例外(参见Hoang a.a.o.)。
[23]祖田在《京报》里经常被提及。
[24]参见Hoang a.a.o.,Appendi ⅩⅩⅢ,p.119。我们已经提到,佃租相对而言并不是非常多见。除了1205年下达的普遍禁止世袭隶农制的禁令以外,征收佃租的困难似乎是最主要的因素。
[25]参见Hoang a.a.o.p.12,Nr.31 p.152,157f。
[26]“永和家”即为一例。
[27]纳税登记册与地籍簿制度的模式,首先由Bumbailif在其简讯Land Tenure in China,China Review 1890/91中加以阐明。土地纳税登录单位是指某个氏族拥有的土地财产,在制作登录簿时由氏族首领将之登记于氏族祖先的名下。如果当时氏族已经分家,则登记当时每个家庭的土地情况。即使在士地分开或土地易主的情况下,原先的登录号码及其名称仍旧保留下来,只需注明由谁(哪个家庭)缴纳租税或部分租税。10个(或10个左右)氏族首领组成一个十人集团,根据古老的法律,十人集团现在仍须共同为租税作担保。此外,十人集团还负责氏族的治安。此一十人集团也拥有集体的耕地(Gemeinschaftsland),它由氏族的首领轮流管理(或出租)。每个氏族首领负责征收其氏族的租税。凡是未能在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呈送缴税凭证者,十人集团有权没收其农地。如果某一氏族的管家筹措不到应缴纳的租税,那么祖田便会被没收。十人集团的人员组成是会变更的。上述的那则短讯提及:某一氏族(或部分族人)之长,曾提议与其他另外九位氏族首领重新组成一个十人集团。氏族所拥有的财产的大小是非常不同的。同样,为了某些原先的军事与赋役负担,好些个十人集团被联合成为一个百人集团。有关氏族的详情,参见下文。
[28]诚然,有些土地贵族的领地(指有些相连接的土地)总合起来达300公顷,不过,个别领主的土地单位基本上不超过这个数目。最近我才读到的Wen Hsian Liu的(法兰克福)博士论文Die Vorteile des Ländlichen Grund und Bodens und seine Bewirtschaftung in China(Berlin,1920)也没有列出数字来。
[29]除一年有将近15个官方规定的节假日以外,没有任何的“星期日休息”。
[30]大约在20世纪初,平原地区的精耕细作田地,每公顷叫价3000~4000马克(这还没有把高出西方许多倍的货币的购买力计算进去)。据说,收益约7%~9%(更正确地说,应是“劳动收益”,因为依据手头的数据,随着土地质量的上升,此一“地租”的百分比就下降)。
[31]农业方面是8%~9%,而中小商业与工业则为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