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产制法律结构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五、家产制法律结构

家产制的国家形式,尤其是管理与立法(Rechtsfindung)的家产制性质,在政治上造成的典型结果是:一个具有神圣不可动摇的传统的王国与一个具有绝对自由的专横和仁慈的王国并存。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各地,都会阻碍对这些政治因素特别敏感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工业发展所必需的那种理性的、可预计的管理与法律机能并不存在。在中国、印度、伊斯兰法制地区或一般而言理性的法律创制与立法未能获胜的任何地方,起作用的是这样一条原理:“专断破坏国法”(Willkür bricht Landrecht)。然而,这样一条原理并没有像西方的中世纪那样,促成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因为在中国,一方面,作为政治单位的城市缺乏团体的自治;另一方面,依据特权而确立并受到保证的、决定性的法律制度也不存在。而在中世纪的西方,恰恰由于上述两方面的结合,借助这些原则,才创造出所有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法律形式。在中国,法律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已不再是一种具有永恒效力的规范,然而却是只有通过神秘手段能够正确“找到的”规范。因为帝王的统辖早已成功地创制出大量的规法(Statutarrecht)。而且,中国帝王制定的法令,与印度佛教君主家长式的训诲和劝诫不同——尽管中国的某些伦理的或管辖的规定与印度佛教君主的训诲和劝诫有某些相似之处,至少在本来的法制领域内不同,中国的法令具有相对简明的公文形式。正如科勒(J.Kohler)所强调指出的,这种不同还表现在中国的刑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强调(sublimieren意为使升华)犯罪行为的事实构成(考虑到“犯罪的动机”)。这些法令也系统地汇集于《大清律例》(Ta Tsing Liu Li)中。不过,在我们西方人的观念里应列为最重要事项的诸种私法的规定却极少(有的话,也是间接性的)。在中国,根本上没有受到保证的个人的“自由权”(Freiheitsrechte)。例如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63年的郑国),士人官僚的理性主义开始表现为法典的编纂(将法令刻于金属板上)。但根据史书的记载[31],当士人阶层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晋国的一位大臣(叔向)即有力地反驳道:“民知有刑辟,则不忌于上。”有教养的家产官僚阶层所具有的神性与威望似乎因而被危及,所以这些权势利益再也不容许有这样的念头产生。虽然国库与司法在形式上各有专司,但治理与立法实际上并未分离。例如,政府官员以家产制的方式,自费雇用听差来担任卫士和下级公务人员。反形式主义的、家长制的基本特征,从来是否认不了的:有伤风化的生活行为,不需要引专门的法规就可加以惩处。然而,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内在性质: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各地,所寻求的总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因此,尽管是传统主义,却没有官方的判例搜集(Präjudizien-Sammlung),因为法律的形式主义的性质遭到拒斥,并且特别是因为没有像英国那样的中央法庭。官吏在地方上的“牧人”(Hirte),是知道先前那些判例的。这些“牧人”向他们的主子官吏劝告,要按照行之有效的审判模式行事。这在外表上和我们西方的陪审推事引用“类似事件”(Similia)的裁判习惯相同。只是西方陪审推事的软弱无能,在中国却是无上的美德。中国皇帝所颁布的谕令,大抵上和西方中世纪的教皇敕令中所特有的训诲形式相吻合,只是没有类似的、严密的法律内容。最为知名的诸令谕,并不是法律的规范,而毋宁是法典化的伦理规范,并具有很高的文学性。例如,倒数第二个皇帝(光绪帝)还在《京报》(Peking Gazette)上宣布,一个远祖的训令已重新被发现,不久将被颁布为生活的规范。整个帝国统辖既然以正统为取向,因此它便处于一个本质上是神权政治的、类似罗马教廷主教会议的士人官府的控制之下。这就是我们屡次提及的“翰林院”(Han-Lin-yuan),它不但护卫着儒教的正统教义,并且还可与教廷的主教会议相媲美。

因此,司法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卡地”(Kadi,原指伊斯兰国家的审判官——译者)或者“内阁”(Kabinet)司法的性质。[32]这情形也和英国初级法院的名誉法官(Friedensrichter)与其下层阶级间的司法关系一样。不过,在英国,为了处理对于资本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财产交易(Ver mögenstransaktionen),相应地设有先例法以及与其配套的担保法。这是在利益团体不断影响下创制出来的,他们的影响力之所以有效,则是因为法官是由律师中选拔出来的。此种法律虽不是理性的,但却是可预先估量的,并且使契约的自律性有广大的活动余地。

然而,在中国的家长制的司法中,西方观念中的律师,根本无法占有一席之地。氏族成员里若有人受过典籍教育,就成为其族人的法律顾问,否则就请一位不合格的法律顾问(Winkelkonsulent)书写诉讼辩护书。这个现象是所有典型的家产制国家,特别是带有东方印记的那种神权的或伦理-仪式主义的国家所具有的特色。换言之,除了极为重要的、但是非“资本主义”的聚积财富的来源(如纯粹政治性官职俸禄与租税俸禄)以外,还有一种由国家的承办人(Staatslieferant)与包税者所构成的“资本主义”,亦即政治资本主义。这种政治资本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欣欣向荣,而且真正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此外,纯经济的资本主义,即依靠“市场”生存的商业资本主义也有发展。然而,在家产制政体下,标志着现代发展的特点的理性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则无立足之地。因为投资于工商业“企业”的资本,对于这种非理性的统治形式过于敏感。此外,它过于依赖这样的可能性,即:国家机器能否像某种机器那样平稳而有理性地运作,并且可以估量。换言之,在中国式的管辖下,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不过,为什么此一辖治与司法(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会停留在这种非理性的状态下呢?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已经得知某些利害关系与此有关,但仍有详加探讨的必要。

正因为中国的司法依赖于一种实在的个体化与恣意专断,所以对于资本主义也就缺乏政治上的先决条件。而在中国,争斗(Fehde)并不缺乏:整部中国历史充满着大大小小的争斗,直至个别村落团体与氏族之间的大规模的械斗。然而,自从这个世界帝国和平化之后,就不曾有过理性的战争,更重要的是,没有数个互相竞争的独立国家常备武装的和平(bewaffneter Friede)。因此,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诸种现象,例如国家为了战争目的发行的公债与提供的补给,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西方各个国家当局,无论是在古代(世界帝国成立之前),还是在中世纪和近代,都必须为自由流动的资本而竞争。在中国,帝国统一之后,和罗马帝国的情形一样,为了资本的竞争便消失了。[33]同样地,中国的统一帝国也没有海外的殖民地关系。这也阻碍了西方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所共有的那些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指各式各样的掠夺资本主义,诸如与海盗行为相关联的地中海的海外贸易资本主义和殖民地资本主义。中国之所以缺乏上述种种的掠夺资本主义,部分是由于大内陆帝国的地理条件,部分则如我们已见的,是来自于中国社会一般的政治与经济特性。

在中国,由于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与一种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加之存在着俸禄体系和根植于中国人的“伦理”(Ethos)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候补官员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所特有的理性的企业资本主义(Betriebskapitalismus)。说到这里,我们终于论及到本来的主题。

[1]例如太平天国之乱(1850—1864)的核心。据《京报》所载,太平教创始人洪秀全的氏族,一直到1895年还被视为秘密团体而遭到迫害。

[2]根据Conrady前引书,张家庄就是“张氏家族之村”的意思。

[3]也许在有些地区同时存在着两种形式的男子之家:“合伙的”(genossenschaftliches)和“隶属于领主的”(herrschaftliches)男子之家。总的来说,Quistorp在前引书中所收集的笔记较多地谈到了前一个类型的男子之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尽管这样,后一种类型的男子之家毕竟是存在的:传说中的皇帝尧在祖庙里将政权禅让给他的后继者舜。有位皇帝以封臣们的祖灵之怒来威胁他们。Hirth在其《中国古代史》(Anc.Hist.of China)中所列举的例子(某位皇帝因治国无方,其祖灵即要他对此作出解释),以及Legge在其所引书第238页中所提到的例子(《书经》〔Schu-King〕里的商王盘庚的讲话),同样说明后一种类型的男子之家的存在。Conrady在其所引书中列举了图腾信仰的遗迹(虽然重要,但并不能使我们完全信服)。

[4]前文提到的要从宽对待被推翻的王朝的最后一代子孙,乃是基于祖灵不可被干扰的顾虑,毕竟,作为前一个王朝的皇帝,他们曾经是显赫一时的(参见1883年4月13日与7月31日的《京报》所登载的明朝遗族代表Tschang Tuan有关开垦明朝祖先地的抗议)。下面我们即将提到过继养子的问题(Adoptionen)以及前述为死后无子嗣者所行的国家祭典。

[5]参见《书经》所载周公的讲话(Legge,p.75)。他为患病的皇帝向祖先(而非向上天)祈祷(据《书经》即《尚书》中的记载,武王患病,周公为他向太王、文王与王季之灵祈祷,参见Legge,p.391ff)。

[6]de Groot在论证其天人合一观时指出,上天之灵被当作是同侪之首(primus inter pares)。1898年9月29日《京报》所刊登的公告,以“祖先神灵”的名义,谴责了皇帝与康有为(当时)受挫的改革尝试。上天除了考察个人的功绩之外,还要考量其祖先的功绩(de Groot,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New York,1910,p.27,28)。也许由此衍生出儒教的学说:上天在一段时间之内静静地观察某一王朝的罪恶,直到它完全退化之时,才会加以干预。当然,这是一种相当随便的“辨神论”(Theodizee)。

[7]不过也有因为危及对生父的祭祀而取消过继的情形(见1878年4月26日的《京报》)。

[8]“杀父”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处以“凌迟”〔Langsamer Tod〕,慢死的事件,有关的省的省长因此——就像遭遇天灾一样——而丢官(见1894年8月7日的《京报》)。1895年,一醉汉杀死了自己的祖父,他的父亲也一并受罚,因为他没有教会儿子“忍受长者哪怕是最严厉的责罚”(见同年7月12日的《京报》)。

[9]有时支系氏族也有自己的“低一级的祖祠”。

[10]根据古典的礼仪,只能在氏族内部过继养子。不过,各家法对此的处置,即使是在同一个村子里,也是很不相同的。古老的礼仪的某些方面几乎普遍地被废除了,例如儿媳现在不仅按照官方的规定为其公婆服丧,而且为自己的父母服丧。同样的,现在“重丧”也不只对亡父——如官方所规定的,而且对亡母。

[11]因此,A.Merx的译文很有可能是对的,他的译法是“什么人也不指望”,而不是“什么也不指望”。同样的,此处是害怕对神的“呼喊”;如发生自杀,则害怕走投无路者的“幽灵”。

[12]械斗的原因,除了租税分摊与血亲复仇以外,主要是风水(亦即土占)所引起的近邻间的冲突。下面我们将会谈到,任何建造,特别是建造新的墓,都会危害到既有墓地中的祖灵,也可能会引起山石、溪流及丘岳之灵的恼怒。由于双方对风水十分重视,想要调停这类的械斗几乎是不可能的。

[13]例如1883年12月14日的《京报》报道了以1.7万两购入2000亩(1亩=5.62公亩)田地的例子。此外,该报还强调指出,除了提供祭祀所需外,还须资助孤儿和寡妇,以及用田租来支持为儿童办的学校。

[14]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照Eug.Simon,La cité Chinoise(Paris,1885)以及Leong und Tao,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London,s.a.(1915)。

[15]据1899年10月12日的《京报》所载,直至1899年,政府还三令五申地指出,到国外但仍分享祖田的人,不许当“身份不明的人”看待。

[16]由于遗产分派的结果,个人财产往往是由5~15块土地构成的错落分散的地产。

[17]如上所述,在城市里,行会往往篡夺了自治的各种各样的职务。

[18]参照本书第97页注①那两位中国学士的论文(即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论文中讨论村落的部分远比讨论城市的部分好。我们简直无法将“城市”当作是个社会的形成体来加以讨论。类似的情形也见于日耳曼律法。

[19]村庙并不被视为“道教的”圣庙(参见第七章)。

[20]特别是由庙僧来掌管的庙田。如果庙宇是由赠与人捐资修建的,则捐建人便被酬以善主、少师等尊号。庙僧靠主持特殊宗教仪式所获得的额外酬金(Kasualien)以及谷物贡租生活。因此,庙宇越多,村落便越穷。不过,众庙之中只有一座是“村庙”。(https://www.daowen.com)

[21]向庙宇借贷算是一种可嘉的行为。关于这点,参见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London,1866。

[22]在汉代,除了氏族长老之外(有关他们的生活,各个时代均有记载),政府还以各种方式组成下属部门来协助他们。这些下属部门的负责人,通常是从50多岁的人当中选出的官吏,政府让他们担负起治安、集体担保(Gemeinbürgschaft)、惩戒、监督祭祀、摊派徭役、征收租税及其此而来的纳税保证等责任。他们也有可能被赋予治安裁判权与教化庶民的职责;有时他们还得负起召集与训练民兵的责任。根据汉代所采取的新秩序,9×8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选出一名长老为亭长,十亭为一“乡”,选举一人为“三老”(《汉书·高帝纪上》:“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译者),负责教化庶民。此外,还设有掌管诉讼和赋税的啬夫(《后汉书·百官志五》:“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译者)以及负责治安的游徼(Ju tsi,相当于今天的警官),此一新秩序的主要目的是军事。参见A.J.Iwanoff,Wang-An-Schii Jewo reformy,St.Petersburg,1906。

[23]关于这点,参见A.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Edinburgh,1899)。

[24]光棍定期进行操练。就像卡莫拉(Camorra,昔日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盗匪秘密组织——译者)和马菲亚(Maffia,西西里的秘密会社,以暗杀等激烈手段反抗政府法律为宗旨——译者)的成员一样,光棍组织努力寻求与对它无可奈何的县官衙门建立非官方的关系。村落的雇员——村长或仲裁人——或者反之,乞丐,都会发展成为光棍。如果光棍有点学识,或有可能还跟某位官吏沾亲带故,那么在此情况下,其他的村民的处境就毫无指望了。

[25]《京报》的训令里,称他们为“乡绅与名士”(Gentry and notables),官吏常向他们请教。

[26]参见1895年4月14日的《京报》的报道:有两个氏族团体放走了一名被收税者逮捕的人。

[27]参见Hoang,Mélanges sur l'admin(Var.sinolog.21,Schanghai,1902,p.120f)。

[28]最近的一些好的博士论文提到这类社团,可惜我并未取得这些论文。

[29]此种社团可被视为一种社会。它或者通过一种信用合作社积聚一笔货币资本,然后以拍卖(verauktionieren)或抽签分配(verlosen)的方式加以利用(参见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Edinburgh,1859);或者也可以以俱乐部的形式出现:俱乐部主任(der Klub-präsident),即债务人,从朋友那里得到一笔贷款,然后,他以俱乐部的名义,将贷款分期付还给会员(债权人)。Doolittle在其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London,1866,p.147f)中,列举了这类俱乐部的实例。领回贷款者的顺序,通常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这种人为拟设的办法,是用以取代古老邻里信用与破产管理人的代替物。

[30]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是科举的申请报名,因为每一州省都分配有固定的俸禄数额。例如,早在汉代,官方的花名册上,尤其是军队的花名册上,候选者姓名之前都加上其所属村落或地区的名称(当时,所谓地区,无疑就是氏族所在地)。

[31]参见E.H.Parker,Ancient China simplified,London,1908,p.112ff。

[32]甚至在最近数十年,皇帝在敕令中都还根据很有影响的人上给他的私人信件来干涉司法判决(1894年3月10日《京报》)。皇帝在敕令中将没完没了的诉讼案件归因于恶劣的气候(久旱不雨)或无效果的祈祷(见1899年3月9日的《京报》)。确实的法律保障是完全没有的。在敕令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官吏阶层因对建厂看法不一而卷入对抗性的党派阴谋(见1895年3月4日的《京报》)。

[33]就我所知,只有J.Plenge根据自己的思路,附带提到了(以政治为取向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崩溃的这一重要的原因。可惜我现在无法找到他的这段文字刊于何处。无疑,他对政治资本主义的意义的认识是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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