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落的自治
在中国,乡村聚落[16]的出现是出于安全的需要,而缺乏任何“警察”概念的帝国疲软的统辖是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要的。最初(现今也常见),村落是作好防御准备的:它们不但像古代城市那样,有栅栏的防护,而且通常还有城墙环绕。村落雇有拿报酬的看守人,所以村民可以免除轮番警卫的义务。村落有时聚居数千人口,它们与“城市”[17]之差别,仅在于它们有自己的组织去执行这些功能。这个执行机构便是村庙,因为中国的法律及农民的思维习惯缺乏“社团”(Korporation)的概念,所以村庙自然而然地成为村落的主要代理人。近代,村庙里所供奉的通常是受大众欢迎的神,祇之一,[18]例如关帝(战神)、北帝(商业神)、文昌(学业神)、龙王(雨神)、土地(非古典的神,一旦有人死亡,就必须向他告知,以确定死者在冥府里的品阶),以及其他诸神。至于庙里供奉的究竟是哪位神祇,显然无关紧要。就像在西方的古典时代,庙宇的“宗教的”意义[19]仅限于一些仪式的进行以及个人偶尔的祈祷。除此以外,庙宇的意义在于其世俗的社会与法律作用。
和祖宗祠堂一样,庙宇也有财产,特别是地产[20],通常也有货币财产以供借贷,但利息往往不低。[21]货币基金主要来源于传统的市场税:几乎与世界各地一样,市摊总是受到地方神的保护。庙田也和祖田一样,是放租的,一般而言,放租给无产的村民;由此而来的田租收入,以及庙宇的全部岁收,同样由包租者每年承包,扣除了经费之后,所获纯利则分配给大家。庙宇的管理职务主要是由若干家的家长组成的一个头领班子担任,一家一家地轮流负责管理。以此之故,村落划分为100~500人的若干居住区。除了这些管理人之外,还有村落的“缙绅”(Honorationren)——氏族的长老和读书人等名义上领有酬劳者——参与庙宇的管理。行政当局并不认可社团或社团代理的合法性,只承认这些缙绅是村落的代表者。而缙绅则以“庙宇”的名义行事,至于“庙宇”,则通过他们为村落缔结契约。
“庙宇”拥有对小事的审判权,并且往往独揽了各式各样的诉讼,只有牵涉到国家利益时,政府才会加以干涉。人民信赖的是庙宇的裁判,而不是国家官方的法庭。“庙宇”照管道路、运河、防卫与治安:分派轮流警卫义务——事实上这些义务大多以付钱代役。此外,庙宇还负责防御盗匪或邻村的侵扰,提供校舍、医师、药物、葬礼——当氏族无法或不愿这么做的时候。村庙还负责储藏村落的武器。由于有了村庙,村落在法律上与事实上都具有地方自治体(Kommunalkörper)的行动能力,这是“城市”无法做到的。实际上,村落——而非城市——才是有能力保卫其村民利益的防御团体。
正如旧政体最后时期(清朝)所显示的,政府对这种非官方的自治权并不总是采取一种自由放任的立场。例如汉代,政府即试图通过有秩序地请来村落长老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三老),逐渐消除始皇帝的纯粹家产制的专制制度。以此,汉朝的皇帝试图规制原始自然的村落自治,并使之合法化。[22]村长(守事人)的选任并得到认可必须有地主们保证其品行端正。不过,实际上这是偶尔才有的事。政府一再地忽视作为一个单位的村落,而往往将国库的利益视为头等大事。王安石,如前所述,特别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做制度合理化的工作的。直到如今,每10家形式上形成一个“保”,设保长一人,每100家在一个通常称为“地保”的“保甲”之下,形成一个“甲”。不管是在村落或在城市,家家户户都挂有一个门牌(凡是保甲传统尚存的地方,确实挂着此种门牌),上面写着屋号,甲、保、户主、家长的名字,家族的出生地(原籍权Heimatsrecht),家族成员与房客及各人的职业,不在家的成员(何时离家),租金,纳税义务,使用与出租的房间数目等。保甲负有治安、监视罪犯与秘密帮会的官方责任。此外,保甲还担负起帝国宗教警察的责任(关于这点,下文即将谈及)。这个自治官吏(地保)负责沟通上级政府与地方自治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保甲制度运作良好的地方和运作良好的时候,他通常会花些时间呆在县衙里报告地方诸事。不过到了近代,所有这些都变得相当形式化;地保的职务,根据中国作者的记载,日益转变成一种非古典的,因此也较不受人喜欢的公职。实际上,国家机器必须考虑到的势力,是隐身于村落行政背后的氏族长老,他们可能会有私设的刑庭(Veme,原为14—18世纪德国诸侯小邦的王家法庭——译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具有危险性。(https://www.daowen.com)
一切迹象表明,中国村落里的农民生活,绝不能想象为和谐的宗法式的田园牧歌。这不仅因为,与外界的争斗经常威胁着个别的农民,而且尤为严重的是,氏族的势力与村庙的管辖往往无法充分发挥保护财产,特别是保护重要财产(überragender Besitz)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的”(被人称为“老实的”)农民,经常受到“光棍”(Kung Kun,地痞流氓——译者),或借用俄罗斯农民的术语,受到“库拉克”(Kylak)——俄罗斯富农的拳头——专横的摆布。但是,中国的农民,并不像俄罗斯的农民那样,听任“农村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及其利益相同者富农——的摆布,他们较易获得人间和神界的援助,来对付这些人。实际上,中国的农民是在光棍所组织的无产村民的控制之下,[23]因此,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谓的“别特诺塔”(Беθнота,即农村贫民),对中国农民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对于光棍所组织的无产村民,别说是个人,就是大地主集团也完全无法防范、无可奈何。[24]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较大的庄园在中国已属例外,这可说是由上述的情形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于一种在氏族势力有力调节下的、伦理的、素朴的“农民布尔什维克主义”所造成的,这也是由于缺乏国家强制保证产权的结果。在县治以下的地区——大约相当于英国的一郡(County)——只有土生土长的地方官吏。就官职而言,这些地方官是名誉职(Ehrenamt,无酬职务);实际上,他们通常是“库拉克”那样的自治当局的首脑。不过,与上至州省地区的官方行政平行运作的,往往还有各种完成特定任务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三年一派或“委任”的,并且可随时取消。但实际上,他们是通过被承认的或僭取的神性而得其职位,向官吏“进言建议”[25]。关于这种委员会的结构,此处不多费笔墨。
在村落内部,有一个由地方缙绅阶层组成的、与村落对立的团体。任何人如想进行变革,例如提高传统的赋税,都必须要与这一团体达成协议。否则,国家官员就必然和地主、出租者、雇主以及一般而言任何氏族之外的“上司”一样,会遭到顽强的抵抗。当任何一个氏族成员感觉自己遭受不平待遇时,氏族就会团结一致地起而支援他。[26]氏族团结一致的抵抗,自然比西方自发形成的工会所发动的罢工还要来得有威力。因此之故,现代大企业所独具的“劳动纪律”与自由市场的劳工淘汰,以及任何西方式的理性管理,在中国便受到阻碍。对有文化修养的官员而言,最强而有力的对抗势力便是无学识的老人。无论官员通过了几级的考试,在氏族传统固有的事务上,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全然未受过教育的氏族长老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