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族对经济关系的羁绊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氏族对经济关系的羁绊

事实上,此种僭越政权而又被政府许可的自治团体——一方面是氏族,另一方面是村落贫民组织——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家产制的官僚政体相对抗。官僚体制的理性主义所面对的,是一个坚定的、传统主义的势力。这一传统主义的势力,无论就其整体性来说,还是就其持续的时间而言,均胜过官僚体制,因为它卓有成效,并经常受到最紧密的私人团体的支持。再者,任何的改革都可能引起恶意的猜度,尤其是财政上的改革最受怀疑并遭到激烈的反抗。没有任何农民会相信有“客观的”(sachlich)动机之存在,这点类似托尔斯泰的《复活》一书里的俄罗斯农民。此外,氏族长老的影响力是宗教改革成败——这是我们特别关心的——的最关键因素。自然,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倒向传统这一边的,尤其是当他们预感到敬祖的孝道受到威胁的时候。严格奉行宗法制原则的氏族的这种巨大权力,事实上是中国议论颇多的“民主制”的载体,它与“现代的”民主制毫无共同之处。它所体现的毋宁是:

1.封建等级制的进一步废除;

2.家长官僚体制行政的涣散性;

3.宗法制氏族的坚不可摧与无所不能。

超越个体经济范围的经济组织,几乎全部奠基于真正的或模拟的私人氏族关系上。首先,我们想要探讨的是宗族共同体。此种宗族组织除了祖庙与学堂以外,还拥有贮藏用的族屋、米谷加工和作贮存用的器材以及纺织和其他家内生产所需的装备。宗族可能还雇用一名管事。此外,宗族在其成员有困难的时候,会通过互助及免息或低利贷款等手段给以支持。这意味着,宗族共同体是一种扩大了的生产组合的氏族共同体和累积性的家庭共同体。(https://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在城市里,除了个别的工匠所经营的店铺外,还有典型的小资本主义的(合作性质的)经营共同体。这些小资本主义的企业具有共同的特点:类似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的奴隶作坊(Ergasterion),广泛的手工分工,技术与商业上的经营管理往往都已专门化,利润的分配则部分是根据资本的比率、部分是根据商业或技术上特别的成绩。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希腊古代以及伊斯兰的中世纪。中国的这种公共作坊,似乎特别是为了有利于季节性工业在淡季时的共同维持;当然,有了这种公共作坊也便于筹措资金及生产的专门化。所有这些大经济单位创设的形态,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具有一种独特的“民主的”性质。它们保护个人,使之免于无产阶级化与受资本主义奴役的危险。当然,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如果资本家大量投资而不亲自经营,所雇用的卖主具有高度权力并分有高额利润,资本主义奴役的危险就仍有发生的可能。不过,在西方导引出资本主义压迫的行销体系(Verlagssystem,负责提供原料和经销产品的分发加工包销体制——译者),在中国一直到现在都还明显地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手工业者对于商人实际上的依赖。只有在个别的行业里,行销体系才发展到家庭手工劳动(Heimarbeit)的水平,并备有零散的介于商人与工匠之间的工场(Zwischenmeisterwerkstätte)与销售中心事务处。现今,行销体系在远程销售企业里有较大的发展。如前所述,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想要强制所属的工人做出成就,并如期地保质保量地缴交所规定的产品,其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显然地,私人资本主义的大手工业工场在历史上几乎无迹可循。可能没有任何生产大众消费品的工厂存在,因为它们缺乏稳定的市场。和家庭手工业相比,纺织工业很难得到发展,因为只有家庭手工业生产出来的丝织品有销路,而且也远销到外地。不过,远程的贸易是由皇室的丝织物商队所垄断的。金属工业由于矿产量低,所以只能发展到有限的规模。造成这种情况的一般性原因,我们上面已经提及,下面还会再讨论到。关于茶叶的制作,可见绘有专业分工的大型工场的图画,这些图画可与古埃及的绘画相比拟。国营的手工业工场,和伊斯兰化的埃及一样,通常是生产奢侈品。国营的金属工业,基于货币本位的原因而有所扩展,但也只是一时的。如前所述,学徒业是由行会规制的,至于特殊的帮工团体(由满师的徒工组成的团体——译者)则闻所未闻。只有在特殊场合下,工人才会联合起来罢工反对师傅;可是在另外的情况下,他们显然几乎不曾发展出一个他们自己的阶级,其原因类似于30年前俄国的情形。就我们所知,工人是拥有平等权利的行会的成员。说得更精确一点,总的看来,行会并不是一种排斥新生力量的垄断性组织,这一点倒还符合小手工业的特点——但这决不是小资本主义的特点。同样,在某些时期里,由于献金的缘故(Liturgie,原为古希腊自由民维持城镇村社及其设施的献金,现代税收的前身——译者),人们曾一再试图结成职业同盟,这很有可能导致种姓制度(Kaste)的形成,但却不曾发生。史书上曾记载,6世纪末的时候,人们曾试图结成这类的职业同盟,但最后还是失败了。那些不可思议的所谓“不清白的”(unrein)种族与职业,其遗绪仍在。通常[27],人们区分出九种遭到贬斥的“种姓”:某些种类的奴隶、某种奴隶或世袭奴隶(Kolone)的子孙、乞丐、从前的暴乱者的子孙、迁入内地的野蛮人的子孙(客族)、乐师、参与家族仪式的优伶以及如欧洲中世纪时的演员与变戏法者。和印度一样,不清白职业有三种类型:固定的、世袭的和可出售的。所有上述的种姓没有与一般平民的通婚权、共食共饮权,并且没有取得功名的资格。不过,根据皇帝的恩赦,那些放弃不清白职业的人,可以在法律上恢复他们的权利(例如迟至1894年,还有赦免这些种姓中的个别种姓的诏令)。奴隶制度源自战争俘虏、父母贩卖的子女或政府惩罚的罪犯。就像在西方,被释放的奴隶必须服从他原来的主子(Patron,原指古罗马对释放奴隶仍保留一定控制权的旧奴隶主——译者),并且不能得到功名。契约劳动者(雇工)在其服勤期间必须顺从主人,并不得与之共食。世袭奴隶与长工(Landarbeiter)——以前是贵族阶层的奴隶——并不包括在这个范畴内。

这种至今还存在的类似种姓制度的现象,仅仅只是以前等级制结构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残迹而已。从前的等级划分,其实际的结果主要是使特权等级——(亦即“大的家族”与“士人”,前者用“百家”(die hundert Familien)来表示“帝国”(das Reich)——可以免除徭役与鞭笞的刑罚,对他们,徭役与体罚可以转换成金钱或拘留,他们也有可能被贬为“庶民”。以世袭神性为基础的古老的等级制结构,基于国家财政的理由,早就被一再完全根据财产来划分阶级的现象所冲破。

在近代的中国(至于过去,局外人是没有确切证据的)[28],除氏族、商贾与工匠的行会之外,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里,尤其是在经济和信用合作的领域里,还兴起了以俱乐部形式出现的社团(会hwui)[29]。至于此一发展的细节,此处暂且不谈。近代,无论是在搞平均主义(Nivelliertheit)的中国,还是在民主主义的美国,贪图功名的人都试图加入一个有声望的俱乐部,以证实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同样,中国的商店里高悬行会会员证,以对雇客保证其商品的质量;或张贴相应的布告,以显示商品固定的价格,例如,Doolittle在其描写中国的书中指出:“不二价”、“真正不二价”。不过,与清教徒相反的是,是否真正地贯彻这一交易原则,就没人敢保证了。这些现象是由于家产官僚体制的涣散性与缺乏由法律所保证的等级划分所造成的。

在近代,除了一种空有头衔的贵族外,中国人中间已不再有出生等级上的差别。当然,在满洲颁布的招募入伍令(Mandschu-Heerbann)里,家籍登记有严格的划分,这是17世纪以来就已存在的外族统治的一种表现。早在18世纪,“市民”阶层就已成功地松动了警察国家的锁链。19世纪时,已有了迁徙自由,虽然这显然是早已存在的,然而官方的法令并不承认这点。政府出于国家财政的需要,允许人民移居到本乡村里以外的乡村里,并获得土地,这和西方的情形一样。自1794年起,只要真正取得土地所有权,并缴纳了20年的税赋之后,就可获得当地居民的身份,因而失去原来的村落归属身份。[30]同样,职业的自由选择由来已久,虽然1671年的“圣谕”里仍劝告人民固守本业。在近代,我们未发现强迫出示通行证件的义务、强迫就学和服兵役的义务。同样,这儿没有限制高利贷的法律,也没有限制货运的类似法令。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须一再强调指出:这种情况显然非常有利于市民行业的自由发展,但是具有西方特色的市民阶层却没有发展出来。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甚至西方在中世纪时已有的资本主义的营利形式,在这儿都未完全发展成熟。我们现在又回到老问题上: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一个真正市民的、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是有可能从我们上面提到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里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理由我们业已知道。它们让我们明了资本主义之所以没能发展出来,其原因几乎完全在于国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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