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主义的仪式主义的和以管理技术为取向的性质向和平主义的转变
12个世纪以来,社会地位在中国主要是由任官的资格而不是由财富所决定的。此项资格本身又为教育特别是考试所决定。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其程度远超过人文主义时代的欧洲或德国的情形。甚至早在战国时代,受过人文教育——原先指的仅是能断文识字(Schriftkenntnis)——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就已遍布于各个诸侯国家。这些士人将统辖推向合理的进展,同时也是一切“智识”(Intelligenz)的代表。如同印度的婆罗门一样,中国的士人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按照正统国家观念的模式,凡是不在受过人文教育的官吏所管辖之下的领土(以及飞地,Enklave),对于国家理论来说,都是异端与野蛮,就像那些在印度教的领域里不在婆罗门治理下的部落地区或者像那些希腊人还未组织成城邦的地方一样。中国的政治组织及其承担者的这种日益发展的官僚体制结构,已在整个中国人文传统上刻下独具特色的印记。
2000多年来,士人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至今仍然如此。虽然他们的支配地位曾经中断,也经常受到强烈的挑战,但是总会复苏,并且进一步扩张。根据史书所载,1496年,皇帝首次称呼士人(而且也只有他们)为“我的先生”[1]。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样式具有无比重要性的,是这个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从不曾具有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教士、犹太教的经师(Rabbinen,或译拉比)或印度教的婆罗门、古埃及的祭司或埃及与印度的书记等所具有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士人阶层的发展虽说是来自礼仪的训练,不过他们却是一种高贵的俗人教育(vornehme Laienbildung)所培养出来的。封建时期的“士人”,被当时的官方称为博士(Puo tsche),亦即“活书库”。他们虽然主要是礼仪的行家,但是他们并不是出身于某种祭司贵族门第(例如印度梨俱吠陀〔Rigveda〕中的梨希氏族〔die Rischi-Sippen)),或者出身于某种巫师的集团(例如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又译咒文吠陀)里的婆罗门。与印度相反,中国士人来自(至少主要是来自于)封建家族的后裔,他们大多是非长子;他们接受过人文教育,尤其是书写方面的知识,而其社会地位也是基于这种书写与文献上的知识。平民也可以掌握书写的知识,然而鉴于中国文字系统的困难性,这是不容易的。不过,一旦平民成功了,便可以分享其他任何学者所享有的声誉。即使是在封建时期里,士人阶层也并非世袭或封闭性的阶层,这显然有别于印度的婆罗门。
直到近代,吠陀教育(Wedische Bildung)仍然是口口相传;它断然拒绝以文字将传统固定下来,而职业巫师的所有行会式的技艺(alle zunftmäβige Kunst)却与此相反,惯于以文字将传统固定下来。在中国,举凡礼仪之书、历表、史书的撰写,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2]甚至在最古老的传说里,古老的文字也被看作有魔力的东西,[3]而精通它们的人被视为具有魔力的神性的代表者。正如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的,这在中国乃是个源远流长的事实。士人的威望并非基于一种由神秘的魔力所构成的神性,而是基于此等书写与文献上的知识,也许他们的威望最初也还靠着天文学的知识。当然,他们没有义务通过巫术去帮助个人,用巫术医治疾病是巫师们的事。这类事会有其他专门的行家去做,我们在下文里还会提及。当然,巫术在中国的重要性,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只要是事关共同体的利益时,即由共同体的代表们来与神灵交涉。作为最高祭司的皇帝以及各诸侯王,代表其政治共同体与神灵交涉。至于家族的事,则由氏族长及家族长来做。在中国,很早就通过理性的手段——亦即水利的整治——影响共同体的命运,尤其是影响收成,因此,统辖的正确“秩序”(Ordnung)一直是影响神灵世界的基本手段。除了作为通晓传统之手段的文献知识(Schriftkunde)以外,为了获知上天的意志,特别是为了分清办公日(dies fasti,拉丁语)和非办公日(nefasti),还必须掌握历法与星象知识;而且士人的地位似乎也是由宫廷占星家的头衔演化而成。[4]这些精通文献的士人(也只有他们),能从礼仪上了解此种(原先在占星上也同样)重要的秩序,并且以此向负有使命的政治当局提供意见。中国史书上的一则轶事形象地说明了上述这些结论。相传在封建王国魏国,有一名战功卓著的将军(即吴子,据说写了一部兵书,该书所制定的礼仪上正确的战略,至今仍具有权威性),与一士人(即田文)争夺宰相之位。在田文终被任命为相后,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最后,田文甘拜下风,承认自己不如吴子,因为他无法像将军那样领兵作战,也无法掌理类似的政治事务。就在将军据此而宣称自己更胜一筹的时候,士人乃言朝中有革命的威胁;于是,将军立即毫不犹豫地承认,那位士人是防止此一事变发生的较合适的人选。[5]惟有精通文献与古老传统的人,才被认为有资格在仪式上与政治上,正确地指导国内的统辖制度与君侯符合神性的正确生活态度。与主要从事外交活动的犹太教先知形成最尖锐对比的是,在礼仪熏陶下训练出来的中国文人政治家,是以内政问题为其主要取向的。尽管如此,如前所述,这些文人政治家也会从他们君侯的立场出发为强权政治服务。作为君侯信使的首领和宰相,他们也可能会深深卷入外交的决策。
这种对“正确的”国家统辖问题的不断关注,导致封建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一种影响深远的实际—政治的理性主义。与后世严格的传统主义相反的是,史书向我们指出,士人有时是果敢的政治改革者。[6]他们极端自负于自己的教养,[7]而君侯——至少依据史书所载——则对他们毕恭毕敬。[8]士人阶层从古代开始就为家产制的君侯服务,与后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于士人之独特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士人阶层的起源,至今我们还不明确。看样子他们曾经是中国的占卜官(Auguren,原指古罗马用观察鸟飞、鸟叫等方法即能预言的预言者——译者)。中国皇权所具有的最高祭司与政教合一的性质,决定了士人的地位,并且也决定了中国文献的特性:诸如官方的史书、有神话之效的关于战争和祭礼的颂歌、历书、仪式与祭典方面的书籍。士人以其知识来支持本质上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把它看作既定的前提。士人在其文献中创造出“官职”(Amt)的概念,尤其是“职责”(Amtspflicht)与“公共福利”(öffentliches Wohl)的伦理精神。[9]如果编年史有点儿可信,那么,士人一开始就是封建体制的反对者和国家官僚组织的支持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只有那些受过人文教育的人,才够资格担任管辖之职。[10]另一方面,为了自身利益,他们给君侯出主意,要君侯在军事上自理(自己生产武器和修筑堡垒),以便用这些手段使君侯成为“国之主”。[11](https://www.daowen.com)
士人为君侯效劳的这种紧密的关系,是在君侯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使得中国的士人既有别于古希腊受过教育的俗人,也有别于古印度的贵族武士阶层(Kschatriya,梵文——译者),而较接近于婆罗门。不过,中国的士人也不同于印度的婆罗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士人在礼仪上从属于一个政教合一的最高祭司;另一方面,中国缺乏种姓划分(Kastengliederung),这与中国的人文教育有密切的关联。士人与官职的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封建诸国的时期里,各个宫廷竞相争取士人为其服务,而士人也在寻求获取权力的机会,以及(我们可别忘了)争取收入的最佳机会。[12]一个周游各处的“哲士”(tsche-Sche,相当于西方的诡辩家Sophisten——译者)阶层于是兴起,他们可与西方中世纪时期游历四方的骑士与学者相比。正如我们在下文里即将看到的,中国也有原则上不担任公职的士人。这个自由流动的士人阶层,乃是形成哲学流派与诸流派对立的主要角色,就像印度、古希腊以及中世纪时期的僧侣与学者。虽然如此,中国的士人阶层感到自己是个统一体,他们要求同样的身份荣誉。[13]此外,他们感到自己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代表者。中国的士人阶层,从总体上看服务于君侯,而这种服务关系是士人正常的或至少是以正常的方式所追求到的收入的来源。这种情况使他们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至少使他们有异于印度受过教育的俗人(这些人的活动重点在官职以外)。中国的士人把出仕视为一展身手的机会。孔子与老子一样,在其作为一个不再与官职有任何关联的教师与作家之前,就是个官吏。我们即将看到,这种与国家(“教会国家”)官职的关系,对于这个阶层的教养的特点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尤其要指出的是,这种取向变得更加重要和更为专一。帝国统一后,诸侯竞相争取士人的机会便不复存在。相反,现在士人及其门徒竞相争取既有的官职,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与这种现状相吻合的统一的正统学说,即:儒教(der Konfuzianismus)。随着中国俸禄制之逐渐实施,士人阶层原先精神的自由活动也就停止了。这种状况早在史书及士人的大部分系统性著作开始产生之际,以及那些被始皇帝焚毁的经书又“重新被发现”时[14]——它们之所以“重新被发现”,为的是让士人可以重新修订、润饰与诠释,从而取得圣典的地位——即已全面开始了。
从史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此一发展是与帝国的和平化同时出现的,更确切地说,是帝国和平化的必然结果。战争到处都是年轻人的事,“60回桥”这个句子(Sexagenarios de ponte,原指古罗马的人民大会不将年满60岁的人包括进来,而将他们推回桥的那边去,意为年老的人已不中用,不再管事——译者)就是战士们用来抵制“元老”(Senat)的口号。然而,中国的士人即为“老人”,或者说他们代表了“老者”。据史书所载,秦穆公在一次示范性的公开忏悔中表示,他犯了听从“年轻人”(即战士们)而不听从“长者”的过错。“长者”虽无勇力,却有经验。[15]事实上,这是转向和平主义,继而转向传统主义的关键点。传统取代了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