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制度的发展
在统一的王朝时代,官吏阶层(der Mandarinenstand)——中国所有等级的文官皆取自这个阶层——是一个持有文凭的、享有俸禄的官僚阶层,而他们的官职与品位则取决于通过考试的次数。这些考试分为三个主要的等级[20],由于有中试、复试、初试以及其他许多特殊的条件,考试的次数要增加许多倍。单单初等考试就有10种不同的种类。对一个不明身份的陌生人,最先提出的问题通常是:“他已通过几次考试?”因此,尽管中国人崇拜祖先,但有多少个祖先并不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要素。情形恰好相反:一个人能否设一个祖庙,并允许在祖庙中供奉多少个祖先,乃视其官位的高低而定。同样,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21]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
在儒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公元5—6世纪),这种入仕做官的办法以及考试制度显然尚未出现。看来,至少在封建诸侯国里,权力通常是掌握在几个“大家族”的手里的。只是汉朝(由一个暴发户所建)才把任人惟贤作为一种原则确立下来。而到了唐代(690年)才制定了最高级的考试制度。如前所述,人文教育最初极可能(或许有少数例外)——或许还是法制上规定的——是被那些“大家族”所垄断的,就像早期的吠陀教育在印度被垄断的情形一样。这种遗迹一直存在到现在。皇族成员,虽然未能免除所有的考试,但初试是可以免掉的。每位应试者的保证人,直到最近代为止,都必须证明应试者乃“良家出身”。到了近代,这项保证只意味着将理发师、法院差役、乐师、家仆、役夫及其他等人的子孙排除在外。然而,与此种考试制度并行的,还有“荫补”的制度。也就是说,在各省所容许的考生最大配额里,这些高官的子弟享有特殊的和优先的地位。在授予学位的名单上,需要有官方的惯用语“官宦出身”、“庶民出身”。功勋卓著的官员之子弟都可以拥有最低一级的品位,以作为光荣称号。这些都是古代等级状况的遗习。
自7世纪末以来,考试制度即已彻底实行。此一考试制度乃是帝国家产制统治者用来防止封闭等级形成的手段之一,以免封建藩臣与政府高级官员独占官职俸禄的权利。考试制度的最初迹象,似乎是出现在后来成为独裁制的诸侯国秦国,大约是孔子(与Huang Kong)生活的时代。选官任职,基本上取决于军事上的才干。然而,在《礼记》与《周礼》中,都以相当理性主义的方式,要求地方首长定期考核其下属官吏的道德,并据此呈报皇帝,作为他们晋升的依据。在汉朝这个统一的国家里,和平主义开始成为选拔官吏的主导因素。在士人将正君光武皇帝(即刘秀)于21年成功地拥上皇位,并支持他对抗受拥戴的“篡位者”王莽之后,士人的势力即大大地强化起来。在这以后发生的俸禄斗争里,士人发展成为一个团结的等级。关于士人在这些激烈的俸禄斗争里的情况,我们下面还会谈及。(https://www.daowen.com)
就中国的盛世与文化的真正创造者而言,唐朝的光芒至今仍闪烁不熄。唐代首次(7世纪)规定了士人的地位,并设立了培养他们的大学。另外又创建了翰林院,即所谓的“科学院”(Akademie,或译研究院)。翰林院首先是编纂史书以了解前贤的往事,其次负责检查皇帝的行为是否符合习俗或道德标准。在经历了蒙古人的风暴后,14世纪建立了具有民族意识的明朝,并发布了基本上封闭的法规(abschlieβende Statuten)。[22]按照法规,每个村必须立学,每25家设一所。但由于学校并没有得到国家或政府的资助,所以此一法令有名无实,丝毫不起作用。或者确切地说,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的,是什么力量控制了学校。官吏们选出最好的学生,并将其中的一定的员额送到大学。大体上,这些大学(即国子监)已经残破,虽然它们有一部分是新近才成立的。1382年(即明太祖洪武十五年),政府给予这些“大学生”(即监生)米粮以为俸禄;1393年,确定了“大学生”的数目。从1370年起,就只有考试合格的人才有任补官职的资格。于是,各地区之间为了争取得到候补官职很快燃起战火,尤其是南北之间。南方的应试者由于来自较为广阔的地区,因而具有较高的学识,但是北方却是帝国的武力的基石。因此,皇帝进行了干预,并且惩罚了(!)将“榜首”(Primus,拉丁语,指一个班级中最优男学生,泛指第一名——译者)给南方人的主考官。南北因此分榜。可是,此后不久,又立即展开了一场官职荫补的斗争。虽然在1387年举办了一场武官子弟的特考,然而无论文官或武官都进一步要求有指定他们的继承人的权利,这无异于要求重新封建化(Re-Feudalisierung)。1393年,此一要求被认可,不过最后是修正过了的:被荐举者(die Präsentaten)有进入国子监的优先权,并确保其俸禄的享有权。1465年时每一官员可荐举三子,1482年则限一子。在15世纪,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国家由于急需军费,允许人们用钱买进入国子监的资格(1453年)以及买官职(1454年)。虽然这些措施在1492年(明孝宗弘治五年)时被废止,但1529年又再恢复。同样,朝廷的各部门之间也互相倾轧。自736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后,礼部负责考试,而吏部则负责官员的任命。后者经常抵制应试者,而前者则以罢考进行还击。形式上是礼部尚书,而实际上却是吏部尚书(即宫廷大臣Hausmeier)最后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而后,商人也开始入仕,对这些商人,人们曾期望他们少“悭吝”一些,当然,这种期望是很没有道理的。[23]满洲人(清人)支持古老的传统,因此重视士人,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保持官职分配的“纯洁性”。虽然如此,跟往日一样,这时仍有三种猎取官职的途径:(1)皇帝恩赐的“公侯”子弟(考试特权);(2)握有荐举之权的高级官员为其下属官吏所举行的简单考试(每三到六年举行一次),每次这种考试无疑可使这些属官升到更高的位置;(3)惟一合法的途径——纯正并有效地以考试获取资格。
考试制度在本质上的确能发挥皇帝所赋予它的各种作用。有一次(1372年),有人——我们可以想得到是哪一类的人——向皇帝建议,根据正统的道德神性(Tugendcharisma)所得出的结论,应该废止考试制度,因为只要道德一项就足以证明谁可以取得做官的资格。但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驳回了。这事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双方——皇帝和应试者——在考试制度里存在着利害关系,或者至少双方都这样认为。从皇帝的立场而言,考试制度所扮演的角色,正如俄国专制君主的品位秩序(Mjestnitschestwo,俄文原文为Местничество,俄国15至17世纪按贵族门第规定的任官等级——译者)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虽然就技术而言,其手段并不相同。此一制度导致候补者互相竞争官职与俸禄,因而使得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形成封建官吏贵族。获取官职的机会对任何人开放,只要他们能证明自己有足够的学养。考试制度也因此而达到了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