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子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孔子

孔子死于公元前478年,与作为编纂者的孔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经典作品中最古老的一些部分,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具有神性的战争君主的情形。《诗经》里的英雄诗歌,如同希腊和印度的史诗一般,吟咏着进行车战的君主。但是,这些英雄诗歌,就其总的性质来说,已不再像荷马或日耳曼的史诗那样,赞颂个人的英雄行为或纯粹是歌颂人类的英雄精神。当《诗经》最后编纂时,君主的军队已丝毫没有从征武士的浪漫气息,或者如荷马史诗式的冒险的浪漫精神。那时的军队已具备有纪律的官僚化军队的性质,尤其是已置有“武官”。在《诗经》里,君主之所以在战争中取胜,并非由于他们自己是个较伟大的英雄,而是因为在天神的面前,他们具有道德上的正义,并且也因为他们具有较高超的神性的美德。这正是决定军队士气的关键所在。相反,他们的敌人是为神所厌弃的(gottlos,不信神的)罪犯,压制与毁坏自古以来的良风美俗,并侵扰了其臣民的幸福,因此已丧失了神性,沦为孽障。胜利,与其说激起英雄式的喜悦,不如说引发道德上的思索。中国的伦理著作不同于几乎所有世界其他神圣的伦理经典,其显著的特点是,其中没有任何“有伤风化的”(anstöβig)言论,也没有丝毫可以觉察到的“不合礼仪的”痕迹。显然,中国的伦理著作经过了一种非常有系统的净化工作,而这很可能就是孔子的特殊贡献所在。通过士人及官方史学的努力,中国的古代传统在史书里获得了实用性的根本改变,这种实用性的改造,显然要超出《旧约》例如《士师记》(Buch der Richter)中所确立的那种庄严崇高的范式。在孔子主持下完成的那部编年史(即《春秋》)里,即包含了关于出征与惩罚叛乱者的最索然无味与最客观的枚举;在这方面可与亚述人的楔形文字记录相比拟。如果孔子真的——如传统的看法——说过他的性格可以很清楚地从这本书里得知,那我们就不得不同意那些(中国与欧洲的)学者对此说法的意见:他的独特成就在于,从“礼”(Schicklichkeit)的观点出发,将事实做了系统的、实用主义的修正——在这点上,他的著作对于其同时代的人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对我们西方人,它的实用意义大半都变得隐晦不明了。[16]君侯与大臣的言行举止都像是君主的典范,他们道德高尚的举止受到上天的酬报。做官以及凭功升官受到推崇。虽然诸侯国仍奉行世袭制,某些地方官职也是世袭性的采邑,然而经典作家对世袭制——至少是那些世袭性的官职——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它们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在理论上,皇帝的尊严(Kaiserwürde)也具有世袭性。传说中理想的皇帝(尧与舜)从大臣中指定继承人(舜与禹),并把选定的继承人置于他们自己的儿子之上,而不管这些继承人的出身如何,完全根据朝中重臣对他们个人神性的认定。帝王也以同样的方式选定其所有大臣,而只有第三个帝王,即禹,没有指定他的首相(益),而是推举他的儿子(启)做为其继承人。

与古老而真实的文献与碑铭不同的是,我们无法从大多数的经典著作中找到本来的英雄观念。孔子的传统看法是:谨慎优于勇敢,智者不应该拿自己的生命去干不恰当的冒险。自从蒙古人统治中国以来,举国的太平盛世更大大增强了此一心态。这个帝国变成了一个和平的帝国。由于帝国被认为是个统一体,根据孟子的说法,在帝国境内无“正义的”(gerecht)战争。就帝国的版图而言,军队的力量相比之下是微小的。在武士的训练与士人的训练分开之后,皇帝在为士人举办的国家考试之外,也保留了武士的体育与文学竞赛,并发给合格者以资格证明书。[17]然而长久以来,获得这种资格证明书与在军中的实际的升迁发迹几乎毫无关系。[18]事情的结果是:武人在中国被鄙视,就像在英国武人亦曾受过200年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的。[19](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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