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孝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七、孝

封建主义把荣誉视为基本美德,而家产制则以孝顺为基本美德。封臣之忠诚的可靠性以荣誉为基础,而领主之仆人与属官的隶属性则基于孝顺。当然,这种区别并非对立,只是强调点的不同。西方的封臣也将己身“托付”(Kommendierte sich)给领主,而且就像日本的封臣一样,有孝的义务。自由的官吏也有作为他行为动机的等级荣誉。这在中国与西方都是如此,而中东和埃及则有所不同,那儿的官吏是从奴隶等级升上来的。无论何处,文武官员对君主的关系都保持着某些封建的特征。即使在今天,个人对于君主的宣誓,都还是这种隶属关系的标记。君主通常出于王朝的利益而强调这些官职关系的要素,而官吏之所以如此,则是出于等级利益的考虑。封建主义的残余仍然相当强大地存在于中国的等级伦理中。对封建主的孝,是与子女对父母的孝、学生对老师、官职等级制度中下级对上级,以及一般对任官者的恭顺相并列的,因为孝对所有这些人来说原则上是适用的。事实上,封臣的忠诚已被转化为官吏之间的庇护关系(Patronagebeziehung)。忠诚的基本特性是家长式的,而非封建的。孩子对父母的无限的孝道[15],被一再地作为绝对根本的德行提醒孩子注意。当种种德行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孝先于一切。[16]孔夫子在一句格言里赞赏一位高官,称赞他出于孝心,为了不违忤(desavouieren)父亲而继续容忍无可争辩的滥用职权的恶行。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父亲出任同一职位时也是如此容忍的。然而,这与《书经》(schu-King)里的一段记载形成对比:皇帝任命一个儿子继任其父亲的官职,以弥补其父在任职期间所犯的过错。[17]。在孔子看来,任何人的行为,在人们看到他以何种方式为其父母服丧之前,是不能看作合格与否的。在一个家产制国家里,子女对父母的孝被转化到所有的从属关系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官员——孔子有段时期也做过大臣——会认为孝是所有其他德行的源头。孝是对履行官僚体制最重要的等级义务——无条件的纪律——的考验与保证。军队从英雄格斗转变为有纪律的部队,这种社会学上的基本变化,中国在史前时期就已完成。对于纪律的无限威力的信仰,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里均可以发现。这种信仰不仅见于非常古老的名人轶事里,而且在孔子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抗命(Insubordination)比思想卑劣更坏”,因而“无节制”,亦即浪费挥霍,比俭约更糟。不过,也有相反的说法:俭约会导致“下等人的”或庶民的思想,这与有教养的人的身份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俭约不应予以积极的评价。此处,就像在任何等级伦理中所看到的一样,对于经济的态度,是个消费问题,而不是工作问题。“高等的”人对经营是不屑一顾的。是的,经济上的经营本来是不适合高等人去做的。其原因并非在原则上拒绝财富本身,相反,在一个治理得好的国家里,人们以穷困为耻。若是天下无道,则以拥有财富为耻,因为这或许是任官时以不光彩的手段而获得的。有关财富的取得,留待后面再说。经济的学问是个做官的学问。

儒教的官吏道德,就像其他任何的官吏道德一样,反对官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营利的行当。参与营利被认为是道德上的缺陷,并且与其个人的身份地位不相符。官吏的薪水本身不高,而且就像在古代一样,主要是以实物支付,所以,官吏愈是在实际上依赖官薪,他就愈加迫切地利用其职位来谋利。不过,这种功利主义的,即非封建亦非苦行主义的伦理,并没有发展出原则上反货殖的理论(antichrematistische Theorie)。相反,儒教创造了极具现代意味的供与求、投机与利润的理论。和西方不同的是,货币的收益性是不言而喻的(利息,在中国与希腊一样,被称为资本的“孩子”),而且此一理论好像对利息的限制一无所知。当然,有某些王朝的法规确实是反对一些“高利贷”行为的。不过,私人得益的资本拥有者仅仅是不允许当官而已;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得超脱于货殖之外。只要社会对追求利润本身产生疑虑,那么这种疑虑本质上是政治性的。(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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