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与对专家的排斥
孔夫子认为,贪欲(Gewinnsucht)乃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据。显然,他这里所指的是在收购商或垄断者的利益与消费者的利益之间所产生的典型的、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儒教在这方面自然主要采取倾向消费者的政策,不过,对于经济利润的敌意并不强,一般民众的心理亦如此。敲诈勒索的和不公正的官吏,尤其是税务人员和其他的胥吏,在戏曲里遭到严厉的谴责,然而对商人与高利贷者却似乎不太加以指控或嘲弄。儒教对于佛教寺院的愤怒与敌视,导致唐朝武宗皇帝于844年的毁教之役。儒教反对佛教寺院的根本理由在于:寺院将民众引离了有用的劳作。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知,“通货政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在整个的正统文献里,经济活动受到高度的重视,只要这种追求有几分成功的把握。孔子本人也会追求财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然而,这种成功的保证未必真有,于是,其结果是对经济利润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心灵的平静与和谐会被营利的风险所动摇。因此,官职受禄者的立场便表现为对伦理的神化。由于只有官职能够使个人人格臻于完美,因此惟有它才配得上高等人的地位。孟子曾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见《孟子·梁惠王篇》)经济上的、医药的以及教士的行业(Erwerb),都是些“小技”,因为它们会导致专业的专门化(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并且与我们上文所述的紧密相关)。而高等人则追求全面发展,这在儒教的眼里只有教育能够做到,并且也是做官所特别要求的。而官职恰恰是家产制国家里缺乏合理的专业化的表征。然而,正如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企图所显示的,文献里也隐隐约约地提及,有人主张以现代官僚体制里具有专业能力的官员,取代传统的通才式的官员,因为没有人能无所不通。不过,中国古老的教育理想,不仅与上述这些注重实际的要求形成强烈的对比,而且也与我们欧洲的理性的客观化的管理机制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古老的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儒仕,自然而然会将带有西方印记的专业训练视为对最低贱者的训练。[18]这无疑是那些反对所有西方意义“改革”的极为重要的反对势力的一部分。“君子不器”这个根本的原理告诉我们,君子是目的本身,而不只是作为某一特殊有用之目的的手段。中国儒家的教育理想与以社会为取向的柏拉图式的理想恰巧相反。柏拉图的理想建立在城邦的基础之上,并且以人只有通过精通一艺才能达到自己预定目的的信念为出发点。儒教高尚的等级理想与禁欲的耶稣教会的职业概念形成了更加强烈的对立,因为前者主张培养出具有通才的“绅士”(Gentmen)或“德沃夏克”(Dvorvak)所译的“贵人”(君子)。这种建立在全才基础上的“美德”,即自我完善,比起通过片面化知识(Vereinseitigung)所获得的财富要来得崇高。即使是处于最有影响地位的人,若不具备来源于教育的这种美德,在世上便会一事无成。因此,“高等”的人所追求的是这种美德,而非营利。
总之,这些就是孔子简要概括的关于对职业生涯与财富之态度的基本论点。(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