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的意义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十、经典作家的意义

此种教育只能通过学习古代的经典作家才能够实现,经典作家具有纯粹正统的形式,其绝对的典范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虽然我们有时也会发现这样的意见:一个人为了目前的问题而请教古代,是会造成祸害的。然而,就像李格(Legge)所认为的,这必须被解释成为对古老的封建状况的一种拒绝,但很难说是反传统主义。因为整个的儒教已彻底变成了传统的经典法规。李斯著名的丞相报告,确实是反传统主义的,它直接指向儒教,并于公元前213年帝国统一与官僚体制诞生时,导致一场焚书坑儒的大灾难。报告中说,一帮文人贬今颂古,引导人们蔑视皇帝的法令,以他们书本权威的标准来批评皇帝的法令。在李斯看来,有用的书籍只是那些关于农业、医药和预言的书——与儒教的价值取向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李斯是位封建制的摧毁者,他的彻底的功利式理性主义,有利于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同时有利于人们摆脱作为儒教理性主义屏障的传统这一束缚。但如此一来,他便动摇了权力利益和统治阶层的合法利益之间一种明智的妥协,而这个制度的国家理由正是建立在这种妥协的基础之上。因此,基于自身安全的理由,汉朝很快地又全面回复到儒教的路线上。实际上,一个处于绝对权力地位、并垄断官方教士功能的家产制官僚阶层,除了保持一种注重典籍的传统主义的心态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典籍的神圣性本身可保证支撑官僚系统之地位的秩序的合法性。由于此,官僚体系就必须限制它本身的理性主义;同样,在面对民众的宗教信仰时,它也必须如此。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存在,能保证民众的驯服,并可使民众对政府组织的批评有所限制。个别统治者可能会失去神性而成为坏的统治者。倘若如此,他就不是神授的,因此可以像任何不称职的官吏一样被免职。然而,作为体制本身,必须基于孝的基础之上,而每一次传统的动摇,都会危害到孝。基于这些众所周知的理由,儒教丝毫也不打算在伦理上使既有的宗教信仰理性化。儒教认为,由皇帝和官吏主持的官方祭典和由家长主持的祖先祭祀,是这个既定的俗世秩序的组成部分及前提。《书经》里的君主在做决定时,不仅要征询帝国的大人物和“人民”(当时,无疑指的是军队)的意见,而且还要向两种传统的占卜方式请教。如果来自这两方面的认识发生矛盾,那么只好诉诸决疑论的探讨。特别是因为知识阶层所抱的上述那种态度,私人生活关于心灵指导与宗教指引的需求,便停留在巫术的泛灵论与崇拜功能性神祇的水平上。除非有先知预言的介入,否则这些现象总是难以避免的,然而中国并未有先知预言的兴起。

这种神秘的泛灵论,已被中国的思维纳入一个被德·格罗特(de Groot)称之为“普遍主义”(Universismus)的体系里。然而,创建此一体系的并非儒教一家。我们必须考虑参与创建它的种种势力——在儒教的眼里,它们全都是异端。(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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