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现在来说一说资产阶级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外国资产阶级报刊怎样对待宪法草案的问题，当然是很有意思的。由于外国报刊反映各资产阶级国家里各阶层居民的舆论，所以我们不能不来说一说这些报刊对宪法草案的批评。
从外国报刊对我国宪法草案的最初反应看，它们有一种不理睬这个草案的倾向。这里我指的是最反动的法西斯报刊。这种批评家认为最好是干脆不理睬宪法草案，似乎天地间根本没有过、根本就没有这个宪法草案。也许有人说，不理睬不是批评。但这是不对的。不理睬作为一种特别的藐视办法，也是一种批评方式，固然是愚蠢可笑的，但毕竟是一种批评方式。可是，他们采取隐瞒手段，并没有发生效果。最后，他们不得不打开闷葫芦，告诉世界说，真痛心，苏联宪法草案毕竟存在，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开始发生蛊惑人心的影响。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总还有舆论，有读者，有活人，他们想知道事实的真相，要长期硬是欺骗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的。靠欺骗是走不多远的……
第二种批评家承认宪法草案确实存在于天地间，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它事实上不是宪法草案，而是一纸空文，是用来玩弄某种手腕和欺骗人们的空洞诺言。同时他们又说，而且苏联也不能拟出较好的草案，因为苏联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而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既然苏联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宪法也就不能是真正的宪法。这种批评家的典型代表，说来奇怪，就是德国半官方杂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该杂志公然说：苏联宪法草案是空洞的诺言，是欺骗，是“波将金的村落”[1]。它毫不犹豫地宣称：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苏联“不过是一个确定的地理概念”，所以苏联宪法也就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宪法。
对于这种所谓批评家可以说些什么呢？
俄国伟大作家谢德林在他的一篇寓言故事[2]中，描写了一个刚愎自用，十分狭隘、迟钝，可是非常自信和尽职的官僚的典型。这个官僚在他“管辖的”地区杀了成千累万的居民，烧毁了几十座城市，建立了“秩序和安宁”以后，眺望四周，忽然在天边看见了一个美国，这个国家固然不很著名，但那里却有着诱惑人心的自由，用另一种方法管理国家。这个官僚一看见美国，就气愤地说：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当然，它是在几世纪以前偶然被人打开的，可是难道不能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吗？他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美国重新封起来！”
我觉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杂志的那些老爷，同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一模一样。苏联早已成了这些老爷的眼中钉。苏联象灯塔一样屹立着已经有19年了，它用解放的精神感染全世界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气得发狂。而它，这个苏联，却不仅存在，而且日益成长，不仅日益成长，而且日益繁荣，不仅日益繁荣，而且制定了新宪法草案，制定了使各被压迫阶级精神焕发、满怀新希望的草案。既然如此，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又怎能不气愤呢？他们大声叫喊：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如果它是1917年10月打开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呢？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苏联重新封起来，当众宣布苏联这个国家不存在，苏联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已！
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虽然十分迟钝，可是他写下把美国重新封起来的批示时，总还表现出一点了解实情的能力，因为他立刻自言自语地说：“但也许这是不能由我作主的吧。”我可不知道，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是否有充分的智力猜想到，他们在纸上当然能够“封闭”这个或那个国家，可是如果认真来说，那么“这是不能由他们作主的”……
至于说苏联宪法好象是空洞的诺言，好象是“波将金的村落”等等，那我就要援引一系列确定不移的、无须证明的事实。
在1917年，苏联各族人民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地主阶级，把从前属于地主、官府和寺院的15000万公顷土地交给了农民，而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不在内。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资本家阶级，没收了他们的银行、工厂、铁路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宣布这些东西为社会主义财产，派工人阶级的优秀人物领导这些企业。这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按社会主义的新原则、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组织了工业和农业，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现在苏联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50%，工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6倍，而国民收入则比战前增加了3倍。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其次，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失业，实现了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保证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能够实行。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
最后，苏联制定了新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不是诺言，而是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把已经取得和争取到的东西登记下来，用立法程序固定下来。
既然如此，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关于“波将金的村落”的废话，如果不是为了对人民隐瞒苏联真相，使人民陷入迷途，欺骗人民，试问又是为了什么呢。
事实就是如此。而事实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是改变不了的。德国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也许会说，那就该事实倒霉。可是，那时就可以用俄国一句著名的谚语来回答他们：“傻子是不讲道理的。”(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种批评家不反对承认宪法草案有相当多的优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是一种好现象，但看来很怀疑草案中许多条文能够实现，因为他们确信这些条文根本无法实现，只是纸上空文。如果说得客气一点，这就是怀疑论者。这种怀疑论者是各国都有的。
应当说，我们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们。当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时候，怀疑论者就说过：布尔什维克也许不是坏人，但掌握政权这件事他们是办不好的，他们一定会失败。可是事实上失败了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怀疑论者。
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这种怀疑论者就说过：苏维埃政权当然是不坏的东西，但是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又加上外国人，大概会战胜这个政权的。可是事实上怀疑论者就在这一点上也失算了。
在苏维埃政权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怀疑论者又跑出来说：五年计划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未必能实现，五年计划的事布尔什维克大概是搞不成的。但事实又证明怀疑论者倒霉：五年计划在四年内完成了。
关于新宪法草案以及怀疑论者对这一草案的批评也是这样。草案一公布，这种批评家就又跑出来发表他们那一套悲观的怀疑论，说宪法中有些条文未必能实现。毫无疑问，怀疑论者现在这一次，也会象他们过去屡次失败了那样遭到失败。
第四种批评家攻击新宪法草案，认为这个草案是“向右转”，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是“取消布尔什维克制度”。他们用各种腔调说：“布尔什维克向右转了，这是事实。”在这方面特别卖力气的，是某些波兰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纸。
对于这些所谓批评家可以说些什么呢？
如果扩大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使专政变成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的更灵活、因而也更强大的体系这一点，竟被他们解释成不是加强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削弱这个专政，甚至放弃这个专政，那就可以问一问，这些老爷一般是不是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专政呢？
如果用立法程序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固定下来，用立法程序把工业化、集体化和民主化的成就固定下来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竟是“向右转”，那就可以问一问，这些老爷究竟知道不知道，左和右的区别是什么？
毫无疑问，这些老爷在批评宪法草案时头脑完全混乱了；既然他们头脑混乱了，就把左右都弄错了。
说到这里，不禁会想起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来。果戈理描写说，这个“娃儿”有一次替乞乞科夫的马车夫绥里方带路，但她因为不会分辨向左向右，脑筋乱了，结果弄得很窘。应当承认，波兰报纸的批评家虽然十分自负，但是他们的理解程度却与《死魂灵》中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相差不远。你们记得，马车夫绥里方因为彼拉格娅分不清左右，认为必须斥责她，于是对她说：“啊唷，你这泥腿……连左右也分不清。”我觉得也应当这样斥责这些倒霉的批评家，对他们说：阿唷，你们这班蹩脚的批评家……连左右也分不清。
最后，还有一种批评家。如果上面那种批评家责备宪法草案是放弃工人阶级专政，那么恰巧相反，这一种批评家责备宪法草案丝毫没有改变苏联现状，没有触动工人阶级专政，没有容许政党自由，而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同时，这一种批评家认为在苏联没有政党自由，就是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标志。
我应当承认，新宪法草案确实保留了工人阶级专政制度，同样也毫无变动地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如果可敬的批评家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缺点，那就只能对此感到遗憾。我们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优点。
至于说到各种政党存在的自由，那么在我们这里却持有略为不同的观点。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先进部分。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它对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保护得不坏，这大概不能有任何怀疑吧。
人们谈论民主，但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对抗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归根到底是给有势力的人享受的民主，是给有财产的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相反地，民主在苏联却是给劳动者享受的民主，也就是说给所有的人享受的民主。由此可见，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不是苏联新宪法草案，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
资产阶级对苏联新宪法草案的批评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