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37年12月11日于大剧院）

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37年12月11日于大剧院）

同志们，老实说，我没有打算讲话。但是，我们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可以说是硬把我拖到这个会场里来。他说，请你作一个好的演说吧。讲些什么呢，究竟讲些什么样的话呢？凡是在选举以前需要讲的一切，都已经在我们的领导同志加里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其他许多负责同志的演说中讲过了，而且是一再地讲过了。对这些演说还能补充些什么呢？

据说，有人要求对选举运动的某些问题进行解释。解释什么呢，对哪些问题进行解释呢？所有一切需要解释的东西都已经在布尔什维克党、共青团、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1]、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著名宣言中解释过了，而且是一再地解释过了。对这些解释还能补充些什么呢？

当然，可以发表一通什么都谈到而又什么都没有谈的那种随随便便的演说。这样的演说也许能使听众开一开心。据说，这样的演说家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有，而且在我们苏维埃国家里也有。但是，第一，我不是这样的演说家。第二，现在，当我们所有的人、布尔什维克，正如常言所说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是否值得来寻开心呢。我想是不值得的。

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作不出好的演说来。

可是，既然我已经走到讲台上来了，当然多少总得讲一点。

首先，我想感谢选民们，感谢选民们的信任。

我被提名为代表候选人，苏联首都的斯大林选区选举委员会把我登记为代表候选人。同志们，这是很大的信任。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深深的布尔什维克的谢意，感谢你们对我身为其中一个成员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感谢你们对我本人，即对这个党的代表的信任。

我懂得这种信任意味着什么。这种信任自然会给我又增加一些新的义务，因而也就是又增加新的责任。好吧，我们布尔什维克是不会推卸责任的。我很高兴地来承担这个责任。

同志们，我想从自己方面向你们提出保证，你们可以大胆地信赖斯大林同志。你们可以指望斯大林同志一定能够完成自己对人民的职责，对工人阶级的职责，对农民的职责，对知识分子的职责。

其次，同志们，我想向你们祝贺即将到来的全民节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日。同志们，当前的选举不仅仅是选举而已。这是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真正的全民节日。世界上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选举，从来没有过！历史上没有其他这样的先例。问题不在于我们的选举将是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和直接的，虽然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具有重大的意义。问题在于，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选举相比，我们所进行的普遍选举将是最自由的选举，最民主的选举。

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即所谓民主国家里，也举行普遍选举。但是，那里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选举的呢？是在阶级冲突的情况下，在阶级敌对的情况下，在资本家、地主、银行家和其他资本主义豺狼压迫选民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的选举即使是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和直接的，也不能叫作完全自由和完全民主的选举。

相反，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里，选举却是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下进行的。在我们这里，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因而也不存在有产阶级对贫苦阶级的压迫。在我们这里，选举是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他们互相信任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可以说，是在互相友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在我们这里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剥削，根本没有什么人为了歪曲民意而去压制人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选举是全世界唯一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选举。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基础上，只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单单正在建设、而且已经深入生活、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这种自由的和真正民主的选举。十来年以前也许还可以争论我们这里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不是争论的问题了。现在，这已经是事实问题，是现实生活的问题，是贯穿在人民全部生活中的习惯问题了。我们的工厂是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领导这种工作的是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实际的社会主义。在我们的田野上，庄稼人是在没有地主、没有富农的情况下工作的，领导这种工作的是来自人民中间的人。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我们的新的、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选举，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选举。(https://www.daowen.com)

既然这样，怎能不向你们祝贺这个全民胜利的节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日呢！

同志们，其次，我想给你们一个劝告，一个代表候选人对自己的选民的劝告。如果看一下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那里的代表和选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可以说是相当奇怪的关系。在进行选举的时候，代表们向选民百般讨好，阿谀奉承，发誓赌咒要忠诚不渝，许下各种各样的诺言。看来，代表是完全从属于选民的。但是只要选举一结束，候选人一变成代表，这种关系就根本改变了。代表不再从属于选民，他们完全独立了。在四五年内，即在下次选举以前，代表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并不从属于人民，并不从属于自己的选民。他可以从一个营垒转入另一个营垒，他可以从正路转入邪路，他甚至可以卷入一些不那么体面的勾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花招，——他是独立的。

能认为这样的关系是正常的吗？同志们，绝对不能。我们的宪法估计到了这一点，它制定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如果代表开始耍滑头，如果他们离开正路，如果他们忘记自己应当从属于人民，从属于选民，那么选民就有权在任期未满前撤回自己的代表。

同志们，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法律。代表应当知道，他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派到最高苏维埃的使者，他应该遵循人民给他的委托书所指出的那条路线。如果他离开了正路，选民就有权要求重新选举，就有权使离开正路的代表落选。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法律。我的劝告，代表候选人对自己的选民的劝告，就是要你们记住选民的这个权利，即在任期未满前撤回代表的权利，要你们监督和检查自己的代表，如果他们想离开正路，就把他们轰走，要求重新选举。政府一定要进行新的选举。我的劝告——就是要你们记住这项法律，并在必要时运用这项法律。

最后，代表候选人对自己的选民还有一个劝告。拿一切可以提出的要求中的最起码的要求来说，一般应当向自己的代表提出些什么要求呢？

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胜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象列宁那样的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毫不惊慌失措，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没有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地确定方针、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也能够象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

我们能否说，所有的代表候选人恰恰都是这样的活动家呢？我看不能这样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家。有一种人，说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勇士还是懦夫，是彻底拥护人民的还是拥护人民的敌人的。是有这样的人的，是有这样的活动家的。在我们这里，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这样的人。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丑儿家家有。俄国伟大的作家果戈理曾经一针见血地谈到这种不确定的人，这种与其说是政治活动家不如说是政治庸人的人，这种不确定的、不定型的人。果戈理说：“这种不确定的、不三不四的人，使你弄不清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既不象人，又不象鬼。”[2]关于这种不确定的人和活动家，在我们民间也有相当确切的说法：“这样的人实在是非驴非马”，“既不象供神的蜡烛，也不象喂鬼的馒头”。

我不能确有把握地说，在代表候选人（当然我对他们很抱歉）中间和我们的活动家中间，没有那种多半是政治庸人的人，没有那种在性格和面貌上很象民间所说的“既不象供神的蜡烛，也不象喂鬼的馒头”的人。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经常地影响自己的代表，提醒他们，要他们以伟大的列宁为典范，要处处效法列宁。

选民的职能并不因选举的结束而结束。他们的职能在该届最高苏维埃存在的整个时期内，一直都有效。我已经谈过关于代表离开正路时选民有权在任期未满前撤回自己的代表的法律。因此，选民的义务和权利就在于，始终要监督自己的代表，提醒自己的代表无论如何不能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提醒自己的代表要做象伟大的列宁那样的人。

同志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第二个劝告，一个代表候选人给自己的选民的劝告。

译自《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53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