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结构与市场关系

必须强调的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两分阶级观念是作为理论来建构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对它的未来进行设计时所表明的那样——才非常接近于这一图景。历史上所有的阶级社会都表现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体系，从而与阶级结构的两分轴心之间存在着重叠之处。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些复杂的群体主要表现为三类：

1.有一些阶级，尽管他们在现存的社会形式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角色，但由于他们产生于一套正要被取代或将要取得优势的生产关系中，他们实际上是边缘性的。[15]前者的例子是自由农民，尽管他们在法国和德国的力量仍然强大，但却越来越被拖入对农业资本家的依赖中，或被迫加入到城市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16]

2.有一些阶层，他们与社会中的某个阶级保持一种依赖关系，而且在政治上也越来越认同于这一阶级。在产业的管理工人中，被马克思称之为“专门人才”（officers）的高级管理人员就属于这一范畴。[17]

3.最后是那些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中各种形形色色的群体，由于他们并没有完全被整合进分工的队伍中，因此站在阶级体系的边缘。他们是由“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18]组成的。

在历史上，阶级构成的同质性程度各不相同：所有阶级都存在其“多种多样的层次”（subordinate gradations）[19]。在《法兰西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一书中，马克思分析了1848—1850年间金融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内部长期存在着进一步划分的经验性例证，就像其他类似的进一步划分一样，它们建立在特定种类的分殊化利益的基础之上。“只是因为利润能够分为两种收入部门。两种资本家只是事实本身的反映。”[2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随着社会形式的继替，阶级的等级构成和阶级斗争的本质也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前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局限在其组织内部。将马克思用于描述法国农民的比喻一般化，可以说，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21]。在这种形式的社会里，经济关系并不表现为纯粹的市场关系，经济上的支配或从属融合进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因此，封建地主的支配主要是通过个人依附关系和直接的税收关系来实现的。更有甚者，农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对生产工具的控制权，尽管他必须把其部分产品贡献给领主。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赤裸裸的市场关系才成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它依赖于大量劳工的使用，而这些劳工除了他们的劳动力之外，不再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交换以维持其生存。资产阶级社会“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2]。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关系变得简单化和普遍化了。资本主义一旦建立起来，就一步步地发展成为市场上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他阶级——地主、小资产者和农民等——都是过渡性阶级，不断为两大阶级所吞没。(https://www.daowen.com)

在马克思的观念里，阶级成为生产关系与社会其他层面或者说“上层建筑”（Überbau）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阶级关系是政治权力分配所围绕的轴心，是政治组织所依赖的枢纽。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两者并非完全不可分离。然而，这一原理同样必须置于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政治机构（agency）的形式与生产方式紧密相连，因此，市场关系在经济上也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私有财产最初出现在古代世界里，但被限制在经济生活的局部范畴内。在中世纪，财产权经过了数个发展阶段，从封建土地财产权到流动的社团性财产权，最后到投资于城市制造业中的资本的兴起。不论在古代社会还是在中世纪，财产权一直被局限在社团的范围之内，阶级支配关系从而也表现为这样的形式。这也就是说，政治权力的运作主要仍是以一种松散的方式在共同体（communitas）内进行的。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是“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23]。

现代国家是伴随着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进行斗争的过程出现的，但同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需求的刺激。

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税收而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由于国债而完全归他们掌握；现代国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内国家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24]

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定形式，依据资产阶级所获得的优势状况而表现出不同。以法国为例，资产阶级与专制君主的结盟刺激了强固的官僚制（officialdom）的发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英国，国家代表的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陈腐的妥协”[25]。导致这一英国政治秩序产生的特定进程使官僚因素在国家中的重要性降到了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