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校样出来之后,才真正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校注工作的甘苦,可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繁复程度,实是始料未及的。在即将付梓之际,补记与此校注有关的学术交往。
首先是1917—1941年前后民国著名学者致李俨先生(1892—1963)信札重见天日,其中包括1935—1939年前后王重民先生的信件。5月19日,得见这批信件,厘清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藏抄本《熙朝定案》的来龙去脉,真是意外之喜。[1]
李俨先生毕生致力于中算史料的收集,对明清中西关系史也非常重视。他去世后,所有藏书均捐赠给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其中即包括抄自巴黎的《熙朝定案》。1935年王重民先生受国立北平图书馆派遣,赴巴黎从事敦煌史料的研究和整理工作,此后与李俨先生鱼雁往返,交流学术信息。1935年6月23日的信中即提到“《熙朝定案》即南怀仁奏疏,颇为重要,恐国内极少传本,甚愿摄影携回,然苦无钱耳!”不久,李俨先生即汇款1300法郎,请王重民先生代为复制。次年11月24日信中称:“因《熙朝定案》一书,馆藏者为两部,均残缺,须详阅配好,才能付摄,以致延迟时日,祈谅之。”12月16日信又提到“嘱摄《崇正必辩》、《熙朝定案》二书,迟迟未获寄上为歉。兹已照妥,分三包奉上。南怀仁奏疏此间共有残卷三,分别著录在Chinois·Courant 1329,1330及1331三号。弟一一检阅一周,去其重复,摄成一部,残缺多少,今不可知,凡此间所有均具于是。内有残页三两处,三本均缺,无法补齐,有一页重者,但刻板不同。请先生重检,勒为一书。”此信道出了比对巴黎藏本的繁复,但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藏抄本看,即便王先生花了一个多星期,进行了仔细的版本比对,仍有部分遗漏。王先生之所以进行繁琐的比对工作,可能是为了节约开支。值得庆幸的是,他发现的“残页三两处”,校注本中已得到弥补。1935—1937年,王先生走访了巴黎、伦敦、罗马等地图书馆,一有所得,即通告李俨先生。据目前所知,王先生代为复制的资料除《熙朝定案》外,还有何世贞《崇正必辩》、《不得已辩》、《妄占辩》、《妄推吉凶辩》、《南先生行述》、《艾先生行述》、《历法格物穷理书板目》、《同文算指别编》、《阿尔热巴拉新法》等书,大部分现存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和杜鼎克(Adrian Dudink)博士的交往,他是荷兰莱顿大学著名汉学家许理和教授的高足,其博士论文(Christianity in Late Ming China,1995)结合中西文献,对晚明天主教史进行了深入分析,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他熟悉中西文献,对天主教著作如数家珍,发掘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他和钟鸣旦教授一起组织编纂了徐家汇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中文文献,对明清中西关系史研究贡献甚巨。大约在1992年,由于马爱德神父的介绍,我与杜鼎克博士开始通信往来。1995年参加詹嘉玲(Catherine Jami)博士组织的徐光启国际会议,才有机会第一次见面。同年访问莱顿大学和阿姆斯特丹,有了更多的时间交谈。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97年在那不勒斯参加马国贤会议之后,我们有一段时间同在罗马,一起在耶稣会档案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查阅资料,互相交流心得,深享切磋之意。从档案馆出来,我们一起沿着耶稣会士的足迹,漫步在罗马古老的街道,历史感油然而生[2]。1998年4月,在德国参加由榔密榭(Michael Lackner)教授组织的欧洲与中国会议,9月参加比利时鲁汶南怀仁基金会召开的中西关系史会议,都有机会见到杜鼎克博士。2005年春,承蒙钟鸣旦教授的盛情邀请,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再次相晤,六年未见,格外喜悦。今年5月,杜鼎克博士访问中国,29日,我们在上海晤面,相谈甚欢,谈论的话题都离不开学术,自然也涉及《熙朝崇正集》和《熙朝定案》。回国后,承蒙他的好意,寄下大作和相关资料。现把他提供的信息介绍如下,作为对这段学术交往的美好回忆。
1)根据有关资料,《熙朝崇正集》的原编者应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如张赓、韩霖的《圣教信证》(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刻本)收录耶稣会士名录(方济各沙勿略至徐日昇)、简传和著作目录,把《熙朝崇正集》归于艾儒略的名下,并称有四卷。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Couplet,1622—1693)提到艾儒略著有Collectio prologorum a praecipuae notae Mandarinis,variis nostrorum libris praefixorum ad commendationem Legis et Fidei praeconum[3],书共四卷。杜鼎克博士认为,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闽中诸公赠泰西诸先生诗集《熙朝崇正集》(Chinois 7066)完成于1625—1638年,多赞扬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应是四卷本的一部分。由于福建当局在1637年12月曾指责天主教为异端,《熙朝崇正集》(Chinois 1322)的刊刻是为了证明,从唐代开始天主教就在中国传播,不仅在陕西,而且在福建也有天主教遗迹。不过,万历年间武荣出土的元代景教(或罗马天主教)遗物,明末士人认为和西安景教碑一样,也应该是唐代的[4]。《熙朝崇正集》收录张赓所写武荣出地十字架碑序,对此碑出土经过,与艾儒略的关系,有详细的描述。1997年春,笔者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查阅资料,发现刻本一页,全文如下:“显迹圣号:此十字圣号石碑,不知镌自何代,埋在泉州城外十里许武荣狮山中,时发异光,崇祯己巳年(1629)掘之获此。艾先生初因张公赓等言,携入北门内崇福岭天主堂中。今重立新堂于大门铺,迎而志之。时康熙叁年甲辰拾壹月初拾日,泰西传教士利胜志。”[5]利胜(Victorio Riccio,或作Vittorio Ricci,1621-1685)是意大利人,多明我会会士,曾在福建(厦门、泉州、福州)传教。
2)前言中提到徐家汇藏本《熙朝定案》有“荷蒙皇上悯恤,御笔旌嘉,赐恩理格‘海隅之秀’扁额”之记载,被黄伯禄收入《正教奉褒》。杜鼎克博士发现比利时皇家图书馆藏有“海隅之秀”拓片,在他即将发表的文章中将刊登这一照片。
3)何世贞《崇正必辩》附录收有康亲王杰淑奏折,内容和《熙朝定案》相近,但较为简略。
4)关于黄伯禄著作,除前言中提到的十二种之外,Robert Streit和Johannes Dindinger的Biliotheca Missionum(vol.ⅩⅢ,Chinesischer Missionsliteratur,1885-1909),Rom/Freiburg/Wien:Herder,1959,pp.503—506.还收有其他著作目录。(https://www.daowen.com)
5)黄一农教授所藏《熙朝定案》百衲本主要根据Grete Moortgat女士所赠比利时鲁汶所藏的《熙朝定案》各种版本辑录而成,包括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Jap.Sin.,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72.C.530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Chinois 1329—1331,这些胶卷保存在鲁汶南怀仁研究中心。
另《熙朝定案》原书中的四幅插图,承蒙钟鸣旦教授惠寄清晰照片,盛情厚意,至为铭感。谨书于此,以表谢意。
2006年6月25日又记
[1]这批信件已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购回。
[2]在罗马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3-2001)教授还特意陪我到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看书,请我品尝浓香四溢的咖啡,至今令人难忘。此外,还与其高足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时相往来,实平生快事。
[3]Ferdinand Verbiest,Astronomia Europaea(Dilingen,1687).附录Philippe Couplet,Catalogus Patrum.p.108.此书巴黎版(Paris,1686,p.17)也有提及,拉丁文书名“Legis”为“Religionis Christianae”。Dilingen版晚巴黎版一年,但其中柏应理目录是第一版。参见裴化行(Henri Bernard),“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 venue des Portugais à Canton jusqu'à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1514-1688,”Monumenta Serica,Vol.Ⅹ(1945),p.51.Adrian Dudink,“The Rediscovery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Collec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Texts:The Manuscript Tianxue jijie”,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ⅩⅤ(1993),p.4.
[4]Adrian Dudink,“Zhang Geng,Christian Convert of Late Ming Times”,Catherine Jami & Hubert Delahaye(eds.),L'Europe en Chine.Paris,1993,p.76.
[5]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Jap.Sin.162:fol.85。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页317—320)用音译,作“利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