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命传教约述》成书及刊印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钦命传教约述》成书及刊印

《钦命传教约述》一书一向只有稿本传世,最近已整理出版[14]。书中简要论述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特别强调了康熙对传教的支持。但关于此书的作者及其成书过程,因缺乏文献,无从查考。笔者有幸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找到张星曜等人写给传教士的信件,可以确证此书实为张星曜、何文豪等人所撰。张星曜等人给传教士的信共有两封,第一封最长,全文如下:

连日未得叩唔,心甚渴仰,闻老师接圣驾,天颜应必怡悦,喜起之风,深可健羡。兹有启者,衢州教友余多默、严州教友朱至杭,皆云地方官追究天主堂神父,驱逐备至,封锢堂门,不容教友一人出入,衙门差人至各教友家,搜索西洋神父,如捕叛逆之状,毁坏圣像,焚抛书籍,教友受累者甚多。余多默痛受县官杖责锁押,且云朝廷已禁天教,驱逐西洋人,尔等何得管守堂内?金华、兰溪、嘉兴、萧山等处俱各受累,人人自危。又福建朱玛窦教友至云:福建八府神父尽回西洋,地方光棍联络衙门,将堂白占,议改义学公馆,不容一人进堂瞻礼。如此情形,不识何以至此?中国灵魂自明朝利西泰老师首入传教,倡明天主圣道,直省亿兆,知有天主,不受佛老异端诳论,京省俱建堂崇奉,百有余年矣。今一旦至此,将来灵魂,无能自拔,门生辈闻之,不胜股栗,寝食俱废。今闻老师已领朝廷敕文,永远传教,门生辈欣幸之至。乃远方下土,神父虚位,众教友不闻敕旨,无能自立,受地方棍役荼毒,门生辈公集酌议,须将朝廷隆重天教之意,并今日领敕之事,叙述一册,刻送当事,庶可解疑,今已脱稿,名曰《钦命传教约述》。刻费无多,伏乞老师电阅,立付剞劂,庶于天教有裨,门生辈幸甚。特此布恳,伏祈台照俯允,临启不胜依驰翘切之至。[15]

结合上面所述此书撰写的背景,从这封信中可见,各地确有对教士、教徒的严重迫害。当时在浙江,除省会杭州之外,衢州、严州、萧山、绍兴、嘉兴、金华、兰溪等地都有教堂,并有传教士布道,这些地方就成了当地官府严查的重点,张星曜的信反映了当时浙江、福建等地迫害天主教的真实情形。

这封信究竟写于何时何地?根据此信上的手迹“Relatio Xtianum circa libru(m)impressu(m)in Ham Cheu a Chan Ignatio in Mais 1707”,大意为“关于在杭州印刷天主教著作的报告,1707年5月张依纳爵述”,可知信1707年5月写于杭州,依纳爵即为张星曜的洗名,由此可知《钦命传教约述》在此时已经完稿,该信的目的就是与神父讨论书的刊刻问题。

那么这封信又是写给哪位神父的呢?从当时情形看,在杭州的耶稣会士只有葡萄牙人艾斯玎一人[16],而他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康熙南巡时,奉旨引见,接受内务府颁发的印文,正式领票,被容许继续传教。因此可以肯定,作为教徒,张星曜等人正感到危机的严重,当听说艾斯玎等人刚刚领票的消息,喜出望外,想利用机会撰写一部宣传“朝廷隆重天教之意”,“庶于天教有裨”之书,借此可稍稍平息对教士、教徒的迫害,他写信给艾斯玎则是求得神父对此书的支持。

既然《钦命传教约述》一书至迟在1707年5月已经完稿,其写作目的又是为天主教宣传,张星曜等人认为艾神父应该会支持他们的做法,但不料神父却迟迟未复他们的信。他们觉得刊印之事刻不容缓,于是又给神父写了封信:

前有寸启,并《传教约述》稿一册,奉尘老师电览,想已入青照矣,何以不发刊?此书公聚众友推敲,并无半字有违圣教及虚夸饰说者,如救焚拯溺,不可迟滞,望乞老师检发原稿,以便门生辈付梓刷印,遍送当事可也。再此布渎,容晤叩不一。

门生 张依纳爵 杨伯多禄

何雅谷伯 俞斐理伯

孙依纳爵 王若翰

丁保禄  王保禄

张保禄  何若翰等同百拜[17]

信中可见张星曜等人急于刊刻此书的心情。而耶稣会神父对此书的出版却显得并不积极,非常犹豫,似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回到当时的环境下想一想,这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在礼仪之争双方争执不下之时,写书印书之事更要谨慎;这本《钦命传教约述》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焉知会不会被人从中挑出什么错处?神父当时一定宁愿处境艰难些,也不想由此招致麻烦。但耐不住教徒的一再央求,艾斯玎神父还是允许并支持他们刊刻此书。可是过不久接到从松江和上海来的信,说此书“有得罪人的所在”,因此艾神父就再不让此书出版。下面的这段证词正反映了这段复杂经过:

第一:这本《钦命传教约述》是杭州教友做的。

第二:亦不是神父吩咐我们做的。(https://www.daowen.com)

第三:亦不是耶稣会神父做的。

第四:众人要刻这书,神父不肯刻,亦不肯与我们银子。

第五:众人又求神父说,这本书没有甚么不好,该刻,送官府,使外教人晓得,不敢难为我们。神父没奈何,依我们说,出几钱银子。

第六:神父说收松江书、上海书,说书中恐有得罪人的所在,艾神父恼得狠狠的,说我亦吩咐改这个板子,若不改,神父要烧毁了。

第七:神父晓得有得罪人的所在,就不敢送与别人了。

孙依纳爵 丁保禄

杨伯多禄 俞斐理伯

康熙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张依纳爵 何雅各伯

王若翰 王保禄

张保禄 何若翰[18]

在这一证词的末尾,写有“Ego infra scriptus testor hoc scriptum sinicum esse testimonium X(ristia)norum Ciuitatis Hamcheu prouinciae Chekiam metropolis.Datu(m)Hamcheu.febr.mensis 13,1708.Joan Alex.Gollet,S.J...Cyriuus Contencin S.J.”由此可知,对于《钦命传教约述》的刊刻,法国耶稣会士龚当信(Cyr Contancin,1670—1732)、郭中传(J.-A.de Gollet,1664—1741)也是了解的。当时龚当信在绍兴传教,郭中传在宁波传教,在康熙南巡时和艾斯玎一起领了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还保留有《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署名“杭州后学何文豪、张星曜、杨达等同述”,现把大致内容摘录如下:

天主者,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物之大主宰也。自开天辟地以来,人皆奉之,即吾中国六经中之称上帝是也。……明世宗嘉靖朝,欧罗巴圣人方际各行教满喇加国,始知有中国,于是力疾来游,至广东而病剧,从山洲小山顶举心仰目,嗟叹涕泣,恳求天主福佑中华……神宗万历九年,西儒利玛窦先生果至中国,广东巡抚节斋刘公待以宾礼……康熙辛亥(1671年)冬日,御书‘敬天’匾额,赐悬天主堂中…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上谕动发内帑银两,建造天主堂于皇城内,又动发广运库银一万两,修建天主堂于顺城门内,令广扬圣教……先自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圣驾南巡,及今四十六年,凡巡幸之处,必顾问天主堂所在……四月初四日,杭州传教修士艾斯玎先生、宁波郭中传先生、绍兴龚当信先生,俱于杭州行宫叩觐天颜。四月二十六日,湖州传教修士庞克修先生,并各省传教先生约二十二位,俱在扬州行宫陛见……其敕文俱命直郡王亲授。草莽臣何文豪、张星曜等备闻圣谕,举手加额,叩谢我皇上钦崇天主、陶淑万民之圣德,可谓至矣尽矣……豪等不揣固陋,谨因皇上赐敕之旨,而缀其言于简末云。凡我同人当共信之,则贵贱贫富,智勇贤否,共有灵魂,各各幸甚。[19]

和现存《钦命传教约述》相比,份量相对少一些,但其中的某些内容显然是相同的。看来,《昭代钦崇天教至华叙略》和《钦命传教约述》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也许在出版之前,也许为了出版之故,张星曜等人对《钦命传教约述》的内容作了多次增删,几易其稿,甚至更换书名。但遗憾的是,迄今我们仍未看到此书的刊本,也许是因为耶稣会士的反对,此书并未刊刻问世,或是刊印少量之后,未能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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