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18世纪初多罗来华以后,礼仪之争达到高潮,尤其是部分欧洲传教士所持的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触怒了康熙皇帝,使得原本较为宽松的传教环境步步趋于艰难。各地方仇教、反教之风日烈,教堂被毁,教士、教徒受到迫害。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张星曜等人撰写了《钦命传教约述》一书,告诉世人朝廷对天主教的优遇,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打击异教人士反教的气焰。
事实上,自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以来,由于传教的需要,欧洲传教士经常和中国文人教友合作,一起撰写或翻译著作,教士和教徒在其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当一些宣教著作因种种原因并未署名之时,常常很难断定究竟作者为谁,是否教士与教徒均有参与,各起什么作用。《钦命传教约述》也曾是这样一桩疑案,本文所发现的数封信件则肯定了张星曜等杭州教徒是该书的作者,此书虽成书于危难之际,但从张星曜等人的信中看来,却并没有受命于任何人。这部著作的创意和写作,均出于中国教徒之手,完全是他们独力承担的。张星曜等人还撰写了《辟妄条驳合刻》、《天儒同异考》和《天教明辩》等书,由此可见,中国教徒在天主教发展中的积极参与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
通过文中所述《钦命传教约述》刊刻出版的复杂经过可看出,与中国教徒所采取的积极行动、主动抗争的态度恰恰成为对照的是,耶稣会传教士所持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甚至是消极被动的。虽然在当时各派各会教士意见不一、相互抨击的情况下,耶稣会士生怕不小心而成众矢之的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刻印像《钦命传教约述》这样的书顾虑会在哪里呢?书中所谓“得罪人的所在”是指哪些方面呢?看来《钦命传教约述》一书还值得我们结合当时的背景、史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1]此文原载于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ⅩⅫ(2000),pp.1-10,已略作修改。
[2]关于适应政策,参见D.E.Mungello,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
[3]据张星曜《天儒同异考》(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编号Courant Chinois 7171)自序,康熙乙未(1715)为八十三岁。
[4]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123。
[5]关于张星曜,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中华书局,1988年,页99—104;《明末清初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之研究》,载《方豪六十自定稿》(上),页203—254,其中页233—234提到张星曜。
[6]D.E.Mungello,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7]D.E.Mungello,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p.61.
[8]前两种均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书号分别为Chinois 7107、7171。
[9]此书有杭州(武林)教徒王若翰1689年(康熙己巳)序,则为此书成书的时间。
[10]王重民辑:《徐光启集》(下),中华书局,1963年,页432。
[11]笔者在罗马国家图书馆见到《天学本义》抄本(藏书号Orient 192),题“泰西耶稣会士辑著”,内有1702年序,并附有拉丁文小条子“libellus hic collectus est a P.Bouvet venit in Europam scriptus ad finem anni 1702 empressus vero initio anni 1704”。大意是“这本小册子是白晋神父辑在一起的;它到达了欧洲;它写于1702年末,然后在1704年初刊刻”。此书上卷也有“经书天学合辙引言”,与张星曜书中内容几乎相同,但“颜曰合儒”,《天学本义》作“颜曰合辙”。孟德卫认为白晋《天学本义》引用了张星曜的《天儒同异考》,见其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p.174。但也不能排除张星曜借用《天学本义》的可能性。
[12]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121—124。(https://www.daowen.com)
[13]参见韩琦、吴旻:《“礼仪之争”中教徒的不同声音》,《暨南史学》(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455—463。韩琦:《姗姗来迟的“西洋消息”——1709年教皇致康熙信到达宫廷始末》,《文化杂志》,2005年夏季号,第55期,页1—14。
[14]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三),台北县: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
[15]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书号Jap.Sin.150:Ritus Sinici Liturgica 1622—1708,fol.467b-468a。
[16]关于艾斯玎的资料很少,荣振华曾提到他1698年到达澳门,1702年、1708年均在杭州,1711年1月29日在那里去世。见Joseph Dehergne,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Rome,1973,p.24。
[17]Jap.Sin.150:Ritus Sinici Liturgica 1622-1708,fol.467b-468a。
[18]Jap.Sin.150:Ritus Sinici Liturgica 1622—1708,fol.469b-470a。
[19]Jap.Sin.150:Ritus Sinici Liturgica 1622—1708,fol.454-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