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亡一大问题》跋[1]［1906年4月］
流俗之主持排满论者，积极的政策也。何也？我躬为主动者也。流俗之主持立宪论者，消极的政策也。何也？我躬为受动者也。国民对于政府，而惟有消极的政策无积极的政策，则国必殆。故积极的政策，鄙人所最尊者也。但本论既将流俗之积极的政策从根柢摧陷之，国中志士读吾此论，其挟党见迷空想不肯研求事实服从真理者不必论，其有憬然生今是昨非之感者，而前此所迷信一旦失所依据，或且一变而焉消极的，不复肯自立于主动之地位，而惟冀以受动获幸福，则大非鄙人之本意矣。何也？
盖鄙人固绝对主张积极的政策，但政策有以异于流俗之所云焉耳。鄙人所谓积极者何？则国民自动之政治革命是已。鄙人关于此政策所怀抱尚多，其条理及其进行之次第，当于《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六号以下陆续发表之，今非一言所能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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