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前之成文法
我国成文法之起原，不可确指，然以数千年来之思想，往往视法律与命令同为一物。盖君主之诏敕，得称之为实质的法律，故《说文·典》下云：五帝之书也。而后此法律，即以“五帝书”之名名之。是《五帝书》即最古之一种法律也。《左传》有《三坟》、《五典》之目，但其书久佚，不识内容云何。以今《尚书》有《尧典》一篇推之，则古之《五典》，当亦不过尔尔。殆记载一古帝王之言论行事以为法程，其视后世之成文法，相去固甚远。
《逸周书·武王践祚》篇云：王召师尚父问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明杨慎释之曰：《丹书》，古人之法律书名也。丹铅录。日本先儒芦东山氏曰：黄帝与宗室大臣国人相约之言，书于丹图者。无刑录。凡此皆后人揣度之词，不可征信。《丹书》殆即《五典》之类，或即《五典》之一部耳。
我国之法系，其中一部分，殆可谓继受苗族之法系而来。盖我国文明，实滥觞于扬子江流域，若刑法者，我之受之于彼，又载籍所明示也。《书·吕刑》云：“苗民勿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是五刑为苗族所创，其迹甚明。《墨子·尚同》中亦云：“譬之若有苗以五刑然。”亦其证也。自黄帝迄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刑法于是起焉。而此种刑法，初但还以施诸彼族，不以施诸我族，《书·吕刑》又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是当时我刑法为限用于苗族之特别法，报虐以威者，谓苗人以虐制刑，还以刑威之也。《书·尧典》亦曰：“帝命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皋陶为司法官，而其职权所辖治者，乃在蛮夷，是其证也。《左传》僖二十五年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此殆上古时普通之观念也。《记·曲礼》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亦是此意。参观拙著《中国法理学发达史》第五章。
（附言）《唐律·名例》篇云：“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然则治异族人，还以其族固有之法律，实我国法学上之一原则，此原则导源于黄帝、尧、舜时代，至唐时则明著诸法文中。《唐律》亦本前代。此条为《唐律》所特著，抑因袭前代成文。今不可考。而今日之领事裁判权，施行于国中，而恬不以为怪者，亦自此观念演出也。古代法律，率采属人主义，即罗马法、回回法，莫不皆然，又匪独我矣。
《书·尧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此数语可谓我国成文法之最古者，象即《周官·秋官》所谓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也。《左传》昭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咎繇之刑也。”咎繇，即皋陶。然则皋陶之刑，殆必为一种简单的成文法，特今不传耳。而《唐律疏议叙》云：“尧、舜时理官则谓之士，而皋陶为之，其法略存，而往往概见。”然则其遗文至唐时或犹有存焉者矣。
我国古代，礼与法视同一物。礼者，即规律本族之法也，故凡礼制之著于竹帛者，皆可认为一种之成文法。而《书·尧典》云：“修五礼。”礼而言修，则其据依成文可知。《尧典》又云：自我五典五共哉，自我五礼有庸哉，五刑五用哉。五典、五礼、五刑，皆可认为成文法。《论语》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殆如汉律之因秦律，《大清律例》之因《大明律》欤！
若礼而可认为成文法，则周代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者，其可谓最古而最繁博之法典焉矣！日本博士织田万曰：“支那之行政法典，实先于刑法典而成立，彼《周礼》实周公之政典，而世界最古之行政法典也。”《清国行政法》第四叶。《周礼》一书，真伪未有定论，织田氏之说，吾非能绝对的表同情者也。虽然，其书即依托，亦殆出于春秋、战国之间，然则语世界之行政法，犹未或能先也。但果属依托者，则仅能命为学说，而不得以冒法律之名耳。
德国硕学里斯特曰：“法律发达史之第一叶，必属于刑法。”《清国刑法论》第三叶。即我中国亦岂其能外此公例，今翻观刑法方面，虞之五刑尚矣。《尚书大传》曰：“夏刑三千。”《左传》昭六年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是夏、商、周三代，各各有成文刑法也。明甚。而《书·吕刑》一篇，则法文之见于经传而尤可信据者也。其他如《周礼》有悬法读法之文，是皆非既有成文法以后不可。今以真伪未明，姑略之。
逮于春秋，社会形势一变，法治主义，应于时代之要求，而句出萌达，于是各国政治家，咸以编纂法典为当务之急，其成文法之名见于传记者至夥，今胪举之。(https://www.daowen.com)
（一）齐之《宪法》。《管子·首宪》篇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法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布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而有籍，则其为成文法甚明，此殆管子所制定者也。
（二）楚之《仆区法》。《左传》昭七年云：“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杜注云：“仆区，刑书名。”案此传载楚无宇之言也，所谓仆区法者，能举其条文则其为成文法可知。
（三）楚之《茅门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荆庄王有茆门之法。”
（四）晋之《被庐法》。《左传》昭二十九年云：“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案僖二十七年传云：“于是乎蒐于被庐。”杜注云：“晋常以春蒐礼改政令，敬其始也。”然则此法殆文公所制定，以蒐于被庐时颁之者也。
（五）晋之刑书、刑鼎。《左传》昭二十九年云：“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然则此盖一种新刑法，范宣子所制定，而赵鞅更铸之于鼎以垂久远者也。
（六）郑之刑书。《左传》昭六年云：“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前略）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中略）复书曰：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案所谓铸刑书者，亦以成文之刑法铸之于鼎也。至其法为旧有之法，抑子产所新制定。传无明文。
（七）郑之《竹刑》。《左传》定九年云：“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注云：“邓析，郑大夫，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案今传《邓析子》五篇，真伪未定。邓析殆当时之一法学者，自以意见制一新刑法，驷氏执政，从而承认之为国家法也。
以上见于传记者如此。大抵当时各国，莫不各有其成文法，而政治家亦以此为最要之政策焉。盖春秋以降，构成国家之分子，日趋复杂，非用强制组织，无以统治之，而欲实行强制组织，莫亟于法律之公布。故各国汲汲于立法事业，而或著诸竹帛，或泐诸金石、刑鼎之制，与罗马之《十二铜表》，东西同揆矣。《韩非子·定法》篇云：“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者也。”其释法之定义如此，可知成文法典，至其时而已大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