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成文法
汉高初入关，宣言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然条件太简单，势固不能实行。而萧何首收秦图籍律令，遂因《秦律》，《秦律》六章，即李悝《法经》也。秦政法曰律。益为九章。今举其名以与《法经》相比较。
法经——盗法 贼法 囚法 捕法 杂法 具法
汉律——盗律 贼律 囚律 捕律 杂律 具律 户律 厩律兴律
张苍者，故秦柱下史，以明律闻，萧何辟为相府主计。然则《九章律》之起草，殆出苍手欤？其后社会之现象日繁，法律之条件亦日密，终两汉之世，其所谓实质的法律者，已数十倍于前。其种类亦至夥，今缕举之。
一曰律。此正式的成文法也。自萧何益《法经》为九篇，未几叔孙通益律所不及为《傍章》十八篇，张汤复为《越官律》二十七篇，赵禹复为《朝律》六篇，合六十篇，皆汉律正文也。后汉永元六年，廷尉陈宠上疏，谓律有三家，说各驳异，所谓三家者，即萧、张、赵三氏所定之律也。其他见于史传者，尚有《尉律》、《尚方律》、《金布律》、《田律》、《上计律》、《钱律》、《田租税律》、《大乐律》、《酎金律》、《挟书律》等，其详不可得而闻。(https://www.daowen.com)
二曰令。凡在专制国，法律制定之权，悉操诸君主，故君主之诏令，与法律有同一之效力。《史记·酷吏传》云：“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著为令。”是令亦一种实质的法律也。然令亦有立法命令与行政命令之分，其立法命令，则史所称“功令”、所称“著令”者是也。其后积久寖多，乃编次为令甲、令乙、令丙等。《汉书·宣帝纪》：“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颜注：“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淳说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又《晋书·刑法志》有“令景”之文，景即丙，避帝讳也。六朝时皆避丙作景。《汉书·刑法志》谓孝武之末，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则其数之多可知。然律与令，固非相杂厕者，《说文·衣部》襄下引汉令云：解衣而耕谓之襄。系部縡下引汉律云：祠宗庙丹书告也。絩下引汉律云：绮丝数谓之絩布，然则律与令各自为编明甚。此如日本之法令，对文则别，散文则通矣。日本之法令，法谓法律，令谓命令也。汉令之名称，见于史传者，有田令、契令、光禄契令、廷尉犁令、水令、公令、养老令、马复令、诸姬令、秩禄令、官卫令、宪令、金布令、任子令、祠令、胎养令、品令等，其即在令甲、令乙、令丙之中，抑离而独立，今不可考。
三曰比。比者，今《大清律例》之所谓例也，日本所谓判决例也。其义本于《记·王制》。《王制》曰：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汉时称为决事比，或称法比，或单称比。《汉书·刑法志》谓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则其繁多可想。盖法文有定，而行为之变态无穷，以有定驭无穷，势必不给故，折狱者不得不随时比附，此各国所不能免也。而比附者，或比附法文，或比附条理。条理者，日本法律上专用之一名词，裁判官于法文所不具者，则推条理以为判决，如我国所谓准情酌理也。我国则于此两者之外，更有比附经义之一种。比附法文者，《汉书·刑法志》云：“制疑狱者，各谳所属官长，皆移廷尉，廷尉不能决，具为奏，附所当比律令以闻。”《史记·张汤传》云：“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是也。比附条理者，凡法文所不具者，法官凭其心之所安以为断。《书·吕刑》所谓轻重诸罚有权，《周官》司刺职所谓求民情断民中而刺上服下服之罪。是也。此自古有之，而汉代法文简略，用之尤广，《汉书·刑法志》曰：“奸吏转相比况。”又曰：“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又曰：“奇请它比，日以益滋。”《唐律·断狱》篇曰：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是即比附条理之意也。《汉书·刑法志》又载孝景中五年诏云：“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然则虽有法文可按者，犹时或推条理以为断矣。比附经义者，我国崇古而尊经，视经义与国法，有同一之效力。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汉书·张汤传》云：“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又《儿宽传》云：“宽为廷尉椽，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应劭奏上“汉仪”表云：《晋书·刑法志》引。“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是也。应劭《汉仪》，自言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等而成，所谓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皆判决例，即所谓比也。《晋书·刑法志》谓：“汉时决事集为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则当时判决例之浩瀚繁博，可以想见，而此等之在当时，皆视之与律令有同一之效力者也。
《晋书·刑法志》云：“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而《魏律序略》杂引律有某条，令乙、令丙有某条，科有某条，又言以省科文，又言于旁章科令为省。然则科者，当时一种法律之名，而与律令异其性质者也。殆即判决例，而汉时所谓比矣。不然，汉之法比九百余卷，何《序略》不一引之耶？此说若信，则比与律令，有同一之效力益明。
四曰学说。以学说为成文法之渊源，此各国法律史上所习见也。征诸西史，凡学说之所以得变为法律者，其途有四：（一）以解释法律之权，付诸学者。如罗马帝奥古斯丁，选当时法律家付与解释法律之权，其所解释者称为学士说，Responsa Pruden Tium直与法律同效力是也。（二）直以法律之效力，赋诸学说。如罗马帝托多条士，采当时硕儒巴比尼安等五家之著书，认为国法，若五家说有互相牴牾者。则以巴比尼安说为正是也。（三）编纂学说以为法典。如罗马帝周士的尼安奴，编纂罗马三十九大家之学说，为一法典，名曰“的支士潭”是也。（四）学说养成惯习法者。学者之法律思想，浸灌人心，遂养成一种之惯习法，或裁判官采其学说以折狱，遂成为判决例，而由惯习法或判决例，转变成为法律者是也。此四者，皆各国法制史上所常见也。我国汉代，如董仲舒之“春秋折狱”，本非立法，亦非判决例。而后此经应劭采为汉仪，献帝承认之，遂成为国法。又应劭之书，末附议驳八十二章，自言内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是则前哲之学说也，内二十七，劭所创造是又劭之学说也。而皆经献帝承认，又成为国法矣。且当时大儒解释法文者，尤为繁赜，《晋书·刑法志》云：“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万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案：此所谓天子者魏明帝也。由此观之，当时法律解释派之发达，殆不让今之德国，夫七八百万言之章句，恐合今兹日本诸家之法律注解，尚未逮其数也。而绝代大儒马、郑二君，皆有成书，其博深切明，当无待言，惜乎今日无一字之能见也。而当时既为断罪所当由用，由用，犹遵行也。则其与法律有同一之效力甚明，逮魏明帝专认郑氏章句，则又明赋与郑说以法律之效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