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工业化进程

1929年的硝石危机最终改变了各社会力量间的权力关系平衡，并且导致各集团和阶级之间建立起新型关系。

由于旧的经济基础被破坏，以及外国公司开始拆除硝石开采设施（我们不会忘记，在国际市场上天然硝石正为人造硝石所代替），因此只有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才能采取一项保障就业的政策。这样，建立一个新的能维持平衡的经济体系开始被提上日程。多亏了这次危机，才使得当时的历届政府均采取了一些发展工业的举措。虽然那些为此而采取的经济措施很不完善，但产生了重要的结果。或许控制外汇的政策是最具深远影响的政策，它在某种意义上使旧的进口部门不得不将其可支配资金转向国内投资，并由此建立起本国工业部门，以替代他们以前从国外的进口。

危机的影响如此之大，因此不能指望企业界的有限应对措施能填补因外资撤离而形成的经济空洞化。因此，出台了应对严重局势的临时性措施，国家开始进行公共工程建设并采取了其他措施以拉动经济。1929年的硝石危机产生的两个重要的后果，一是导致替代工业的建立，二是凸显出国家以某种方式直接参与经济建设的必要性。

利益关系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对立多于政治联盟，这或许是权力自身的脆弱性所导致的，因为这种权力最初只是寻求经济上的新的支撑点。

民众被组织起来，并拥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同时他们在达成每一项新协议的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中产阶级，特别是以某种方式依附于国家的中产阶级也被组织起来，并希望结成一个能保障他们参与政权的联盟。“人民阵线”的建立（1937年）表明这种联盟是可能的。除中产阶级和民众阶层外，一些较强大的经济和社会集团则希望在新秩序中提高他们的地位。由于拥有了公共权力，“人民阵线”通过“生产发展委员会”（CORFO，成立于1939年）开始执行规划民族经济的任务，国家通过该委员会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外部因素对这项新政策是有利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使这一政策变得不可或缺。同时，二战也使得替代进口成为应对时局的必要手段。尽管国家的意图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规划，但这一政策主要还是旨在指导新的生产活动（如工业发展、能源、基础工业等），而不是改革原有的部门。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实施了一项面向出口的种植多样化政策，而这一政策并未给所有制结构和社会格局带来变化。

在工业领域，该政策提出通过贷款和借款方式来建立一个“工业资产阶级”。由于国家政策提供的保障和便利，包括外国工业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都得以建立并开始运作。

这使得一些原有的资产阶级部门重新焕发了活力，它们将自己的资金投向工业领域并且加强了商业部门。面对持续的民众压力，掌握着大部分国家机器的中产阶级与恢复活力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抵御民众和工人的压力。在该联盟的支持下，经济发展计划的基础是国家向新的集团提供贷款和便利条件，以利其进行市场运作。

另一方面，外部势力也得以恢复，即铜的开采代替了硝石开采，国家可从该部门获取收益。然而，外部势力的恢复却意味着工业发展的停滞，工业部门的增长率明显下降，甚至可以称之为全面萧条。(https://www.daowen.com)

在没有严重的政治冲突的情况下，盟友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统治阶级脱离民众这一盟友直接意味着其统治面临压力，尤其是当1948年的“维护民主”法所建立的完好组织形式发生破裂的时候更是如此。中产阶级立场的变化也使他们在新的盟友面前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重新建立这个联盟需要作出新的努力，但现在缺乏过去那样的政治组织，它曾在各社会集团的妥协中发挥过代表作用。一种完全没有固定组织的“民众主义”成为联盟的形式。该“民众主义”（存在于伊瓦涅斯第二届政府初期）的寿命很短，实际上只存在于伊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2年至1953年），阻碍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它无法为急剧增长的通货膨胀找到经济上的解决办法。为恢复经济稳定，智政府采纳了克莱恩·萨克顾问团建议的最为传统的经济措施（需要指出的是，外国贷款正是以采取这些措施为条件的），这一举措导致统治开始失去民众的支持。

“民众主义”带来的混乱状况，在重建代表各集团斗争的政治组织时是无法预见的。因此，当“民众主义”消失后，新政府作出了明确的政治和社会决策。工业、金融和农业部门不再通过国家来维持对国内市场的控制权，而是将从前由国家进行的经济活动交给了私人资本。在亚历山德里的社会政治观看来，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从政治上分割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