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业化进程的结构性制约
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谈到，在哪些条件下某些拉美国家的“发展主义联盟”才能制定有利于扩大其国内经济基础的经济政策。实际上，至少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在不同时期都曾经成功建立了有利于巩固国内市场的权力体系。除了已经谈到的不同特点之外，在这些国家形成了某些联盟或权力组合，这有利于广泛调整原有统治体系和因中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包括城市民众的出现而形成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显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这些联盟或组合为联盟成员所带来的好处是不同的。但无论如何，在国家能够制订仲裁政策（即，有组织的集团和民众阶层的压力被很好地引向达成有利于发展的妥协这一目标）的条件下，各国都能形成有利于国内投资的积累并实现相当规模的城市消费。当然，正如我们所说，体系的运作取决于有利的环境。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出口价格得以保持有时甚至有所提高，这保证了出口部门继续得到回报，至少是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其利润水平，同时，也为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资金。
由于原有的特定政治协议的作用不同（它导致各国工业化政策的进程不一样），因此上述有利环境的消失给每个国家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这样，在阿根廷，尽管存在着强劲的经济利益再分配势头，那些已提到过的政治特点仍然使得出口农业生产部门的经济重要性得以保留，同时，阿根廷的经济活力部门（主要指基础工业部门）[1]尚不具备突出的重要性。国际市场新的形势明显带来了一种急剧变化，即为提高工人收入水平和改善农业出口经济的生产率（目的是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长期提供资金），有必要在要求增加工资和加大公共投入方面进行斗争。1955年庇隆下台后，“反民众主义”派就提出了这个目标。在此情况下，不仅出口部门不能凭一己之力将它的发展计划向全国推广，而且政治基础（尽管它通过与政治上软弱的国内工业部门结成联盟而得以扩大）也无法应对与之对立的民众压力。于是，军事干预开始变得司空见惯，它以仲裁者的面目出现，并公开反对恢复民众主义。也就是说，要想以发展主义联盟的方式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既面临着广大工薪阶层的强烈反对，也无法轻易推行一项即便不是合法的但至少是有效的政策。结果是，既没有获得发展，也没能保持政治稳定。
在巴西，瓦加斯体系及其经济政策在杜德拉政府时期（1946年至1950年）得到延续，这使得一些基础工业，如钢铁、电力、交通和石油工业等得以建立。在瓦加斯第二任期内（1950年至1954年），类似的经济活动更加明显，如对战略部门的公共投资刺激了发展，也大大加快了城市生产结构的改革。如果说战争的有利形势确实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那么无论如何它推动重新组建了工业园区，尤其是维持了一项大量进口设备的政策（主要源于对朝鲜危机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的恐惧）。此外，由于朝鲜战争的“打响”，国内力量更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但是，这种工业化所付出的政治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对外汇及多种汇率的控制有利于国内的私人和公共部门，但损害了出口部门的利益。因此，出口部门从未放弃反对国家干预制订各种汇率。的确，直到1953年，咖啡的国际市场价格一直较好，咖啡种植者能在不损害其利润水平的情况下，支持保护和快速扩张国内市场的政策。到了1954年，当形势发生变化时，瓦加斯联盟走到了尽头。一部分农民倒向由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反对派，从而站在了国内和国际金融集团的一边。美国利用这种对咖啡经济不利的新形势向在民族主义道路上走得太远的瓦加斯施加压力。在瓦加斯自杀而出现的短暂的权力真空期之后，当一项旨在治理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的政策初现端倪时，在库比切克的领导下重建起民众——发展主义联盟，这一联盟有它自己的目标，与经过数年的观望后弗朗迪西试图在阿根廷的政治和经济进程中所推行的相类似，即通过外部资源来实现资本主义化。这项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满足现代城市集团的工资要求，也就是说，该政策是部分出口部门支持的一项经济政策，并加强了现在已经与外国资本联合的工业部门的力量。因此，尽管政治动荡，但仍能取得发展。
在墨西哥[2]，由于历史政治特点，社会集团在国家和政党内部施加压力。与巴西和阿根廷的情况不同，墨西哥的国内生产体系可以在无政治——军事危机的条件下向外国资本开放。国家发挥了投资者职能和规范国民经济的作用，城市工业金融资产阶级也通过国家得以建立。同时，工会一体化机制实现了“现代化”并建立起一些渠道，工人运动通过这些渠道可以参与到社会中去。在这一社会中，国家政治具有合法性，其分配制度也是适宜的。
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一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与企业家利益之间的对立（这在巴西和阿根廷不明显，国家的民众主义性质使两国既具有民众主义特点又具有企业式特点），或者至少避免了这种对立的激化，并且阻止了一种阶级主义或民众主义冲突的出现，就连允许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开始是有限的但随后不断增加）的政策也没有导致严重的社会对立。在这些条件下，发展和稳定得以同时实现[3]。
然而，需要对上述论述作一些说明。应该指出，发展必须遵循其必然方式和宗旨来进行。不能将资本主义发展必须通过外部参与和控制来实现这一假设强加给历史；也不能任意作出与前述观点相悖的结论，即历史的惟一偶然性造成了拉美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和依附性。相反，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构性弱点制约了国家控制下的工业发展。
这些力量间的冲突或妥协没有一定之规，在特殊情况下，他们互相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与我们分析的历史轨迹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古巴的情况。各国的社会关系体系通过权力体系历史性地建立起一个各自特有的、包含多种结构可能性的整体。在这些结构可能性中，通过社会实践确定了每个国家特定的轨迹，并排除了其他一切选择。
确实，从结构上看，在拉美社会独特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中进行的工业化需要大量的积累，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要求参与经济和政治的各阶层（无论是已经实现了参与的还是仍处于局外的），均反对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投资及其必要性。
我们已明确了“拉美的内向型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有利于商品交换和少数人在发展中受益的基础之上的。优势地位总是短暂的，这减小了专制政治的重要性，并保障了民众的参与和“发展主义联盟”的形成。这一“发展主义联盟”可称之为民族的民众主义（瓦加斯主义或庇隆主义）或国家发展主义（如在墨西哥），它不排除外向型扩张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和部门的参与。在这些条件下，为满足农民或城市民众要求更大规模地参与的压力，发展主义联盟所具备的资本积累能力被削弱，霸权政治联盟这一重要环节也出现了裂痕，农业部门特别是庄园主反对民众主义国家，或反对可能支持民众意愿的城市工业部门。当城市民众阶层增加工资的要求十分强烈时，农村地产主集团可以在工业和金融部门（他们也无法满足民众的这些要求）找到其盟友，并结成与民众对立的联盟。如果国家或城市工业部门在不利的国际市场的条件下，强制推行一项将农业部门的收益转移到城市部门的政策时，同样会受到农业部门的反对。
此外，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即便国家拥有自主生产体系，并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经济发展，但由于工业积累和融资都是通过出口来实现的，因此出口对发展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无论从哪种国际市场条件来看，出口规模显然都不是由国内来控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加重了出口体系自身的局限性，这为成功推行可能的经济发展模式增添了新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排除历史偶然性或经验主义不谈，作为权力支点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民众主义或国家发展主义政策认为，必要的国家干预有利于保持工资水平，也有利于战略部门和特定条件的巩固，这在政府需要民众的支持或需要扩大消费时表现得比较突出。城市工业的发展（至少在替代进口阶段）要求更大规模的民众参与。如果不是指相对人数，起码也要求有一定的绝对数量。这一切增加了民众的影响力。然而，当民众压力与出口产品价格危机或通货膨胀导致的利润转移加剧同时出现时，政体就会面临威胁。
在政治体系发生危机而无法推行一项公共和私人投资政策以保持经济发展时，国家将不得不放弃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即对外国资本的开放。但所有这些措施，正如事实上所发生的那样，都是暂时的，除非当时的条件允许进行一次极端的政治变革并向社会主义转变。但在已有的政治结构框架内对其中的几个条件进行研究后证明，这种变革是缺乏可行性的。(https://www.daowen.com)
假如，民族工业部门能取得霸主地位，即能控制国家的话，就可以在以下条件和政策指导下成功推行工业化政策：
（一）稳定出口价格以继续保持收益的转移进程（但由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制定超出了国民经济所能控制的范围，因而这一政策是明显行不通的。同时，价格因素也成为阻碍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二）与农业出口部门斗争以保持收益的转移进程（但这不仅会彻底改变两者的妥协框架，而且会影响和缩小融资基础）；
（三）控制工资政策（它不仅会破坏政治协商体制，还会导致与组织起来的劳工阶层的对立，并对国内消费市场构成威胁）；
（四）加大将城市民众阶层排除在经济进程之外的力度（这一政策拒绝接受民众的压力，因而权力支撑结构将面临发生政治危机的风险）；
（五）关闭国内市场，以延缓外债压力（这就意味着与国外霸权部门的对立）；
（六）继续排斥农业部门，加大地区差异（这种政策尽管不会导致政治体制的深刻危机，但会产生磨擦）。
相反，即便是危机仅发生在民众主义政权内部（即发生在这样一种权力体系内，其中不仅有城市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民众领袖，而民众是维护政权的重要力量），也无法在不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或（作为替代选择）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实现发展。的确，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对立关系外，作为转移矛盾的方式，还出现了有关工资待遇的斗争和阻止民众不断参与经济决策的斗争。这些新的斗争直接触及到民众国家的核心，这是因为，民众阶层继续支持联盟是以加强有利于收入再分配的压力为前提条件的，而企业、私人和公共部门也无力在满足收入再分配的压力的同时进行资本化和投资。
民众主义的根本出路是，让另一种建立在工业资产阶级和农业出口部门联盟基础之上的体系来取代它。但是在这一替代体系中也存在着冲突的可能。由于外国投资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可能，而不是民族出口部门的资本来源，因此农业出口部门在支持市场向外国经济集团开放方面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盟友。此外，由于城市劳工阶层是惟一为积累付出代价的阶级，因此他们将破坏这一权力体系或对其进行政治扼杀。
显然，以上提及的一些可能性在实践中即使不是以完整或纯粹的形式出现，也至少是部分地或以交叉的形式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