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的对外政策

好心的对外政策[1]

（1919年7月7日）

伟大的美国人率先无私地尽力帮助地球上最不被理解、受歪曲最多的民族，为近百年来的历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般说来，美国愿意公平地对待中国，给我们的人民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印象。在因其现状而引人注目的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那就是，中国人不会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好处，美国的帮助现在及未来许多年中都会受到我们的感激。

我们怀疑日本人，尊重英国人，而喜欢美国人。但是，或许正是由于我们的喜欢，我们已经对美国人感到很多的失望。美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显示出不容误解的善意，但是，它也表现出某些看来不够明智、缺乏远见的方面。推迟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为重建中国提供财政援助方面犹豫不决、《蓝辛—石井协定》和威尔逊总统对山东问题的态度都只能使我们失望——令人不解的强烈的失望。由于美国的东方政策肯定会成为这个国家基本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应该弄清真相，并适时进行补救行为。

1913年初，C.C.王博士，一位当年中国出席国际商会会议的代表，说道：“在过去7个月中，中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和冒险，抢先演出了她伟大的（革命）戏剧。她跑完了历史上已知最艰难的马拉松。在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终点后，她紧张而自信地期待世界给她以每个这样的运动员都应该获得的承认。她首先向美国伸出了她的手，因为她愿意让她最好的朋友首先给予她这一应得的奖励。”鉴于使中华民国得以成立的革命的特点，她一开始就应该得到迅速的承认。这一革命以最小的流血换取了最大的自由。与其说它是一次革命，不如说是一次进化。它最有力的因素是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这些因素是对外贸易、现代发明的引进、在外国大学中受过教育的中国学者和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共和政府的中国学者的影响等造成的结果。比较一下西方世界争取自由的那些划时代的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捍卫议会权力的战争或美国七年独立战争——中国的革命几乎是不流血的。

此外，满族统治者并不是被非法推下御座的，他们自己放弃了皇位，用他们最后的行动使民国合法化。既然中国下台的政府本身已承认了新政府，其他国家有什么理由推迟这一承认呢？

在承认与否上不仅有原则问题，也有一些策略和利益方面的问题。美国的迅速承认本来会加强中国政府的力量；本来会增加中国政府的威望，从而加速秩序的完全恢复；本来会为商业企业的安全提供保证；最重要的是，本来会阻止那些心存觊觎的国家的干涉，后者一直在等待时机分割中国的领土。北京大学前校长W.A.P.马丁博士就是为此而想到了适时承认太平天国政府的重要性。1912年，中美两国很多国际法专家和学者迫切要求美国立刻承认这一新的共和国，美国的中国社团最初就是为了促进承认的目标而成立的。

为答复美国公众的意见，国务卿布赖恩于1913年4月3日宣布，美国政府打算在4月8日承认中国。然而由于这位国务卿基本上是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对于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独立行动显得过于胆怯。为了清除由美国脱离六强银行团造成的任何痛苦，他建议在承认新的共和国方面采取一个共同行动。尔后来自一些强国的反对，使美国将承认中国推迟到了5月2日。巴西，南美洲最大的共和国，在此前3个星期承认了中国。

可曾有美国对外政策专家怀疑过，如果海约翰1912年在国务院里，中华民国会在4月8日以前长时间得不到承认吗？如果这样一项政策在满清王朝退位之后立即实行，中国本来可以避免1913年春天威胁着她的大部分危险。大部分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一直对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满怀真挚的同情，但由于伦巴第人街或华尔街的意见或者说是命令，承认确确实实被推迟了。在美国正式承认8天以后，我们在《展望》上看到了如下的批评性的社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我们的帮助，但她特别需要这一帮助是由于其他强国看来无意于承认她的新政府。……如果我们能够与其他强国一致行动来为中国的将来作计划——我们愿意认为这是无私的——那么也很好。但是，如果英国、俄国或日本自私自利地退缩了这不能成为我们改变态度的理由。无论一个人多么希望中国能有更好的环境，政府能够更为稳定持久，都必须承认，中国已经充分显示出她具有建立一个立宪政府的能力，在君主制统治下，这是应该受到称赞的，而在共和制统治下就更值得称赞。”

建立如《展望》的编辑所说的这样一个“值得称赞”的政府，意味着开创一场新的改革运动，这一运动要深入到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不可能重建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政治和工业生活。美国向密西西比河的发展是由欧洲资本提供资金的，日本过渡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得到了英国银行家的帮助。为了自己的重建和发展，中华民国也必须要求外国金融家的帮助。美国本来能够在一开始就对中国的需求作出坚定的回应，因为美国已经发动了一场以“金元外交”而著称的运动。

尽管“金元外交”并不限于中国，但这一政策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它是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合理的表现形式，美国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国外市场对制造业者来说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必要。这一新政策致力于确保美国资本分享中国资源开发的机会。因而，在中国革命尚在进行时，国务卿诺克斯1913年发出一个照会，建议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政策。他的“金元外交”在1910年使他实现了南满铁路中立化的意图。这一有远见的政策来源于对中国日益增加的经济兴趣。“为在新中国的发展中成为经济领袖而进行的斗争很可能是本世纪历史的一个推动力。美国企业和美国商人的组织能力，加上美国工程师和工人的技术能力，应该赢得这场斗争。”

1909年春天，国务院迫切要求采取行动使美国资本参与湖广铁路贷款协议，美国为此组成了一个财团，其成员有J.P.摩尔根公司、库恩·洛比公司、第一国家银行和国家城市银行。这一财团对中国贷款事宜极感兴趣，正是在执行塔夫脱和诺克斯政策时，就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美国财团与英国、法国和德国银行团出于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目的，签订了一个协议。

出于政治原因，日本和俄国银行团尽管以前没有贷出过款项，在1912年2月被接受加入债务重组的会谈。与其他人相比，尊敬的威拉德·斯特雷特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认为六强贷款是“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在财政上的体现”，是保存中国完整性的一个担保，而不是毁灭它的工具。但哈佛历史学家阿尔伯特·B.哈特在他的论文《为中国成立的新神圣同盟》中说：“当前这一神圣同盟是个商业组织，本质上是个欧洲人和美国人从中国挣钱的运动。作为一个赢利企业，六强的财政计划超出了我们国家利益的合理范围。”

把原则上的争论暂时搁置不论，事实真相是，中国当时极为需要外国贷款，需要一笔由六强共同提供的贷款。由于极端不合理的条款，中国于1912年6月22日拒绝了这笔贷款，希望列强会重新考虑它们。这一犹豫“可能造成拒绝承认中华民国，以便能够对其施加压力”。当然，如果美国是无私和聪明的，她本可以利用她的斡旋来影响其他强国；即使做不到，她难道不能立即退出六强吗？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的所作所为比让中国失望更甚。这位总统不但没有单独承认中华民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由美国单独提供一笔贷款，而且莫名其妙地忽略了远东的危急局势；甚至当他已经明白美国银行家应该从六强银行团中撤出时，他也没有在其他强国得到满意之前先行正式承认中国。中国人会记住，在五强银行团贷款条约签字，或者说是中国被迫签字之后6天，E.T.威廉宣布了美国对袁世凯政府的承认。

美国从六强贷款中撤出，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评论。很多欧洲报纸认为美国的逃跑就像奥立佛从贼窝中跑出来一样。H.罗森塔尔先生说：“尽管很明显美国在中国的商业中没有占有对他们合适的应有的份额，对于其他强国用既不人道又不文明的手段建立‘势力范围’的行为，美国还是不可能加入也不可能对抗。”H.罗森塔尔先生在这里所表述的看法，我以为，可能是美国公众普遍的意见。但是，如果美国不能与其他强国一起在中国建立金融统治，她也决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1916年试图使美国相信她可以用美国资本来建设中国，但美国资本家对日本人的思维过程没有太大的信心，涩沢男爵对美国的访问没能实现其目标。

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银行团的重建看来势在必然。美国人现在要自己行事了。他们知道中国迫切需要协同一致的财政援助，而他们现在正处于给中国以财政帮助最好的位置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银行家们一直在为这种局势而努力；据说在J.P.摩尔根公司的托马斯·W.拉蒙特参与之下，已经达成了一项与和平会议有关的理解。芝加哥对于安排美国几年以前的贷款的兴趣并没有丧失其活力。约翰·J.阿博特，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的副董事长，目前正在北京为美国银行家组团参与这笔1亿美元贷款的情况进行调查。

这里，“国家”看来是在批评美国政府的前后矛盾。“1913年它（政府）从规划好的中国贷款团中退出，是由于，用总统自己的话说，贷款条款‘极为接近于触犯中国的行政独立’。而现在的贷款显然是在用来保证让不情愿的中国人在一个包含了不公正的山东条款的和平条约上签字，还有国际联盟，其联合军事力量可以作为协约国在中国和其他任何地方的财经安排的后盾。在这种安排之下的‘中国的行政独立’可能还不如一个影子。”

我不打算评论这种批评是否公正。但中国必须前进；为加速发展步伐，外国资本是极为需要的。中国政府宁愿从一个列强的联合体手中获得贷款，而不愿从像日本这样的单个强国手中获得，如果能够保证贷款来自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国际联盟，那就更好。如果未来的贷款存在任何与1913年的行动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它与1913年后的“金元外交”却可能完全一致。

中国人不得不同意托马斯·F.米勒德先生4月5日所说：“在中国问题上，一个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财团，或没有得到美国赞同与合作的计划，是不能让中国人接受的。”米勒德说，他知道“大部分中国人现在正充满希望地期待着美国在和会上为中国的利益进行友好斡旋；如果我们（美国）的政府没有负起这一责任，它将失去中国人的信任和尊敬，并在未来的很多年中降低它对于远东事务的影响。”令人吃惊的是，他的预言很快就显示出了其正确性，因为在著名的山东问题上，威尔逊总统的诚意不仅受到中国也受到全世界严重的怀疑。即使总统确是真诚的，而且一直坚持实行一种善意的外交政策，也无法说他对远东局势有透彻的了解。他可能以为日本会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著名的《蓝辛—石井协定》肯定也落入了同一范畴。

1914年11月16日，德国人放弃了青岛市，德国在远东的陆军和海军部队被清除。日本此时有了一个机会审视受到战争影响的世界局势，以及东方与它的关系。到那年年底，显然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国家的结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看来日本面前出现了一个满足其形形色色的领土野心和经济野心的不均等的机会。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这些野心和目标是：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地位和利益；巩固日俄战争中赢得的满洲领土并把蒙古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取得对中国钢铁生产的部分控制；不允许对中国任何海港或沿海岛屿订立租约，以保证日本的军事安全；如果可能的话，与中国建立紧密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联系，直到使中国，带着她所有丰富的资源，成为日本的属国！这五个目标都在1915年1月18日提交中国的“二十一条”中表述出来。(https://www.daowen.com)

除去极少的目光短浅的记者外，大部分作者都强烈主张美国外交已经到了该对美国的姿态做出公平合理的说明的时候了。但是，由于美国除了发出一个照会外什么都没做，中国被迫把某些具体的特权和利益转让给日本。日本在山东和满洲的地位完全推翻了原有的势力平衡，强烈地预示出，在日俄战争之后的年代里出现的投机、恐惧、竞争和随之而来的发展等等，完全可能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后卷土重来。这种状况引起了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最终意图的各种各样的猜疑，看来有必要作出某种正式的评论以澄清真相。

在二十一条提出时，如前所述，美国是唯一反对对中国的权益有任何侵犯的国家。在试图推翻民国恢复满清王朝的骚乱时期，还是美国对中国提出了明确的劝告。在1917年8月14日之后的一个月，中华民国追随美国采取的步骤，正式对德奥帝国宣战。美中两国间形成的最紧密的联系，看来对日本的远大前程生死攸关，在这样一个计划中，任何障碍都会受到忧虑的眼光的关注。一位资深的日本记者足立金之助说过：“在日美关系中，中国——而不是加利福尼亚——一度是个火药桶。”因此，日本极为需要美国做出保证，使它目前与中国的关系得以继续下去。此外，俄国退出协约国造成的损失，加强了美日之间实现目的和手段的明确统一的需求。看来有理由相信，美国受到了一定的压力，要求它承认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在石井子爵和蓝辛国务卿在华盛顿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于11月2日签订的协议，使美国明显的以牺牲中国和它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而屈从于日本。该协议中有两项重要条款：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美日双方重申他们自己遵守“门户开放”原则和中国的领土完整。

这两个条款自相矛盾。“特殊利益”意味着商业特权或政治特权，这些特权直接与“门户开放”相抵触。英日之间1905年关于朝鲜问题的条约中存在着同样的矛盾。该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日本就对朝鲜行使了保护国的权力；五年以后朝鲜正式被吞并。《蓝辛—石井协定》引起了历史是否会重演的巨大忧虑，特别是中国方面更是如此。“特殊利益”这一术语相当含混，对日本来说它可以代表一切。在这种含糊其词中存在着今后对其歪曲解释的可能性。

协议中提出了“领土的邻近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日本有资格提出“特殊利益”的名目。我们知道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也存在领土的邻近；前者要求建立互惠的特别关系；但当加拿大不愿意建立这样的关系时，并不存在用武力强迫建立的问题。看来领土的邻近并不是违背相关民族的意愿获得特权的充足理由。进一步说，如果领土的邻近被其他强国普遍承认为建立特殊关系的理由，那么“菲律宾与中国领土的邻近和日本及其附属岛屿与中国领土的邻近只在程度上略有差异，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后者的领土邻近是特殊利益的基础，前者的领土邻近又会成为什么呢？”

或许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没有参加这些会谈。美国，尽管对中国满怀善意，却严重地忽视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一知道这一有争议的协定，就向美日两国政府发出了一个正式的声明以避免误解，该声明明确了一个观念，即，中国对特殊利益的承认，只限于在中国是签约一方的那些有生效能力的条约和协议中所规定的。

关于日本保证不允许对中国领土完整或独立有任何侵犯，“中国通讯社”，如1917年10月6日的《密勒氏评论报》所引述的，说：“石井男爵声称，日本‘准备抵御任何入侵以保卫中国的独立。’”这真是好事。世界上仅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有威胁，如果日本愿意保卫中国抵抗那个国家的入侵，中国就得救了。如果日本，坦率地说，会保卫中国抵抗日本的入侵，那就再好不过了。

《蓝辛—石井协定》在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方面没有一点实效。正如卡尔·克朗在其发表于《日出》上的文章中所说，“我们完成了中国墙”，“这样一来可以看到，当我们在欧洲为小国的权利而战斗，为使世界民主体系安全而战斗时，我们却为了太平洋现时的安全，抛弃了捍卫中国的权利的政策，撤除了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和国不受侵略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于美国对中国的善意来说，《蓝辛—石井协定》的精神几乎无法说是正当的。这一协定已经并继续令中国人极为失望和沮丧。很多美国人也感到了这同样的失望。但人们很容易会被引导产生一种并不真实的乐观情绪。中国尽力忘掉这种失望，怀着对协约国用作正义和世界持久和平的基础的崇高原则的无上信念参加了和会。啊！在山东问题上她再度感受了惨痛的失望。如同米勒德先生3个月以前所指出的，中国对一个新时代的曙光的信念被粗暴的打碎了。

无论是用公认的国际法的原则来检验——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些原则的神圣性——还是用和会上公开宣布的14条指导原则来检验，胶州和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都应该无条件归还中国，然而，在日本退出“国联”的威胁下，三巨头会议，包括怀有一切善意的总统本人，提出了一个解决山东问题的建议，把以前由德国拥有的一切权利转移给日本；日本则承诺把山东半岛的主权完整归还中国，同时保持在青岛建立租界的权力，并保有以前德国所享有的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指288英里长的胶济铁路，铁路两侧的矿山和两条待建的铁路，这两条铁路将把山东和从北京到长江流域的两条大干线连接起来。

因而，最后的结果是，在山东的一个外国势力被另一个取代。这有什么不同？确实，日本以其名誉担保，承诺把山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在最近几年中，日本许下了许多诺言，以名誉担保答应做许多事情，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机敏，他们用“承诺归还”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至于在什么时候，怎样归还，则留给世界去猜测——是无条件还是有另一个二十一条。

确实，中国没有派出士兵到欧洲国土上参战，但她至少派出了1750名劳工上战场，他们冒着战争的危险，为减轻协约国的军事负担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日本士兵在哪儿呢？难道让全世界寄予如此大的希望的和平会议，就只是一个瓜分战利品的会议吗？即使假定事实如此，当较强的盟国获取利益时，并非牺牲共同的敌人，而是以牺牲较弱的盟国的利益为代价，这样的分配能说是公正的吗？全世界一直被要求相信，这次战争是一次伟大的为道义的斗争，同盟国奸诈残忍，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公正；但是，当一群朋友中的一个成员得到许可割断另一个成员的咽喉时，我无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坏的东西。

用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之一顾维钧的话说，“由于三巨头会议对山东问题采取的行动，中国人民不仅大吃一惊，而且受到了很深的伤害”。2月份在伯尔尼任命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于今年5月16日谴责山东问题的“解决”是对征服者权力的公开承认。威尔逊总统的14条很奇妙，但这14条却是如此奇妙地被迅速忘掉。这位像他本人一再宣称的那样，代表真正伟大的美国人民的伟大的总统，在山东问题上没有尽力保持坚定的立场。这件事和其他一些事使民主党和共和党，他的朋友和敌人，都对他的真诚产生了怀疑。

威尔逊总统对日本的态度可能仍然像他在《蓝辛—石井协定》中所相信的一样，认为日本将真正维护“门户开放”政策。他在山东问题上的误解看来是出于他对日本在远东贪得无厌的野心的忽视。他的行为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住在卢特利亚酒店的中国代表团的王正廷先生。他与英法一起搞了一个解决山东问题的草案，就好像他有意识地忽略众多美国资深记者的看法。1916年，乔治·B.李先生写了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标题是“结束门户开放”。同年7月，乔治·哈维先生写了一篇社论，“关闭中国的门户”。B.W.弗莱舍先生在他1919年4月17日论“日本广告商”的社论中说：“上议院在不止一个方面成为日本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因素，那些在《时事》（一家日本报纸）上发表看法的贵族议员们对种族歧视引起的不安不屑一顾，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远东事务上。‘种族问题’他们说，‘与中国问题相比是不重要的’……这些议员们显然把日本的特殊地位看作独一无二的……事实上，这些议员们在他们的需求表中似乎忘了一件事——门户开放。”王正廷博士4月4日在巴黎对《纽约先驱报》的一位记者说，“过去，在一个军事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下，世界无法充分看清中国和她的巨大的自然财富和力量。这个国家过去25年的历史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关闭了打开的门户，抓住了所有的机会和特权，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国民的利益……在他们势力范围内的每一扇开放的门户上，他们都对所有其他国家贴了一个通告：‘退出’。”

现在，如果山东被割让给日本，东方大普鲁士主义将受到鼓励，世界和平将被破坏还会有什么疑问吗？怀疑论者可能还会要求西方必须与东方合作。看来很难相信文明会使所有国家成为一个大家庭。但是，5年以前难道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美国本来可以在欧洲战争中放手行事吗？战争用了3年时间显示出这场战争是两种原则之间的战争——独裁和民主。在看到一个大普鲁士主义的行为和另一个大普鲁士主义的扩展之后，我希望我们用不着重复同一个过程。由于缺乏道德勇气阻止在欧洲的非正义的作法，美国被迫以数百万的生命为代价参加战争以纠正错误。美国会从美国付出了如此高昂代价的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吗？我们是否要信奉那句格言“一盎司的预防胜于一镑的治疗”，亦或我们已经准备好再打一场战争？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许许多多母亲眼中的泪水，许许多多情人手臂上的金星（美军阵亡后，军方颁发金星徽章——译注）。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无家可归，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饥寒交迫。

创造未来是世界强国的责任，如果要保证民主世界的安全，未来的幸福将主要取决于一个民主的中国。如果全世界所有人口排成一列，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大部分美国人在听说这一点时，都可能会大吃一惊。中国领土面积超过了整个欧洲大陆。仅仅是煤这一种产品，中国的产量就占了亚洲的六分之五。中国丰富的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将给全人类带来好处。它们能够帮助那些饱受蹂躏的地方，那些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复苏。这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的强有力的理由；这就是阻止东方大普鲁士主义，即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日本的威胁的强有力的理由。

重新考虑山东问题的解决还有一个充分的可能性；美国必须毫不犹豫地拒绝日本的征服权。犹豫不决总会引起麻烦。我们希望诸如推迟承认中华民国这样的迟缓软弱的政策将不再重现。软弱和摇摆会损害国家的声誉。如果美国政府不打算让《蓝辛—石井协定》引起任何危险的误解，它应该设法废除这一协定，或者至少对其做出一个限制性的补充。代替退出银行团的消极政策，美国现在看来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强硬的、积极的、有活力的、有进取心的对外政策。美国不再口头谈论“门户开放”，而是要实行它。她开始尽力使对外政策变得真正明智，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善意的政策。

美国人可以宣布，历史使他们有权自认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并非过分的骄傲。在过去威尔逊执政的几年中，很可能这一友好“勋章”挂“颠倒”了，我们肯定不能把它再正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