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巴尔干问题，这个“历史的实验室”，在最近的15年中，一直是长在欧洲背上的一个毒疮。阿尔巴尼亚问题就是那可怕的痈疽的最明显的炎症；巴尔干同盟是它在化脓；而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则使它溃疡穿孔。欧洲有个江湖医生，即伦敦大使会议，他随身只有膏药和碘酒，根本不能治毒疮；只能加速致命的腐烂过程。从历史的观点看，1914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间接的起因于阿尔巴尼亚炎症的变化。

庸医就是庸医，外交界的江湖医生有他们的共性。后来，1919年在巴黎召开的四国会议并不比伦敦大使会议更好，两者都是遮遮掩掩的达成妥协，两者实现和平都是违背正义和自由原则的权宜之计。至少，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膏药和碘酒决不可能消炎。除非杀灭所有细菌，炎症不可能消失。外交看起来好像只不过是自大狂的阴谋诡计；但它们有它们的根源，它们代表着人类最广泛的永恒的组成部分。如果政治争端曾经得到过正确的解决，它们的起因、详情细节和结果都应该认真研究。只有江湖医生才会让自己受形式和现象的欺骗。(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