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干涉中国

不许干涉中国[1]

（1925年8月6日）

现在上海有150000工人在举行罢工。为了抗议英国和日本的暴行，107242名工厂工人发动了一场同情罢工。30000名码头工人参加了进来，随后是4000名海员，然后是5000名在外国商行，主要是英国和日本商行中工作的雇员。在中国这是没有先例的。在中国任何一个工业城市从来没有过组织得如此之好，持续时间如此长的这样大规模的罢工。在分配救助基金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避免的组织困难和缺乏经验。

为了确定维持整整一个月的罢工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基金用了半个月时间，又用了半个月时间建立起一个真正集中的分配机构。由于工厂工人每人需要8元，码头工人和海员每人需要6元，职员每人约需要20元，为了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资本家强加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和司法裁判进行坚定而消极的抵抗，全上海至少需要120万银元。每个月120万元！对于一个财力困难的国家，一个通讯事业不发达的国家，在已经有100多万工人失业时，再供养15万工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6月初，罢工开始扩大时，上海负责救助工作的第一个机构是总商会。多年以来总商会一直是上海商人的正式组织。它的成员总数从来没有超过500个，但它包含了相当多的团体成员，如丝茧业公会、木业公会等。商会经常由富有的商人控制。在一个表面上民主的机构中，长时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即使不是改头换面的贵族统治，也是真正的财阀统治。作为上海唯一有影响的商人社团，总商会享有很大的声望，但由于其保守性和个人垄断，它在代表小商店老板的利益方面没有实际意义。后者在1923年前后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这一组织尽管在上海以外不大为人所知，却得到了那些真正爱国并积极响应共同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号召的成员的支持。商总联会首先号召租界各马路的商人进行总罢市。

由于上海总商会在全国更有名气，开始时救助基金都寄给了这个机构。商会的理事们有意抓住这一机会尝试废除会审公廨，并确保在市政厅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建立了“济安会”，即救济和安全协会，以分配由全国各地得到的这些基金。这一分配机构完全由商会会长虞恰卿任命的3名委员管理。这3个人据说在以前的救灾工作中很有经验，但以他们那样大的年纪，他们决不会掌握与新式工人打交道的精神。他们有慈善事业的经验，但没有分配工资的经验。后来，分配地点的状况、粗率的记账和愚笨的分钱方法都使工人受尽苦痛。有时妇女和孩子们不得不坐在泥地上或蹲在杂乱拥挤的人群中等着领到分给每个罢工者的两角钱。好多次他们不得不在高温下的泥地上从早上8点直等到晚上10点钟，饿上整整一天，受这样的罪就为了得到第二天的生活费。

因而，面对着这样的苦痛，上海总工会没有给济安会提供任何供分配的资金。总工会收到的钱是单独的，一直是直接分配。(https://www.daowen.com)

到7月2日，济安会共分配了47万元，而总工会独自发放了约35万元。现在，这两个组织之间的磨擦如果不是极为必然的，也是经常不断的！举例来说，把济安会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总商会实际要求的是码头工人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而总工会坚持，如果他们复工，他们就有可能也搬运外国货物，犯下不可避免的错误。由于商会一方的不同利益和缺乏责任感，需要有一个新的管理救助基金的分配机构。

这个新的分配机构终于在7月7日产生。济安会的3个委员于4日辞职，6日进行了重新组织的讨论。新的济安会由总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的代表组成。总商会将不再接受救助基金。接受基金的任务由上海的4家银行承担：上海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华新银行和金城银行。

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是主要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由上海人民通过的与英日暴行作斗争的所有提案。这个执行委员会有一个由4名成员组成的专门的执委会。他们的名字是：刘春民（译音），代表上海学生联合会；林君（译音），代表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上海总部；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欧祖浩，代表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

总商会出于相当自私的动机发起救助工作。除了几千元的电报费和旧济安会的管理费用外，它没有拿出一分钱给救助基金。现在，既然总商会已经退出了所有积极的工作，它不再参加这一新的分配机构。从现在起，救助机构呈现出统一的面貌，并将进行更为有效的工作。在斗争的危急阶段，上海经历了极为惨痛的教训，但也由此获益匪浅，上海在为中国和人类进行的斗争中还会努力争取辉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