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崛起的纺织业中心天津

新崛起的纺织业中心天津[1]

（1937年1月6日）

一个新的纺织业中心正在太平洋西海岸升起。这个中心由中国领土上的日本纺织厂构成，位于天津市区及其附近，受到日本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保护。仅此一点就有着重大的意义，而更主要的是，它还代表着在华日资工业的优势地位又进了一步，以及同时而来的中国工业再一次衰退。

1936年以前，在中国95家纺织企业中，约50家在上海及其郊区，其余的有10家在河北省，这10家中有7家在天津。天津纺织业的全部资本共2220万元（国币），有23.5万枚纱锭和11000枚线锭。这些企业中有一家在1936年以前由日本人接办，3家在去年落入日本人手中，只有3家最小的工厂还留在中国人手里。这些工厂的第一家裕大纱厂，资本300万元，有39747枚纱锭和2380枚线锭，最初就是由中日联合创办。在最近7年里，管理权落入日本人手中；现在全部股份都属于大日本纺织会社。

其余6家纺织厂中第一家脱离中国人控制的是裕元纱厂。1936年5月，有71360枚纱锭、976枚线锭和1000台布机的裕元纱厂被拍卖给著名的日本钟渊纺织会社，卖价远低于创办资本560万元的一半。裕元是天津所有7家中国纱厂中最大的，建于1918年的兴盛时期；1935年停工。停工时全部债务达520万元，大部分是欠日本侨民的。此外，有价值300万元的股票已经落入日本人手中。在钟纺接管裕元后，这家工厂于10月份恢复运营，成为公大第六厂。公大的大部分工厂都在上海。

1936年天津中国纱厂中卖给日本人的第二家是华新纱厂，也建于1918年，资本超过200万。由于没能得到来自南京政府、市政局、甚至于中国金融企业的任何实质性帮助，它最终以其资本价值的一半卖给了钟渊纺织会社。9月份，在这次交易之后不到一个月，华新作为公大第七厂开始运营。去年卖给日本人的第三家纱厂是宝成纱厂，建于1922年，资本300万。1936年7月，钟渊纺织会社仅用了137.5万元买下它。宝成的销售市场一直在东北，日本对该地区的占领对这家中国纱厂的打击如此之大，以至人们早就料到了它的停业。

天津只有3家较小的纱厂还属中国人所有；而鉴于这一地区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它们的生存机会看来是极为微弱的。这3家厂是恒源，建于1920年；北洋，建于1921年；达生，1932年刚刚开工。这3家纱厂合在一起仅占原来7家纱厂线锭总数的43%，纱锭总数的28%。换句话说，天津中国纺织企业57%的线锭和72%的纱锭已经落入日本人之手。(https://www.daowen.com)

除了买入已建成的老厂外，日本公司还积极创办新工厂。钟渊纺织会社正计划在天津建一个有10万纱锭的新厂，已经宣布今年4月开始动工。钟渊纺织会社还打算与东洋纺织会社和大坂纺织厂一起，在天津合建另一家新厂，这家工厂预计开工时有5万纱锭，到1937年底增加到10万。1936年底，东洋会社在天津建成了它的新厂，以15万纱锭开工。后者还将与大日本会社和近藤一起，在天津建立另一家新厂，至少有15万纱锭。最后，钟渊纺织会社计划1937年在天津附近的石河建一家新厂，已经获得了约6英亩土地。

日本人如此热衷于在天津从事他们的纺织事业，他们不仅建立新厂，而且极力扩大他们所获得的中国工厂的技术设备。裕大的纱锭数将从4万增至5万；裕元从72000增到15万；华新从3万增至15万。到1937年底，这些工厂总共增加的纱锭要达到20万。这一数字再加上新建的日本纱厂的50万纱锭，很清楚，在未来的10到12个月中，天津将有70万新增的纱锭投入使用。日本进一步的计划是争取建一条新的铁路，把天津与通往太原、开封、汉口和广州的铁路连接起来。这将为促进天津工厂在内地的市场发展提供更多的手段。

1936年初发布的统计表明，在中国所有纺织企业中，日本经营着30%的工厂，39%的纱锭，45%的织机和65%的线锭。天津的新发展显然会加速面对日本竞争已经明显表现出无能为力的中国企业的进一步衰退。（关于中国纺织厂的资料见《远东观察》，1935年1月16日，第1—4页；1935年2月13日，第22页；1935年4月10日，第55页；1936年1月1日，第6—7页；1936年8月12日，第185—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