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和察哈尔的经济态势

绥远和察哈尔的经济态势[1]

（1936年12月19日）

在对绥远和察哈尔当前危机的零乱报道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经济意义。这两个省份，再加上热河和宁夏，构成了通常称之为内蒙古的区域。中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热河和察哈尔，如今，不远的未来即将决定绥远和宁夏是否会落入起码的“日本势力范围”。从战略意义上说，绥远的命运与察哈尔有密切关系。

绥远和察哈尔的面积合在一起大于加利福尼亚，尽管人烟稀少，工业仍很落后——像中国大部分其他地区一样——这一地区有相当丰富的用途很大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铁和盐，还有大量的绵羊、山羊、牛、马和骆驼。不仅这里的畜牧业对于为一个国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家畜和畜产品来说必不可少，农业方面这两个省份也将在未来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内蒙古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不毛之地，它位于大戈壁的南边，与地中海同纬度，但海拔接近于伊朗高原。这里有宽广的类似加拿大大草原的平缓起伏的草原，高原牧场中镶嵌着数不清的盐湖，还有数百万英亩新开垦的土地，有些甚至是可以灌溉的稻田。一个对人口的粗略统计表明，察哈尔约有200万人口，绥远可能不足150万，其中部分是游牧的蒙古族，部分是农耕的汉族。察哈尔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7人，绥远要少得多——每平方公里9人。

这两个省和中国本土的西北部构成了一个经济区，这里的人民仍然过着一种相当简单的经济生活。这一地区几乎每个大一点儿的商店都买卖同样的货物，用牲畜和畜产品交换茶、面粉、布匹、服饰和铁器。大车路、新近建成的汽车路和平绥铁路把内地的一系列集散中心与北平和天津的进出口市场连结了起来。

这一地区的贸易沿着几个方向流动。一条路线是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到达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另一条路线通过东北，或到海参崴，或到大连。然而最具地理优势的是张家口—天津路线，这条路线把平绥铁路作为商业和交通主干线，后者于1923年建成，从绥远西部的包头到铁路中心北平，全程共长约500公里，从天津到北平乘火车只要3小时。毛皮出口中约90%通过天津，1931年以前，每年通过天津出口的绵羊皮、山羊皮和羔羊皮比大连多20倍。

绥远的工业比察哈尔更为发展，在铁路沿线，归绥附近，有20多家皮货加工厂加工供出口的优质毛皮，60多家皮货加工厂为本地市场生产羊皮外衣和毛毯，还有6家左右的小型毛纺织品工厂和30多家与毛纺工业有关的印染工场。毡毯和其他毡制品的产量正在逐渐增长。众多制革厂中有5家已经安装了现代机器。归绥附近有9家皮箱工场。肉食、油脂和肠类工业还没有大面积发展，专门加工骨制品的手工作坊一直十分兴盛。有很多小作坊生产刷子、刀柄、筷子、马梳、帐钩和麻将牌，还有骨胶和明胶。绥远和察哈尔还出产多种多样的日常用品：油馍（奶饼）、哈罗达（一种奶油）、沙拉多索（一种黄油）、托罗克（稠奶）和敖赞苏（酸奶）等。日用品生产中现代技术的引进肯定会引起大量的出口，归绥地区出现的30家碾坊和60多家磨坊则是由于农业方面最近的广泛发展。

除了绥远大青山的煤矿——那里只有几家小矿井营业——和以前一篇文章中描述过的察哈尔南部的富铁矿（见《远东观察》，1935，2，13，pp.17—21）外，盐构成绥远和察哈尔最主要的矿业生产。由于蒸发作用，湖水的含盐程度很高，在某些情况下湖水完全干涸，留下了露天的富盐矿。在察哈尔中部有很多方圆一到几公里的小盐湖。察哈尔东北部这些盐湖之一，著名的达来诺尔，周长40公里；绥远西部的达巴松淖尔有8公里长，两公里宽；绥远东南部的代卡诺尔方圆50公里。丰富的盐的蕴藏量对于肉类、毛皮和皮革工业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但是，日本人已经急切想要把这里的盐弄到手，以供应他们国内发展中的化学工业，后者每年至少需要140万吨工业用盐。东北每年仅能供给15万吨，青岛地区20万吨，冀东地区最多60万吨。内蒙古的蕴藏肯定远远超过了冀东的资源。(https://www.daowen.com)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政府最近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同意了他们购买迄今为止一直禁止出口的河北盐。7万吨盐已经起运，双方商定的价格，包括了相当低的出口税在内，远低于天津的市场价格。

日本当局采取的行动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蒙古族的军人政府，日本人禁止已受日本控制或在其势力影响之下的地区输出盐和马匹。结果是张家口地区的居民必须付高价买盐；中国军队难于买到蒙古马。包括热河在内，内蒙古共有约500万匹马，有大约同等数量的公牛。蒙古公牛平均重700磅，比仅重400到500磅的蒙古母牛大得多。这种公牛性情温顺，可以作为很好的肉类食品。在内蒙古，各种牲畜——马、牛、绵羊、山羊和骆驼——的总数估计达1800万。这些动物及动物性原料的出口，如羊毛、羊绒、兽皮、皮革、毛皮等等，使内蒙古贸易出口超过进口的顺差每年高达1500万元（国币）。（见《远东观察》，1935，12，18，p.202）

察哈尔南部和绥远的中西部，自本世纪初开始就不再是单纯的牧场，在偿付部分庚子赔款的压力下，蒙古的王公贵族们大面积出售他们的土地。现在，绥远首府归绥周围地区、包头地区和五原地区出产大量谷物，如小米、高粱、大麦、小麦、荞麦、芝麻和各种豆类。察哈尔和绥远有不少于200万农民，他们中占压倒多数的不是佃农就是农庄上的雇佣劳动者。土地所有权极为集中，凌河地区90万亩土地中，90%属于16家地主，五原80万亩土地中，60%掌握在约30家地主手里。

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之后，现在绥远的传教团和教会多达305个，它们以赔偿的形式获得了大面积的土地，在绥远西部它们的经济实力特别强，在那里约15万农民，既有教徒也有非教徒，受到罗马教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在这种关系中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美联社从绥远首府发出的电讯称，据说“掠夺成性的蒙古人”攻击了归绥北部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受比利时天主教牧师克里默神父领导下的“基督教叛教者”保护。

在仍然是纯牧区的绥远北部，蒙古王公贵族仍在统治。但是，绥远以及察哈尔最大的统治集团是汉族地主及其同盟者军阀—官僚。蒙古王公贵族们通过汉族军阀—官僚“出售”他们的土地，后者常常自己保留了拍卖的利益。自去年12月日本侵略者到达察哈尔北部以来，在汉族军阀—官僚集团的帮助下，几乎所有新的县长都由当地的大地主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