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冲突

这些不同成员——原在华洋义赈会的人、国民党官员和来自战地司令部的政工人员——不论他们是否在一地工作，都在力图达成合作。但由于背景不同，他们并不总是能成功地消除分歧和冲突。另一种因素使这一状况更为复杂，这就是商业银行和农民银行与合作社有关的活动日益增多。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银行积极的全力参与，合作社数量不可能如此迅速增长。

银行对于通过合作社在农村投资日益感兴趣，当然不是为了慈善目的，也不大可能由于政治原因，它们纯粹是出于金融方面的考虑。由于洪水、饥荒和内战造成的破坏，在1931到1934年这一段时间内，农村普遍破产比以前更为明显也更为严重，这使得有钱人和他们的钱都进入了城市。(https://www.daowen.com)

货币从长江流域各城市流入上海的银行里。亚瑟·萨特爵士，曾是中国政府的顾问，认为上海的白银储存在两年时间里翻了一番。为了利用不断迅速增加的银行存款，银行家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途径。由于上海战争之后证券投机停止，不动产交易一直处于低潮，还由于工业投资无利可图，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农村地区投资。银行正是在这样做，特别是通过合作社。合作社数量在1934和1935年间翻了一番，无疑要归因于他们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