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亚洲》

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亚洲》

J.F.诺尔马诺著

纽约：伊朗研究所，1944年。[1]

历史地理学确定和记录了过去的位置、边界和区域，阐明了它们和现在的联系。经济地理学追溯和分析生产和消费以及交通和运输线路的地区差别，以创制出一幅经济状况全图。因此，地理学受历史进程的影响并随之而变化；但这些进程本身很难仅仅用地理学来描述和理解。

例如，首先由F.J.特纳教授用于研究美国历史的“边界运动”这个术语，就被证明是一种决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的现象，它也发生于中国、俄国、德国，以及英国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非洲的历史上。历史进程从来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若试图光靠地理学来解释历史，或者把特定地区的历史或经济统一体认为恰好是地理学限定的地区的结果，那就是浪漫多于科学了。

看来想象是没有边际的。一位“地理历史学家”会首先想象然后试图找出论据来论证这一想象。他的观察往往会把历史进程的差异性缩到最小，而过高估计地理因素的作用。结果，他将既不是一位好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位优秀地理学家.J.F.诺尔马诺教授的新近出版物显示了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位“地理历史学家”。

诺尔马诺教授不满意美国地理学会进行的地理边界运动系列研究。他认为这些研究没有充分强调经济边界问题。但他的这本研究20世纪亚洲的边界运动和工业化的名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亚洲》的著作却实质上显示出了在地理学的浪漫魅力之下，他仍然期望把经济边界与地理边界统一起来。

他说：“在20世纪，边界运动演变成了工业化，而工业化的进程同时迅速地移动着全球边界。外延的和内涵的经济过程同时发生。这种同步使得几乎不可能在本世纪的边界运动和工业化之间划出界线。”（第12页）这当然不够真实。老式的边界运动在贸易和利益力量的驱动下仍在亚洲继续，在这类边界上——内蒙古，西藏，及云南的最南部——真正的工业化还没有发生。

看来诺尔马诺认为亚洲正在快速工业化，而这个新工业化将导致产生一种新的文明。他觉得资本主义太过于个人主义，而社会主义带有太多的国家强权味道，因此，“亚洲的梦想是集体中的个体”。（第87页）作为一个浪漫的地理学家，因此同时也作为一个浪漫的历史学家，他把亚洲的梦想等同于他自己的梦想。当他断言“亚洲的趋向是折中极端联合体系”（第86页）时，他立即摧毁了经济边界和地理边界之间的界线。

我们的作者并不是不了解历史动力的多样性。“在亚洲，所有的因素都很强大：本土文明，本土资产阶级的生长，西方资本主义的移植，以及反资本主义思潮从西方的侵入”（第81页）。然而，他还是把亚洲看成一个经济单位，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地理单位。他大胆宣称“亚洲已同时成为一个侵略者和一个被围困的堡垒”（第81页）。

他确实指出了“前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原则的渗透”（第58页）以及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第81页）的抵抗。他也确实认识到了日本的“战争资本主义”（第67页），他甚至援引安德雷得斯教授的话说，在日本，“战后纲领实际上是战争纲领”。但他仍然把从土耳其到中国，从印度洋到亚洲大陆北境的巨大陆地版块看作“有一定常规和自身进程的复杂类型”（第80页）来对待；并断言“整个亚洲正在寻找一个综合体”，一个新与旧、古老精神与新技术的有机综合体（第77页）。

换句话说，他不愿承认事实上在亚洲并不存在经济的统一体，也没有诸如亚洲经济统一体之类的东西，正如没有什么共同的历史趋势一样。相反，有三种相互冲突的历史进程正在发生。这三种进程分别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亚洲，资本主义的半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以及前资本主义的亚洲，包括中国，印度和近东。从经济上说，存在着3个亚洲；但诺尔马诺却把亚洲看作一个经济区域。他的地理学要胜过他的经济学。(https://www.daowen.com)

确实，在他个人的亚洲图景中，一切可能的科学研究方法都被排挤掉了。他太急于效仿马克思·韦伯研究经济史的类型学方法来创立现代亚洲的模型，用过分简化经济现实的办法来建构一个“理想的类型”，结果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歧异的历史进程的实际内容的分析。他所看到的只是他想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实际的东西，由于他的兴趣主要是地理学的，因此，在他的幻想中，地理学的成分要大大超过历史学的成分。

这导致他作出肤浅而误入歧途的论断，如：“欧洲的冲突是地理的：小英格兰和不列颠帝国不相称的扩张。亚洲的冲突是历史的：社会封建主义和技术工业化的结合。”（第68页）“我们没有发现资本主义原则在日本经济中占优势。工业主要地不是为利润而是为国家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第65页），“日本经济史是动态的数量增长和静态的质量特性的历史”（第77页）。怪不得他认为“日本是世界上背向资本主义的地区之一，唯一的问题在于转变的类型”（第76页）。

诺尔马诺在构成资本主义要素问题上的歪曲观点导致了他对日本的误解。他的言辞往往雄辩胜于可信。首先，他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于特定地方特定阶段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种民族特权，像松巴特将之归功于犹太人那样，它也不是一种宗教特权，像马克思·韦伯将之与清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相联系那样……它起源于边界环境中，而不管其运动是外延的或内涵的”（第7页）。然后，他说虽然企业家是资本主义中的积极因素而劳工是消极因素，真正的英雄既不是工业界头子也不是挣工资的工人，而是中产阶级的成员。（第7页）由于他把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支柱，由于他发现在日本广大的中产阶级并非“经济演员”中的主角（第66页），因此，他的结论是日本不是资本主义的（第65页）。

他一边说资本主义原则在日本经济中不占优势，一边又不自觉地把日本描写为效仿纳粹德国的法西斯国家。他赞赏A.T.马汉将军早在45年前日本就已经条顿化的敏锐观察；他宣称：“无法否认当代德国和日本在情感上的类似点”（第61页）。

下面所引是诺尔马诺本人的描写：“在日本，工业化是由政府发起和推动的，而且目前仍受其控制。”（第68页）“皇室对许多工业企业深有兴趣，它仍控制着国内大部分森林和矿产资源。”（第66页），“日本的私人经济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三大财团（三井，三菱，住友）控制了全国22.65%的金融资本，如果加上实力略次的安田，涩沢，川崎，山口及大古，其控制额高达52..67%”（第69页）。

诺尔马诺引用松冈的话说日本历史是集权主义的历史，并指出：“日本不需要元首或独裁者；天皇一元化的影响自古以来就是她的国民生活的支柱；原始社会的超自然基础在对天皇神性出身的宗教信仰中得到了解释。”（第77页）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更胜一筹的话，裕仁就好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在一个相似的法西斯框架中实行统治；神性天皇概念的逻辑发展必然是某种类似于优等民族那样的东西。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牺牲中国的利益对亚洲大陆进行侵略，挑起了远东战争，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太平洋战争，这是一个明白而痛苦的事实。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冲突引发了长期的政治和军事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同情。在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的“亚洲战场”的标题下，我们的作者谈到了西方和东方的冲突，谈到了结束“白人统治”的努力（第81页），谈到了工业化的扩展，谈到了旧的经济体系与印度、中国和近东的新经济体系的冲突；但他却没有一个字提到中日之间的战斗，这场战争事实上已经把整个东北和东部省分，包括全部中国海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这证明理论的纯洁性是如何以牺牲事实为代价的，以及浪漫的历史学家为何同时必然是一个浪漫的地理学家。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把亚洲作为一个经济统一体的学术错误有其政治的含义。把亚洲作为一个单位的概念在社会和经济学上简直忽略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冲突的惨痛历史，这段惨痛历史加上苏维埃亚洲的发展，实际上代表了这期间亚洲经济史的实质。由于把亚洲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看待，诺尔马诺说出了这样的话：“亚洲的合成意识形态势必发展出一条救世主路线。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并相信她给世界带来了一种消息。她的日益增长的自信心激发起人们对泛亚运动的首创者成吉思汗的怀念。这些念头在日本帝国这个亚洲海岛上找到了肥沃的土壤。”（第88页）但由于这本书是在纽约印行的，人们很容易产生它是“大东亚联盟”的产品或出版物的怀疑，而“大东亚联盟”的总部尚有待于在东京发现。

写于新德里，194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