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注（32）。
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在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这段时期，仅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货币、人口论、土地所有权以及税收等个别问题作了一些研究。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81页。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6页。
这些家伙[1]在对斯密的反驳中发表的庸俗的美文学，不过表明他们是“有教养的资本家”的代表，而斯密则是露骨粗鲁的资产者暴发户的解释者。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00页。
在德斯杜特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正象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已经明显地看出那样，表面上是在赞美生产工人，实际上不过是赞美那些与土地所有者和单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的货币资本家相对立的“产业资本家”。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79页。
……关于分工，亚·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人们把他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特别强调分工。他认为机器只起了从属作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6页注（44）。
与此相似，亚·斯密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曾专门颂扬分工，但后来，在最后一篇论述国家收入的源泉时，他又偶尔重复他的老师亚·弗格森的话，谴责了分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3页注（78）。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0页。
政治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原富”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
可是，难道说亚当·斯密的学说不是一个进步吗？当然是进步，并且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为了使私有制的真实的后果能够显露出来，就必须摧毁重商主义的学说、它的垄断以及它对商业关系的束缚；为了使当代的斗争能够成为普遍的人类的斗争，就必须使所有这些地方的和民族的小小的打算退居次要的地位；必须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经验主义的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使它具有一种使理论也对后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必须通过企图否认旧政治经济学的不道德和因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即伪善而使这种不道德达于极点。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8页。
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自己关于国民财富的本质和成因的著作，从而创立了财政学。在这以前，全部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被看做全部国家事务中的一个普通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他把一切——政治、党派、宗教——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发财是国家的目的。
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5页。
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学，都认为经济规律——就他们所理解的——是“自然规律”，并且断言，它们的作用被国家、被“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歪曲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82页。(https://www.daowen.com)
在结束关于亚当·斯密的部分之前，我们还要引用他书中的两段话：在第一段话中，他发泄了自己对非生产的政府的憎恨；在第二段话中，他力图证明，为什么工业等等的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关于斯密对牧师的憎恨！
第一段话说：
“因此，国王和大臣们要求监督私人的节约，并以反奢侈法令或禁止外国奢侈品进口的办法来限制私人开支，这是他们最无耻、最专横的行为。他们自己始终是并且毫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大的浪费者。他们还是好好地注意他们自己的开支吧，私人的开支尽可以让私人自己去管。如果他们自己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破产，那末，他们臣民的浪费也决不会使国家破产。”（《国富论》第2篇第3章，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122页）
再引下面这段话：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象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它有价值，因而值一个等价，但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应当列入这一类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同上，第94—95页）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象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因此，他们的人数必须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国家、教会等等，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些机构的费用必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因为这些费用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13—315页。
……《国富论》中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生产的（同以前的那些形式比较起来，它无疑是这样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95—196页。
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斯密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比较陈旧的、已被推翻的理解方法出发对斯密的反动，都能够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亚·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几乎总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81—183页。
斯密天真地一方面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完全按照这种当事人所看到和所设想的样子，按照事物决定这种当事人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按照事物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来描绘事物，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也揭示了现象的更为深刻的联系，——斯密的这种天真使他的著作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43页。
亚·斯密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矛盾包含的问题，他固然没有解决，但是，他通过自相矛盾而提出了这些问题。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互相争论时，时而接受斯密的这一方面，时而接受斯密的那一方面，这种情况最好不过地证明斯密在这方面的正确本能。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40—141页。
亚·斯密深受重农主义观点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往往夹杂着许多属于重农学派而同他自己提出的观点完全矛盾的东西。例如地租学说等等，就是如此。斯密著作的这些部分并不表现他的特点，他在这些地方纯粹是一个重农主义者，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这些部分可以完全不去注意。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7页。
亚当·斯密证明了商业的本质中就有人道的基础，商业不应当“是纠纷和敌视的最丰富的泉源”，而应当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参看《原富》第四卷第三章第二节）；因为就事物的本性而言，总的说来商业对它的一切参加者都是有利的。
亚当·斯密颂扬商业，说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对道德和人性也表示过应有的尊重。但是，是怎样表示的呵！当中世纪的强权，即公开的拦路行劫变成了商业时，这种行劫就变得人道些了；当商业上以禁止货币输出为特征的第一个阶段转变成重商主义学说时，商业也变得人道些了。现在连这种学说本身也变得人道些了。当然，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同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个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视，那它就实在太愚蠢了。它表现得愈友好，就对它愈有利。商业的人道就在于此，而这种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的伪善手段就是贸易自由论所引以自豪的东西。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到穷乡僻壤去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和睦起来并减少了战争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是怎样做的呢！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为的是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能够更自由地更漫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结为兄弟（但是是盗贼兄弟），你们减少了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事情是纯粹从人道的动机出发，是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应存在对立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
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来使敌对关系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利害相同而互相吞噬的凶恶的野兽（竞争者不是凶恶的野兽又是什么呢？）。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1—6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