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货币数量学说

2.货币数量学说

价格决定于流通媒介数量的学说最初是由洛克提出的，复述于1711年10月19日的《旁观者》，为休谟和孟德斯鸠所发展并用恰当的词句表达出来，在他们的基础上李嘉图在形式上把它推进到极端，然后又由洛易德、托仑士上校等人把它实际应用于银行制度等方面，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分册，第44—45页。

……他们（指李嘉图和科贝特——编者）两人的出发点却是同一个错误的前提：物价决定于流通手段底数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分册，第75页。

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3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3—144页。

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货币只是在它作为流通中的结晶体的形式规定性上来认识；与此相反，古典经济学把货币首先在它的流动形式上，作为在商品形式变换本身内部产生而又消失的交换价值形式来理解，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此，正如对商品流通单单是从W—G—W这一形式来理解，而对这个形式又单单从卖和买的过程中的统一这个形式规定性上来理解一样，对于货币就是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性上来认定，而不是从它作为货币的形式规定性上来认定。如果流通手段本身在它作为铸币的职能上被孤立起来，它就会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转化为价值符号。可是，由于摆在古典经济学面前的，首先是作为流通的支配形式的金属流通，所以它就把金属货币理解为铸币，而把金属铸币理解为单纯的价值符号。于是，按照价值符号的流通规律，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不是相反地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这一原理就被提出来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9—150页。

我们跳过1800年到1809年间的许多著作家而直接来研究李嘉图，不仅因为他对前辈作了总结，更明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而且因为他给予货币理论的形式，直到目前还支配着英国的银行立法。李嘉图同他的前辈一样，把银行券流通或信用货币流通同单纯的价值符号流通混为一谈。他所依据的事实主要是纸币的贬值和与此同时发生的商品价格的上涨。美国矿山对休谟的意义，与针线街纸币印刷厂对李嘉图的意义是相同的，李嘉图本人也曾在某处明确地把这两个因素同等看待。他的专门研究货币问题的初期著作正好属于英格兰银行同其反对者进行最激烈争论的时期，站在前者一边的是内阁大臣和主战派，而聚集在后者周围的是议会反对派即辉格党和主和派。这些著作直接是采用了李嘉图观点的1810年金条委员会的著名报告的前身。李嘉图和他的追随者虽然认为货币只是一种单纯的价值符号，却被称为《Bullionists》（金条党人），这种怪事不仅是从这个委员会的名称来的，而且是从李嘉图学说本身的内容来的。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重复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但是他从来没有象研究交换价值、利润、地租等等那样研究过货币的本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9—160页。

李嘉图象决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首先用物化在金银中的劳动时间量来决定金银的价值[35]。金银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用来衡量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因而，一国中流通手段的数量，一方面决定于货币单位价值，另一方面决定于商品交换价值总额。这个数量因支付手段的节约而变更[36]。因此，既然具有一定价值的货币所能够流通的量是有一定的，而它的价值在流通中又只表现在它的量上，那末它的单纯的价值符号如果按照由它的价值所决定的比例来发行，就可以在流通中代替它；并且，

“如果流通中的货币完全由跟它所应代表的金币同值的纸币组成，那它就处于最完善的状态。”

因此，到此为止，李嘉图认为在货币价值已定的前提下，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于商品的价格，并且把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看成一定金量的符号，而不象休谟那样看成商品的没有价值的代表。

当李嘉图突然离开了他说明问题的正路而采取了相反的见解时，他立即转向贵金属的国际流通，于是由于引进了无关的观点便使问题混乱不清了。我们现在且跟随他的内在思路，首先撇开一切人为的偶然情况，假定金银矿就处在把贵金属当作货币来流通的国家。那末从李嘉图以上的阐述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如果金的价值已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就决定于商品价格。因而在一定的时候，一国中流通的金量只是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现在假设这个交换价值的总额缩小了，这或者是由于交换价值不变而生产的商品减少了，或者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同一个商品量所包含的交换价值变小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假定这个交换价值的总额增大了，这或者是由于在生产费用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数量增加了，或者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降低使同量的或较少量的商品的价值增加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流通中金属的已定数量会怎么样呢？如果金之所以成为货币只因为它当作流通手段而流通，如果它同国家所发行的强制流通的纸币一样（李嘉图正是这样想的）非留在流通中不可，那末在前一种情况下，流通中的货币量对金属的交换价值来说是过多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低于它的正常水平。因此，金虽然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却变成一种交换价值比自己低的金属的符号，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变成一种交换价值比自己高的金属的符号。它作为价值符号，在前一种情况下低于自己的实际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高于自己的实际价值（这又是从强制流通的纸币得出的一个抽象）。在前一种情况下，好象商品是用一种价值比金低的金属来估计，在后一种情况下，好象商品是用一种价值比金高的金属来估计。因此，商品价格在前一种情况下会提高，在后一种情况下会降低。在这两种情况下，商品价格的运动，即它们的涨跌，都是流通中的金量在与它本身价值相适应的那个水平（也就是由它本身的价值和要流通的商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所决定的正常数量）上下相对膨涨或相对紧缩的结果。

如果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总额不变，但流通中的金量由于矿山没有生产相当的金来补偿流通中磨损了的金铸币而低于正常水平，或者由于矿山中新的供给超过了流通的需要而高于正常水平，也会出现同样的过程。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假定金的生产费用或它的价值不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60—162页。(https://www.daowen.com)

现在归纳一下：在商品交换价值已定的情况下，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由货币本身的金属价值决定，流通中的货币就处于正常水平。如果商品交换价值总额减少，或者矿山提供的金增多，流通中货币就超过这个水平，金就跌到它本身的金属价值之下，商品的价格就提高。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总额增加，或者矿山所提供的金不足以补偿被磨损了的金量，流通中货币就紧缩到它的正常水平之下，金就升到它本身的金属价值之上，商品的价格就降低。在这两种情况下，流通中的金是一个价值符号，代表着一个大于或小于它实际包含的价值的价值。它能变成一个它自己的升值或贬值了的符号。一旦商品全都按照货币的这个新价值来估计，一切的商品价格相应地提高或降低，则流通中的金量又将与流通的需要相适应（这是李嘉图特别满意地强调的结论），但与贵金属的生产费用相矛盾，因而与它作为商品对其他商品发生的关系相矛盾。依照李嘉图的交换价值理论，金涨到自己的交换价值以上，即涨到它包含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以上，就会引起金的生产增加，直到它的供给的增加再把它降到它的正常价值量为止。反过来说，金降到自己的价值以下，就会引起它的生产减少，直到它再提高到它的正常价值量为止。由于这种相反的运动，金的金属价值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价值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流通中的金量的正常水平得到恢复，商品价格水平又同价值尺度相适应。流通中金的价值的这种波动，会对条块形状金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依照假定，所有不用作奢侈品的金，都处在流通中。既然金本身，不论是铸币或是条块，都能变成大于或小于它自己金属价值的一个金属价值的价值符号，那末显而易见，流通中的可兑银行券也有同样的命运。虽然银行券可以兑换，也就是它的实在价值符合于名义价值，但是由金和银行券构成的流通中的货币总量（the aggregate currency consisting of metal and of convertible notes）可以升值或贬值，这要看这一总量由于上述原因升到由流通中商品交换价值和金的金属价值所决定的水平之上或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而定。从这个观点看来，不可兑纸币胜过可兑纸币的地方只是它可以双重贬值。它跌到它所应该代表的金属的价值之下，可以是因为发行量太大，也可以是因为它所代表的金属跌到了金属自己的价值之下。这种贬值不是纸币对于金的贬值，而是纸币和金共同的贬值，或一国流通手段总量的贬值，这是李嘉图的主要发现之一；奥维尔斯顿男爵之流利用了这一发现，把它用作1844年和1845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立法的基本原理。

应该证明的是，商品价格或金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金量。要证明这一点必须先证明：用作货币的贵金属的任何数量，不论与其内在价值成何比例，必定成为流通手段，成为铸币，因而成为流通中商品的价值符号，而不管这些商品的价值总额如何。换句话说，这个证明就在于抹煞货币除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以外的一切其他职能。李嘉图完全受价值符号因它的数量而贬值的现象所支配，当他被逼得很紧的时候就武断了事，例如同博赞克特争论时就是这样。[3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63—164页。

如果李嘉图象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抽象地建立这个理论，而不引进一些具体情况和与本题无关的偶然情节，那末它的空虚是很明显的。然而他给整个阐述涂上了一层国际的色彩。但是不难证明，表面上的规模宏大一点也不改变他的基本思想的渺小。

因此，他的第一条原理是：当流通中金属货币量决定于流通中商品的用货币的金属价值估计的价值总额时，这个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是正常的。这个原理从国际看就是：在正常的流通情况下，每个国家具有与它的财富和实业相适应的货币量。货币依照它的实际价值或符合它生产费用的价值流通，这就是说，货币在一切国家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货币就不会从一个国家输出或输入到另一个国家。于是，各国的currencies（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之间就保持平衡。一国的currency的正常水平表现为currencies的国际平衡，这实际上不过是说，国别丝毫不改变一般的经济规律。现在我们又象前面那样遇到了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正常水平是怎样打破的？也就是说，currencies的国际平衡是怎样打破的？或者说，货币怎么会不再在一切国家中具有同等价值的？最后或者说，它是怎么会不再在每一个国家中保持着它本身的价值的？前面，正常水平的打破是由于流通中的金量在商品价值总额不变时有了增减，或者是由于商品交换价值增减时流通中的货币量不变，现在，国际的、由金属本身价值决定的水平的打破，是由于一国内存在的金量因国内发现新金矿而有了增加，或者是由于个别国家流通中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总额有了增减。前面，贵金属生产的增减是根据currency的紧缩或膨胀以及商品价格相应地降低或提高的需要，现在，发生作用的是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输出和输入。如果某国的价格上涨，金的价值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跌到它的金属价值之下，那末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的金是贬值了，因而商品价格是提高了。这样，金就会输出，商品就会输入。如果情况相反，结果也就相反。前面，金的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价格的涨跌会继续到金属和商品之间的正常价值比例恢复为止，现在，金的输入或输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价格的涨跌会继续到国际currencies的平衡恢复为止。在前一种情况下，仅仅因为金高于或低于自己的价值，金的生产才有增减，现在，也仅仅由于这个原因，金才在国际间流动。在前一种情况下，金的生产上的每一变动都会影响流通中的金属量，从而影响价格，现在，金的国际间的输入和输出会发生这种影响。一旦金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或流通手段的正常量恢复，那末除了为补偿被磨损了的铸币和满足奢侈品制造业的消费以外，在前一种情况下金就不会继续生产，在后一种情况下金就不会继续输出或输入。由此可见，

“除了由于流通手段量过剩以外，决不会有把金当作商品的等价物来输出的企图或不利的贸易差额”。

好象金的输入和输出始终只是由于流通手段量膨胀到它的正常水平之上或紧缩到这个水平之下而发生的金属的升值或贬值。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在前一情况下金的生产的增减，在后一情况下金的输入和输出，只是因为金量高于或低于它的正常水平，只是因为金涨到高于或跌到低于它的金属价值，因而商品价格太高或太低，那末，每一个这样的运动都起着校正手段的作用，因为它通过流通中货币的膨胀或紧缩使价格再回到它的正常水平，在前一种情况下指金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之间的水平，在后一种情况下指currencies的国际水平。换句话说，货币在不同各国流通，只是因为它在每一个国家作为铸币流通。货币只是铸币，所以一国中存在的金量必然进入流通，因而它可以当作它自身的价值符号升到它的价值之上或跌到它的价值之下。于是我们绕了复杂的国际圈子，又幸运地回到成为出发点的那个简单的教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64—167页。

从李嘉图开始，劳埃德先生和其他一切人的理论如下：

假定实行纯金属货币流通。如果这里货币流通过多，物价就会上涨，因此商品出口就会减少。国外的商品进口就会增加。进口就要超过出口。因此，就出现贸易逆差和不利的汇率。就要输出硬币，货币流通就会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降，进口就会减少，出口就会增加，货币就重新流进，总之，重新恢复原来的平衡。

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同样的，不过有相应的变化。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51年2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92页。

重商主义体系把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当作世界贸易的目的，而重商主义体系的反对者也完全误解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我在评论李嘉图时曾详细说明，对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各页）他的错误教条是：“贸易逆差只能是流通手段过剩的结果……铸币输出是因为它价值低廉，不是逆差的结果，而是逆差的原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4页注（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