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必然演变为庸俗政治经济学

七、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必然演变为庸俗政治经济学

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18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被看作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政治经济学以自己的分析破坏了财富借以表现的那些表面上相互独立的形式。它的分析（甚至在李嘉图那里就已经）进行得如此远了：

（1）财富的独立的物质形式趋于消灭，财富不过表现为人的活动。凡不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不是劳动的结果的东西，都是自然，而作为自然，就不是社会的财富。财物世界的幻影消逝了，这个世界不过表现为不断消失又不断重新产生的人类劳动的客体化。任何物质上持久的财富都只是这个社会劳动的转瞬即逝的物化，是生产过程的结晶化，生产过程的尺度是时间，即运动本身的尺度。

（2）财富的不同组成部分，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流入社会的不同部分，这些形式正在丧失自己的表面的独立性。利息，仅仅是利润的一部分，地租，仅仅是超额利润。因此，不论利息还是地租都溶解在利润里面，而利润本身则归结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但是商品价值本身只归结为劳动时间。李嘉图学派甚至走得这样远，以至把这个剩余价值的占有形式之一——土地所有权（地租）——当作无用的形式加以否定，只要得到它的是私人［而不是国家］。李嘉图学派不承认土地所有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职能执行者。这样，对抗就归结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但是李嘉图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看作某种既定的东西，看作生产过程本身所依据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472—473页。

以上关于李嘉图学派的全部叙述表明，这个学派的解体是在这样两点上：

（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

（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59页。

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困难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

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

困难是从这里产生的：具有不同构成（不管这是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不同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引起的，还是由周转时间不同引起的）的等量资本，推动不等量的直接劳动，从而也推动不等量的无酬劳动，所以，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可能占有相等的剩余价值或相等的剩余产品。因此，既然利润无非是按总预付资本的价值计算的剩余价值，它们就不能得到相等的利润。如果剩余价值是某种别的东西而不是劳动（无酬的），那末，劳动也就根本不是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尺度”。

这里产生的困难，李嘉图自己已经发现（尽管不是在其一般形式上），并且把它们当做价值规则［即规律］的例外。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92页。

1830年左右，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碰壁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的追随者，庸俗经济学，当然更不能解决。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但是，活劳动在和资本进行交换时，它的价值小于所交换的物化劳动。工资，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总是小于同量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或体现同量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这样来理解，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它由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因而得到了解答。不是劳动有价值。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电不能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的价值就决定于它作为社会产品所体现的劳动，就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因此，劳动力按照它的这种价值来买卖，是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

第二，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末，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李嘉图已经发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

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4—25页。

……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7—98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7页注（31）。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银行业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里关于货币的通常的定义已经不够用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注（32）。

所以古典经济学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整个生产过程说成是这样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过程，从而把跟活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仅仅说成是物化劳动，即借助于活劳动来进行自我增殖的价值。在这方面，它的缺点只在于：第一，经济学家们不能证明，较多活劳动对较少物化劳动的这种交换怎样符合于商品交换的规律，即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第二，因此他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定量物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直截了当地混同于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吸收。他们把可变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过程跟不变资本对活劳动的吸收过程混同起来。这个缺点也是从他们的“资本主义”局限性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对于仅仅在劳动增殖价值以后才对劳动进行支付的资本家本人来说，少量物化劳动同多量活劳动的交换表现为唯一的没有媒介的过程。因此，如果说现代经济学家把资本作为物化劳动同活劳动对立起来，那末他把物化劳动理解为劳动产品就不是在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体现着一定有用劳动的时候，而是在劳动产品是一定量一般社会劳动的化身，从而是价值，是货币的时候，这种货币是通过他人活劳动的占有过程来自行增殖的。这种占有是以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可变资本与劳动能力的交换为媒介的，可是它只有在现实生产过程中才能完成。

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73页。(https://www.daowen.com)

总之，“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3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英文本的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页。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在剩余价值中合在一起；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然而，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必然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8—939页。

这个内在联系在这里还是第一次被揭示出来；我们在后面和在第四卷中[1]将会看到，以前的经济学，或者硬是抽掉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以便能够保持作为基础的价值规定，或者在放弃这个价值规定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的全部基础，以便保持那种在现象上引人注目的差别，——理论家的这种混乱最好不过地表明，那些陷在竞争中，无论如何不能透过竞争的现象来看问题的实际资本家，必然也不能透过假象来认识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89页。

关于剩余价值最初转化为利润时的理论见解，即认为资本的每个部分都同样地产生利润的见解[2]，表现了一个实际的事实。不管一个产业资本的构成怎样，不管它推动的是四分之一死劳动，四分之三活劳动，还是四分之三死劳动，四分之一活劳动，以致在一个场合比在另一个场合吸收大两倍的剩余劳动，生产大两倍的剩余价值，——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并且把个别的、会自行消失的差别撇开不说，因为在这两个场合，我们所指的只是整个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它在这两个场合都会提供相等的利润。目光短浅的单个资本家（或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体资本家）有理由认为，他的利润不只是来自他所雇用的或他那个部门所雇用的劳动。这对他的平均利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利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总资本，即由他的全体资本家同伙对劳动的总剥削引起，——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秘密，因为连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也没有揭露这个秘密。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0—191页。

……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利润率不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暂时下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

尽管这个规律经过上述说明显得如此简单，但是我们在以后的一篇中将会看到，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能把它揭示出来。经济学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地去解释它。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秘密，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这个秘密的解决兜圈子，而且亚·斯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解决这个秘密的不同的尝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以往的一切政治经济学虽然摸索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但从来不懂得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它们从来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区别开来，没有在纯粹的形式上说明过利润本身，把它和它的彼此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区别开来；它们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因而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一般利润率的形成，——那末，它们从来不能解决这个谜这一点，就不再是什么谜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37—238页。

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形成了各种学派。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5—156页。

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都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也是这样，它未能克服对立。……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所以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半是进步的；它不得不背弃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出来的结论。这样，政治经济学就带上了博爱的性质；它不再宠爱生产者，转而垂青消费者了；它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学说的血腥恐怖表示衷心的厌恶，并且宣布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所有这些都十分冠冕堂皇，可是这些前提马上又显身手了，它们创造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来对抗这种伪善的博爱，这种学说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它玷污了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妙的言词；这些前提创造了并发展了工厂制和现代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就它的不人道和残酷性来说并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7—598页。

因此，一方面，只要土地、资本和劳动被看作地租、利息和工资的源泉，而地租、利息和工资被看作商品价格的构成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就表现为创造价值的要素；另一方面，只要它们归于每一种生产价值的工具的所有者，并把它们创造的那部分产品价值归于他，它们就表现为收入的源泉，而地租、利息和工资的形式则表现为分配形式。（庸俗经济学家把分配形式实际上只当作从另一角度看的生产形式，而批判的经济学家却把它们彼此分开，并且否认它们的同一性，这一点表明，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比较起来，庸俗经济学家真是愚蠢透顶。）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表现为它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而且它是在本身，在自己的物的形式上成为这样的源泉的。诚然，资本为了实现它的这种属性必须加入生产过程，但是土地或劳动也必须这样做。

因此，很明显，为什么庸俗政治经济学宁愿采取“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样的公式，而不愿采取斯密等人用来说明价格要素（更确切地说，价格分解成的各部分）的公式，在这一公式里出现的是“资本—利润”的关系，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一般都用这种关系来说明资本关系本身。在利润中还包含着同［生产］过程的［使庸俗政治经济学］感到为难的联系，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性质（和它们的外部表现不同）还多少可以辨认。当利息被说成是资本的真正产物，从而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即产业利润完全消失并归入工资范畴时，情况就不再是如此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使它们漠不相关地相互并存的形式；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因此，它把地租还原为超额利润，这样，地租就不再作为特殊的、独立的形式而存在，就和它的虚假的源泉即土地分离开来。它同样剥去了利息的独立形式，证明它是利润的一部分。于是，它把非劳动者借以从商品价值中获取份额的一切收入形式，一切独立的形式或名义都还原为利润这一种形式。但是利润归结为剩余价值，因为全部商品的价值都归结为劳动；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量归结为工资；因此，超过这一数量的余额归结为无酬劳动，归结为在各种名义下被无偿地占有的、然而是由资本引起的剩余劳动。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时也陷入矛盾；它往往试图不揭示中介环节就直接进行这种还原和证明不同形式的源泉的同一性。但这是它的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批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因为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但是，分析是说明起源，理解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必要前提。最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和错误是：它把资本的基本形式，即以占有别人劳动为目的的生产，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不过它自己已通过它的分析开辟了一条消除这种解释的道路。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正当政治经济学本身由于它的分析而使它自己的前提瓦解、动摇的时候，正当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也已经因此而多少以经济的、空想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形式存在的时候，庸俗政治经济学开始嚣张起来。因为政治经济学和由它自身产生的对立面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亚·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例如萨伊就把亚·斯密著作中这里或那里渗透的庸俗观念分离出来，并作为特殊的结晶和亚·斯密并存。随着李嘉图的出现和由他引起的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庸俗经济学家也得到了新的营养（因为他自己什么也不生产），政治经济学越是接近它的完成，也就是说它越是走向深入和发展成为对立的体系，它自身的庸俗因素，由于用它按照自己的方法准备的材料把自己充实起来，就越是独立地和它相对立，直到最后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衷主义的编纂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54—557页。

异化形式使古典的，因而也使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感到困难，他们试图通过分析来剥去这种形式，可是庸俗政治经济学却正好是在产品价值的各个不同部分相互对立的异化中第一次感到十分自在：正如一个经院哲学家在谈到“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一公式时感到十分自在一样，庸俗经济学家在谈到“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一公式时也感到十分自在。因为这正是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这些关系在现象上似乎直接相互联系着，因而也在受这种生产方式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和意识中存在着。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它越是实际上仅仅从事于把普通观念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它就越是单纯、合乎自然和对公众有益，就和一切理论上的吹毛求疵离得越远。因此，它越是在异化的形式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态，它就越是接近于普通观念的要素，也就是越在它自己的自然要素中浮游。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59页。

英国是政治经济学的故乡，但教授和实践政治家却是怎样对待这门科学的呢？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竟蜕变为结论荒谬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自由贸易”只是为旧的垄断制度制造了一个更文明的新形式，这种形式的代表就是现代的托利党；它有成效地同马尔萨斯的胡说进行了斗争，但最终仍然得出了马尔萨斯的结论。到处是不彻底和虚伪，而社会主义者和部分宪章派的有说服力的经济论文，却被轻蔑地扔掉，这些论文只有在下层等级中才能为自己找到读者。

恩格斯：《伦敦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