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灭党内生活的缺点？
必须采取哪些办法来消灭这些缺点呢？
第一、必须用一切办法不倦地反对我们党内的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反对下面这种错误的看法：我们党似乎是一个机关系统，而不是积极思考、独立活动、充满活力、破坏旧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
第二、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党员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只要可以公开讨论，都让他们进行讨论，对于各级党机关所提出的一切建议，保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纪律成为真正自觉的真正铁的纪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员群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经验丰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党员群众准备必要的条件，逐步地从下层选拔出新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和新的领导者。
第三、如果没有象党龄不够等等不可克服的条件存在，那末一切党组织和负责人必须真正由选举产生。在提拔某些同志担任党的负责工作时，必须从实践中铲除忽视组织内大多数人的意志的现象，必须真正贯彻选举原则。
第四、在中央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下面必须有常设的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会议；必须定期召开会议，在会上提出会议认为必须提出的问题；必须使各种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不致中断，使所有这些工作人员感到自己是一个党的大家庭里的一员，是在为一个共同的、不可分割的事业即无产阶级的事业工作；必须在中央和地方组织周围造成一种环境，使党能够取得和检验我们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
第五、必须把我们生产部门的党支部吸引到与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进程有关的问题方面来。必须使支部了解我们企业和联合企业的管理机关的工作，使它们能够影响这一工作。你们是支部的代表，你们一定知道我们生产部门的支部在企业的工作进程方面向非党群众所负的道义上的责任多么大。支部要能够在工厂里领导并带领非党群众，能够对企业的工作进程负责（对于企业中的缺点，支部无条件地要向非党群众负道义上的责任），就应该了解这些工作，就应该有可能这样或那样地去影响这些工作。因此，必须吸引支部讨论与企业有关的经济问题，必须经常举行有托拉斯内部各企业的支部代表参加的经济会议来讨论与托拉斯各项工作有关的问题。这是为丰富党员群众在经济方面的经验以及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所必需的可靠方法之一。
第六、必须提高我们党支部的质量。季诺维也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某些地方的党支部在质量上落后于周围的非党群众。
当然，这种说法不能概括和适用于所有的支部。确切些说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党支部弄得很空虚，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些支部里调人出来担任经济、行政、工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那末这些支部的文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在非党群众中也会享有更高的威信。如果近六年来我们从支部调走的所有工人同志、所有干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末这些支部就会比一切非党工人，即使是很进步的非党工人强好几倍，这难道还用证明吗？正因为党没有另外的干部来改善国家机关，正因为党今后仍然不得不利用这个源泉，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办法来改善我们支部的质量，那末它们的文化水平今后还是不能很快提高。首先必须在支部里尽量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此外，必须抛弃我们的地方组织往往在接收工人同志入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我认为不应当醉心于形式主义；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地方组织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党应当掌握这项工作并开展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使产业工人易于入党。
第七、必须加强非党工人工作。这也是一种能够改善党内状况、提高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办法。我必须指出，我们的组织对吸引非党工人参加我们苏维埃机关至今还很少注意。比如拿现在正在进行的莫斯科苏维埃选举来说。我认为这次选举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非党人士当选太少。据说组织上决定至少要有一定数量的非党人士当选，要占一定的比例等等。但是，我看到实际上他们当选的人数要少得多。据说群众似乎拚命想选共产党员。同志们，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非党人士表示某种最低限度的信任，非党人士就会相应地对我们的组织表示很大的不信任。同志们，对非党人士的这种信任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促使共产党员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不要老是说只选共产党员，要鼓励非党人士，要吸收他们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一定能因此得到好处，我们的组织一定能因此得到非党人士的相应的信任。莫斯科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我们的组织是怎样不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去逐步地把非党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开始闭关自守起来。
第八、必须加强农民工作。我们有些地方的农村支部枯萎了，它们的成员有时跑掉了，它们没有得到农民很大的信任（这一点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向这些支部提出一些实际任务，例如提出下面两项任务：第一、解释和宣传同农民生活有关的苏维埃法律；第二、宣传和普及农艺基本知识，例如必须按时耕地，必须选种等等。同志们，你们是否知道，如果每个农民都有决心花一点工夫去选种，那末不经过任何土壤改良，不使用新的机器，每俄亩的产量就可以增加十普特左右？每俄亩的收成增加十普特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总产量每年增加十亿普特。这一切是不用花很大力量就可以得到的。我们的农村支部为什么不能做这些工作呢？难道这不比谈论克逊的政策重要吗？只有这样做，农民才能了解共产党员已经停止空谈，已经行动起来；只有这样做，我们的农村支部才能得到农民极大的信任。(https://www.daowen.com)
关于在能够提供新干部的青年中、在红军中、在妇女代表中以及在一切非党人士中加强党的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对改善和活跃党的生活是多么必要，我就不讲了。
加强我在前面所谈到的通报工作即加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报工作对于我们是多么必要，我也不多讲了。
同志们，这就是中央早在今年9月规定的必须自下而上实行的改进办法，也就是党内民主的方针。
现在我想谈谈《真理报》上一些争论性的短文中所暴露出来的关于工人民主问题的两种极端的过分的看法。
第一种极端看法表现在选举问题上。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张“彻底”选举。既然要选举，那就尽量选举吧！党龄吗？为什么要它呢？选你愿意选举的人吧。同志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党是不能接受的。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战争，我们处在和平发展时期。但是，我们有新经济政策。同志们，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清党不是在战时而是在战后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战时，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失败的恐惧使党团结成一个整体，党内的一些腐化分子也不得不执行党的总路线。现在我们的头上已经没有这些箍了，因为已经没有战争了，现在我们有新经济政策，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资产阶级正在复活。诚然，这一切都使党纯洁，使党巩固，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种资产阶级出生和成长的新气氛笼罩着我们，资产阶级虽然还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已经能够在国内商业方面击败我们某些合作社和商业机关了。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才开始清党，把党员的人数减少了一半；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才决定：为了保护我们的组织，使它不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必须使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的条件更严格，必须规定党内负责人的党龄等等。党制定了这些限制“扩大的”民主的预防办法，是否做得对呢？我认为是做得对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民主是必需的，选举是必要的，但是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限制办法，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主要办法，也应当仍然是有效的。
第二种极端看法表现在争论的范围问题上。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张无限制的争论。他们认为讨论问题是党的工作的全部，而忘记了党的工作的另一方面，即要求实现党的决议的积极的方面。至少腊德津的短文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腊德津企图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来论证无限制争论的原则，说托洛茨基似乎讲过“党是思想一致者的自愿联盟”。我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过这句话，但是没有找到。托洛茨基未必会把这句话当做党的定义的完善公式说出来，即使他说过，也未必说到这里就完了。党不仅是思想一致者的联盟，而且是行动一致者的联盟，是在共同的思想基础（纲领、策略）上进行斗争的行动一致者的战斗联盟。我认为这样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是不对的，因为我知道托洛茨基是最爱强调党的工作的积极方面的中央委员之一。因此我认为腊德津的定义应该由他自己负责。这个定义会引起什么后果呢？会引起下面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或者是党堕落成为宗派、哲学学派，因为只有在这种狭小的组织内才可能有完全的思想一致；或者是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永远讨论，永远议论，直到形成派别，直到分裂。这两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党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讨论问题是必要的，争论是必需的，但是，争论一定要有范围，以便防止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堕落成为争论俱乐部。
同志们，在我结束我的报告的时候，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走这两种极端。我想，如果我们摆脱了这两种极端看法，老老实实地坚决贯彻中央早在今年9月规定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改进我们党的工作。（鼓掌）
载于1923年12月6日《真理报》第277号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89—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