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特藏建设的意义
5.1 特藏在图书馆内涵建设中的意义
既然现代特藏具有精神性价值取向，那么，图书馆的图书藏品一旦被列入特藏，就应该从精神性的层面来理解它和使用它，使特藏在图书馆的精神建设领域产生多面向的作用。
首先是特藏与图书精神品相的关系。一般来说，图书馆采购、订阅图书文献和电子数据库，仅仅是为了传播知识，满足师生、科研工作者阅读使用的需要。但如果是一本被作者签名的图书，因为它已经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如果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给另一位受赠人的题签，就意味着这本书曾经被人收藏，这本书的背后就有了另外一些故事，这些故事都属于文化精神层面，超出了书本内容所涵盖的知识信息。所以，同样一种图书，有的是从书店采购来的，有的是由某人捐赠获得的，从传播知识的功能上说，两者没有什么不同；但从图书的价值而言，一本从文化名人那里获得的图书，对读者来说，精神感受会明显不一样。如果图书被进一步注入了作者、收藏者、阅读者的精神劳动价值（诸如眉批、题跋、注释、符号、印章等），就不仅在学术价值上有所提升，收藏价值也会得到提升，对读者精神感受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说并非是有意忽略图书传播知识的功能，图书在图书馆的首要功能当然是流通与阅读，不是说尊重图书的生命性，就要把特藏当作神明供奉，更不是当作镇馆之宝束之高阁秘不示人。特藏图书与普通图书都应该在流通中供人阅读和使用，充分发挥传播知识的普遍功能，但是有一部分图书文献之所以被称为“特藏”，还是因为这部分图书文献与一般流通的图书不一样，具有特别珍贵的价值以及不可复制、不可取代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在保存、收藏以及宣传过程中，给予充分的重视，使图书文献发挥出多方面的作用。
举个例子：复旦大学著名教授，也是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原馆长贾植芳先生，他去世后，家属把六千多种藏书连同先生生前工作的书房用具，都捐赠给甘肃张掖市的河西学院。贾植芳先生的藏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购买的，并无版本价值，作为著名“七月派”作家和1955年“胡风冤案”的重要骨干分子，他的藏书比较齐全的是“七月派”作家的作品和大量的作家签名本。但是河西学院的校领导高瞻远瞩之处，不在于看重这些藏书本身的价值，而是看重贾植芳先生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表率意义。贾植芳先生一生四次坐牢，受尽磨难，但是在晚年依然热情洋溢地投入写作与工作，他创建了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培养了大批青年优秀人才，他在文艺创作、理论翻译、非虚构写作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老人的晚年藏书，虽然每一本都很平常，但又都是联系着许许多多并不平常的故事。河西学院图书馆围绕这批捐赠品，特别设立了“贾植芳藏书陈列馆”“贾植芳研究中心”“贾植芳讲堂”，多次举办贾植芳学术研讨会，推出多种学术研究成果。因为贾植芳先生生前的人脉所致，他的学生、朋友闻之都愿意到河西学院瞻仰先生的遗物藏书，他们去了河西学院，主动开设大量学术讲座，影响力覆盖河西走廊。河西学院图书馆的“贾植芳藏书陈列馆”现在已经成为“河西学院学生思想品格和人生理念教育的殿堂和鲜活教材”。
河西学院设立“贾植芳藏书陈列馆”的事实，不仅说明了特藏与图书精神品相之间的深刻关系，而且在图书馆精神内涵的培养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也树立了积极作为的榜样。
从另一个方面看，高校图书馆的传统功能目前正在受到挑战。由于数字时代造成知识泛在化，海量数据库的广泛使用逐渐取代纸质图书的阅读，学生即使不走进图书馆，也有可能从网络媒体获取做研究所需的知识信息，传统图书馆以图书资料收藏作为传播知识主要形式的状况将会改变，高校图书馆吸引学生走进图书馆空间、吸收新知识的方式方法也需要朝着多元方向去探索。而特色馆藏与定期策展将会成为其中一条新的渠道，与传统图书馆通过图书文献传播知识、组织学术讲座开展普及教育等形式构成三足鼎立的发布模式，吸引更多学生走进图书馆、分享知识的力量。
高校图书馆的精神内涵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也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高校图书馆的特藏是与学校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外来的重要捐赠以及购买特别珍贵的藏品，都要有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唯有学校自身资源才是图书馆特藏的可靠保障。高校可能拥有的学科特色资料，诸如学校特色学科的精品课程、名师的课堂实录、名家的文化专题讲演、教师在科研中积累的特色文献、教师个人搜集的书画珍品和特色藏书的捐赠、学者研究的手稿资料以及私人文献（日记、书信、回忆录、影像资料等）等等，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文献资料，图书馆都有责任给予高度重视，进行搜集和征求，并且尽可能地给以保存、加工和展示。只有充分重视了自己学校的资源，并且有意识地把物质性藏品转化为精神性教育资源，才能赋予图书文献生命性，才能给教师专家的学术研究和精神劳动以极大的尊重，才能使高校图书馆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图书馆，才能让学生从这里感受到来自先辈的精神传统和召唤，由此而感受到自豪。
5.2 特藏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意义
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最大区别，就是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相对集中，服务目标也相应集中，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使用图书馆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因此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效率处于随时可能被检验的压力之下。换句话说，高校图书馆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师生们因为教学科研的必须用书，那就是图书馆的失责；如果高校图书馆不能为学校创建一流科研队伍服务，也是高校图书馆的失责。从最根本的要求上说，高校图书馆的基础服务水平是与学校学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图书馆没有足够经费支撑学科资源建设，不能及时把世界最新科学成果和学术信息传送给教师和研究者，那么学科建设就很难达到真正一流的水平。所以高校图书馆建设应该成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
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高度来理解高校图书馆与学校建设的关系，那么，图书馆特藏的意义，除了表现在图书馆精神内涵的提升外，还表现在它是否紧密服务于学科建设，为学科建设提供一流的资源。但在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图书馆资源建设为学科服务是一项常态的工作，为什么要与特藏建设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呢？刚才我们针对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区别，提到了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目标相对集中，不可能像公共图书馆那样为社会上各行各业广泛的读者服务，而只能相对集中地为教师学生、科研工作者的教学科研提供服务。特藏作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点，它具有双重功能：首先为图书馆精神内涵与校园文化建设服务的功能，它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师生员工，甚至为更广泛的读者服务；它还有另外一层为学校学科建设，特别是为尖端学科、稀有学科、特色学科服务的功能，而这些学科在学校的学科系统中可能不涉及大多数师生的利益分配，属于少数科研工作者的工作范围，但是从国家文化建设的长远目标来看，又是十分重要的学科。(https://www.daowen.com)
这些尖端的、稀有的、特色的学科不可能每个学校都具备研究条件，也许从学校的角度而言，这些学科的资源建设投入费用大，科研产出的回报率并不高，从图书馆的角度而言，这些学科的资源建设无法与其他学科互相兼容，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经费支撑，学科就无法进一步发展，更无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像这类学科设置与否，需要学校领导层面做综合论证才能决定，一旦设置了学科，图书馆资源建设就不能按照常态工作的思路去分配，只能以特事特办的方式跟进，而这部分资源建设的费用、采购以及收藏使用，理想的形式就是列入特藏建设部分。
复旦大学图书馆遇到过这样的事例。因为历史学院引进了一位埃及学的专家，但我们图书馆原来并不具备这个领域的藏书，后经过这位专家的介绍，我们获知美国有一家书商那里有批世界顶级的埃及学图书资料，经过学校层面反复论证，最后由图书馆决定购买这批价格不菲的图书文献，可以说，我们是为了一位专家配备了一个小型特藏图书馆。这也可以理解为高校图书馆的特藏功能之一，就是对一部分特色学科资源的特别投入与保存收藏，以便为该学科的利用提供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径。
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部分，特藏建设的费用与常态的采购费用应该有所区别。既然称之为特藏，就不能用常态的工作思路和分配形式来限制它，应该按照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安排资金采购和使用。特殊的学科、特殊的专家，就需要有特殊形态的服务，这是高校图书馆特藏建设的服务信念。
除了对于特色学科的支撑外，特藏对于基础学科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但是需要图书馆在获取藏品的过程中，做真正懂行的引导者。图书馆完全有可能因为特色馆藏而提供院系课堂和教科书都不具备的相关学科知识。近年来复旦大学图书馆相继接受两笔捐赠，一笔是民刊《今天》杂志的参与人鄂复明先生捐赠的1970年代末《今天》杂志的大量原始文献和读者来信，这些自发的读者来信多达三千多封。还有一笔是当年“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卢新华捐赠了他写作《伤痕》的八种手稿，以及《伤痕》公开发表后收到的上千封读者来信。这两笔捐赠品都不是公开出版物，而是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写信人有的在当时是文艺爱好者，也有的与文艺毫无关系，他们只是用倾诉的方式向作家、诗人、刊物的编者讲述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身世遭遇，对文艺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表示了极大的支持。
特藏的工作出发点和主要服务目标是为学校的学科建设服务，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学科发展本身又是一种国家的文化战略，根本上是为了提升国家的文化实力，推动国家民族的文化科学发展，因此，落实在具体高校里的学科群落仍然需要与国家以至世界的文化格局保持良性的协作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特别是新特藏的建设，既是为本校的科研服务，又有超越本校格局，面向整个学术界的责任。有些高校，可能因为历史因缘或者地理位置而有获得特藏资料的机缘，但是本校的教学科研力量并不具备利用这批特藏的条件。作为特藏来说，首先应该发挥的是图书馆精神内涵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功能，其次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为学科建设服务，吸引外校、国内外的研究力量来利用和研究这批特藏资料，而图书馆也可以通过积极发挥这批特藏的作用，把自身建设成某个学科的文献资料中心。
5.3 新特藏对传统特藏传承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我想谈谈我们高校图书馆今天面临的特藏工作与传统特藏的传承关系，及其推陈出新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我特意使用了一个概念——“新特藏”，用以厘清与传统图书馆特藏的区别。
特藏这一概念在国外图书馆界提出已经有较长时间，国内业界也经常使用。特藏的界定通常因馆藏条件而异，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在中国传统的图书典籍收藏中，特藏的主要对象是古籍善本，后来又加入了民国时期的书籍文献。很多图书馆的管理建制中，古籍部与特藏部常常合在一起，但是古籍的受众面毕竟很小，它主要还是为一小部分专家师生服务，很难让它产生更广泛的服务效应。所以建议是古籍收藏量比较丰富的高校图书馆，把古籍与特藏区分开来，古籍作为特藏的“重中之重”，需要有专门建制来从事古籍保藏、修复、数字化、发布以及服务等工作。而那些脱离了古籍善本的特藏品，才是我所指的“新特藏”，也就是与现代图书馆精神内涵建设、现代学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是仅以版本为价值导向的现代藏品。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概念区分，是因为在古籍所拥有的昂贵价值主导下，现代图书文献的捐赠就会变得无甚价值，更会导致人们忽略现代藏品的精神价值。
新特藏首先是对传统特藏工作的传承和弘扬。复旦大学图书馆是在推进古籍保护、传统写印技术的开发以及传统纸张的研究基础上，开展新特藏工作的。新特藏的藏品同样面对了藏品的修复技术、保存条件、数字化标引以及展览等方面的工作，这与古籍文献的保护收藏和发布完全相同。但是在藏品的征集方面，新特藏较之传统藏品，更加注重精神价值和教育价值导向。同时在藏品的多样性上，可能与传统特藏偏重图书文献的认知有所不同。譬如河西学院图书馆的“贾植芳藏书陈列馆”，不仅收藏了图书资料，还收藏了贾植芳先生生前工作的书桌和书架等器物，复原了先生当年的工作环境，竖立了贾植芳先生的铜像。这样就给参观者更加立体、更加具有生命信息的感受。在新特藏的概念里，“图书”不一定仅仅指纸质文本，就像古代的“书”，也可能包括了甲骨、铜器、竹简、丝绢、金石拓片等种类。在现代图书的概念里，网络、电子文本、数据库，甚至新媒体手机等等，也都可以成为人们阅读的“书”。所以，新特藏的藏品应该是围绕传播知识这一核心概念，非纸质文献诸如缩微资料、影音资料、原生数字资料、非文献类实物等，以及非图书文献者，诸如来自民间的私人档案、手稿、账册、印章、图片等，都有可能使之成为藏品。
新特藏与传统特藏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发布形式。传统特藏由于注重古籍版本价值，及其保护修复的困难，一般来说是以“藏”为主，或者以少数专家的接触、使用为主要形式，很难长期置于对外的社会性服务，其知名度和声誉都是依靠耳听、口碑相传。而新特藏没有这类顾忌，如果社会文化环境良好的话，新特藏能够直接服务于社会，包括普及教育和学科建设。物理空间的展览、虚拟空间的上线等发布形式，都是通过“眼见为实”的形态与读者直接见面，在知识泛在化越来越普及的图书馆运作中，它也将越来越发挥传播的主动性、引导性和影响力。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新特藏相对传统特藏而言，可能并无神秘性，因为精神性价值是通过广泛传播来发生影响和产生效应的，而不是依靠束之高阁秘不示人来获取价值。这一观念的改变，对于我们推进新特藏工作开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前面已经说到，在高校的资源建设内容同质化的趋势下，特藏往往成为图书馆内涵的个性化标记。但是，一家图书馆有可能获得某些独特收藏，但是永远不可能穷尽学科的所有资料，更不能垄断传播知识的权利。因此，建立高校之间的特藏资源共享联盟，将是提高特藏的学术能量，更大面向地推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这个课题虽然目前还处于探索的阶段，但是在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特藏与学科建设的完整关系地图上，这将是一个地标性的高端目标。复旦大学图书馆在积极从事特藏建设，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大型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也积极探索并推进各高校之间资源共享的特藏联盟，希望能够获得兄弟院校图书馆的理解与支持，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取长补短，互相协同，努力让高校特藏发挥出更加有效也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