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棍棒和石头：技术的开始
过去不逝，甚至不曾过去。
——福克纳《修女安魂曲》
考古学家擅长捡零钱。这是因为，我们工作时常常低头俯视，扫描地面。习以为常，虽然无助于我们在城内发现石器，但是每天下来，满满一口袋零钱无虞。这不过是顺手之劳。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岩石和泥土间发现器物、人工制品，哪怕它们不过是细小、肮脏的碎片。当我们跨过一垄耕地，或者途经沙漠边的山丘时，就可以这样做。
但是，即使是经验老到的考古学家，也可能遭遇辨认最早的石器的难题。这些器物不过是大石块上剥下来的简单石片，或者粗略打制备用的鹅卵石，看起来和崖边蚀落的石块相差无几。
迄今所知最早的石器发现于肯尼亚，已有330万年历史[1]。它们是技术的开始，人类适应性策略的关键一页，终将导致城市、飞机、桥梁、汽车、月球车、义肢和计算机（还有iPod和手机，尽管无一完美）的出现。这些石器引导人类走上大刀阔斧地改造环境之路。它们标志了一个万事皆变的时间。
但是，我有点儿走过头了。为了理解石器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回到330万年前。本书描述的开始需要跨越浩瀚的时间，它们可不是一夜骤变。常常，数种事物需要相互作用，才能导致全新的开始。当革新、压力、适应和能力都达到关键临界点时，人类就进入到无始无终、无处不在的变化之中。很多人将人类历史看成不可阻挡的向上运动，和进化故事一样。但是，记住，进化并不关心我们中的任何一员。它不在乎我们是否“向上移动”。我们讨论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大跃进”。这是一个走向人类的故事，但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神话英雄经历种种考验，战胜恶魔，发现真爱的简化版本。
那么，从何说起呢？丘吉尔曾经说过：“回首愈深邃，前瞻愈智慧。”我们可以从140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开始，但看起来太漫长了，所以，让我们跳回到进化谱系上，我们这一支——灵长类的开始吧！
灵长类初现于5 500万年前——给恐龙带来灭顶之灾的流星划过之后1 000万年。最早的灵长类活跃于热带雨林，栖居树上。灵长类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物种，它们分化和迁徙到各种环境之中。3 500万～4 000万年前，南美和非洲板块分开之际，新大陆的猴子与旧大陆的同类稽首作别（有人提出，它们是意外搭乘河流飘来的浮筏，沿着一度狭窄的大西洋抵达新大陆的）。留守旧大陆的灵长类动物最终在2 500万年前进化成猿。这就是我们的由来。
现代猿类包括长臂猿，即所谓的小猿（它们可能会讨厌这个术语）和大猿：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我们人类[2]。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我们的近亲。我们对人类进化的认识与时俱进。仅就我们所知，700万年前中新世，最终进化成人的线索才与同宗共祖的黑猩猩及倭黑猩猩分离开来。我们的知识有两处来源：DNA和化石。
你或许知道，黑猩猩和人类共享高达98%的DNA[3]。基因细微之别主要源自变异，即基因编码的随机变化。这些变化提供了人类何时告别其他灵长类动物，踏上独特的进化之路的线索。我们知道现代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分离的时间，基因学家基于估算推定基因变异的速率。利用速率，他们可以计算，黑猩猩和现代人类的基因差别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形成。就这样，他们推测，700万年前，人类从进化线索中独立出来。这只是个大体估算的数字，但可能相当准确。
图3-1 “汤恩小孩”，南非出土的南方古猿化石之一（1924年），距今280万年。他很可能尚不知晓使用工具。（Robert Kelly摄）
研究我们最早的祖先的头骨遗存的科学家被称为古人类学家。这个领域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期，矿工在德国的石灰岩洞穴里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遗存。后来，寻找“缺失的一环”的荷兰医生尤金·杜布瓦（Eugene Dubois）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人骨化石。直到1924年之后，这个领域才风生水起。就在这一年，澳大利亚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在南非矿洞出土的一大块石灰岩中发现了南方古猿化石骨骼（当时缺乏适当的工具，他就用妻子的毛衣编织针剔出化石；他的妻子如何看待此事不得而知）。1959年，路易斯和玛丽·利基夫妇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发现了东非人头骨［现在，这个种属的正式名称是南猿鲍氏种或者傍人鲍氏种，但我认为绰号“东非人”（Zinj）更酷］。古人类学家出现时间不长，但是，对重建我们的谱系树却贡献非凡（参见图3-2）。
为了建构谱系树，古人类学家必须按照种属对发现进行分类——趾骨、胫骨或者如果足够幸运，头骨。这就导致了图3-2所示的冗长术语。古人类学家发现的常常是成百上千出自炽热的荒漠山地或者散布在阴冷的洞穴堆积中的碎片。它们被采集、测绘、清洗，以及极其艰辛地缀合复原。为了判断一块骨骼是否代表一个新物种，古人类学家必须探求，这个物种是否近似于其他发现。当然，它常常同时表现出相似和相异。一个头骨上，下颌骨可能近似于另一个已知的头骨，而颅骨形态却又不同。有时，区分如此显著，古人类学家就可以以此作为新物种的证据。这令每个人都激动万分，常常会引发激烈争论。
图3-2 700万年以来不同的古人类种属。尽管古人类学家认可大致脉络，诸多具体关系和种属定名仍在争论之中。
为什么？因为每个物种都有独立的空间，每个空间被谁、以何种方式占据，都能显著地揭示出进化过程。单靠一块化石就能宣告一个新物种，这其实只是一个幻象，因为按照定义，只有自由生长，繁衍不息，才够称得上种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两位祖先是否“做了”，即使“做了”，又是否瓜瓞延绵呢？相反，古人类学家运用标准，判断一种全新的骨骼遗存是否接近于已有物种，抑或大不相同而应该被界定为新物种。有时差异足够显著，遗存最终成为全新物种。
总而言之，我们将包括现代人类在内，人类线索上出现的所有生物统称为人科。已知最早的人科是撒海尔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意味着“撒海尔猿人”（撒海尔是指撒哈拉南部边缘的生物地理带），种属名表明发现于乍得。撒海尔人生活于700万年前。这已经接近遗传学家推定的人猿分别期，因此毫不奇怪，撒海尔人的骨骼特征介于黑猩猩（脑容量小）和现代人类（犬齿小）之间。如果撒海尔人不被最终认可的话，则接下来的是600万年前肯尼亚的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图根原人犬齿巨大（早期灵长类动物特征），牙釉质较厚（与后来的人类共享的特征）。另一桩重要的事情是：股骨形状表明，无论是撒海尔人还是图根原人，都是双足行走的。[4]
我们还没考虑过行走，但是按照英国人类学家约翰·内皮尔（John Napier）的说法，直立行走真是个“冒险之举”[5]。如果不能显著而持久地精密调校肌肉运动，每走一步都会跌倒，可不管我们是否正嚼着口香糖。直立行走不仅仅是直立。它需要脊柱下段、骨盆和肌肉、股骨和胫骨、脚骨、膝盖，甚至头骨（脊髓通过的枕骨大孔必须在头骨正下方，而不能像黑猩猩一样在后部）都发生相应改变。
黑猩猩也能两脚行走，但是摇摇晃晃像个醉汉，它们无法伸直腿脚，意味着它们需要利用肌肉，而不是膝盖，才能直立。由于枕骨大孔的位置，它们必需捧首才能直视。对于黑猩猩而言，双足行走是桩麻烦事。
此外，在没有长尾（只有新大陆的猴子才有）的帮助下生活在树上，意味着旧大陆的灵长类动物拥有丰富的枝端行走的经验，这使他们早就适应了直立行走。仅在少数基因突变的情况下，生活于树上的猿类才会依靠双脚穿越稀树大草原（乍看起来虚弱不堪，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适应性也有所提升）。但是，什么才会推动进化呢？
中新世末期，距今2 300万～500万年的冰河时代，非洲气候温凉干燥，出现大片草原，众多食草哺乳动物次第登场。这为大型食肉动物提供了丰沛的食物，它们也因此蓬勃发展起来。随着草原的扩张，长期以来为灵长类提供栖居之所的森林开始收缩。森林的退却加剧了树居灵长类之间的竞争。
如果说中新世中期是否已经出现使猿类具有直立行走能力的生物学结构尚属存疑的话，那么到中新世晚期，树居猿类已经拥有游走于森林之间的直立行走能力了。这赋予它们以选择性优势：它们可以发现树居灵长类难以获得的食物资源[6]。（适应也可以采用飞行形式，但是灵长类并不擅长此道，因此，今天只能在想象的巫师巢穴里看到飞猴。）
图3-3 中国北京附近周口店直立人遗址。距今70万～53万年，人类就生息于此。发掘始于20世纪早期，这个遗址提供了第一次开始，人类最早栖居亚洲的证据。（Robert Kelly摄）
但是，为什么不能四足蹦跳到下一片树林？两足行走有何神奇？当然有很多。双足直立的灵长类可以站起来，够到四足落地的灵长类发现有些力不从心的食物（像黑猩猩一样）。双足直立的灵长类可以更迅速地穿过林间隙地，因为双足行走比四足行走省力，双足行走的猿类可以站立起来观察险情（像狐獴一样），这在充斥着猎食者的稀树大草原里是非常管用的。而且，通过直立，双足灵长类可以减少直接暴露在炽热的非洲阳光下的体表面积，身体所需水量只及相同体型的四足灵长类的三分之二。双足灵长类也能在树上觅食，如现代人一般攀爬树木。
考虑到双足直立适应是选择的结果，撒海尔人原本可以安于现状，继续作为树居灵长类。但是，当试图成为优秀的树居灵长类时，自然选择令撒海尔人转变成为全新的物种。直立行走也解放了双手。这可能使撒海尔人更便于哺育后代，因为食物可以带回栖息地。或者，这有助于带着孩子觅食，而不是将他们留在栖息地，任由天敌和意外降临。
解放双手的行走也意味着全新的灵长类可以携带工具。这并不是说，携带工具是直立行走的初衷，就好像说，我们为了解决计算问题而发展出复杂的智力。事实上，徒步跨越稀树大草原时，撒海尔人很可能没有携带工具。
当我说“工具”时，指的是石器。考古学家只能研究残存至今的器物，恰如培根所谓，“时光沉船”。在最古老的考古遗址中，石器和化石骨骼保存至今。你可能在想，那些木头做成的工具，比如挖掘棒呢？穿越稀树大草原的最早人类可能手持削尖的棍棒，可以兼做挖掘棒和穿刺矛。也许！不过我怀疑，化木头为工具，变树枝为尖棒，都离不开石器。木头的加工技术也可能导致石器的出现。但是，撒海尔人和图根原人消失之后很久，石器才出现。
最早的石器被称为奥杜威工具，以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命名。20世纪30年代，古人类学家在此首度发现石器。尽管人类将最终发展出精妙之道，行用精美之器，奥杜威工具却貌不惊人。但是，它们效用不凡，人类使用它们长达200万年。
制作石器需要知识和技能。对于初学者而言，你需要知道什么样的岩石可以打片，这既包括细腻的玄武岩和流纹岩，也包括石英和燧石（又称“碧玉”）。奥杜威的工匠们显然深谙此道。他们也熟稔打片技术。奥杜威工具是投击法制成的——将一块大石头砸向另一块石头，以求获得石片。投击法需选用适当石材，打击力度合适，角度准确，位置不偏不倚，这样你才能得到锋利、有用的石片。
图3-4 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这里发现了作为第一次开始的证据的人类进化材料和石器。（Alexandra Kelly摄）
工具也表现出深谋远虑。考古学家发现，遗址上的某些工具距离石料源地数千米之遥。有时，人类会携带石料远至20千米，很清楚，我们的祖先谋划在前。
这意味着，使用工具的古人类在认知上超越了黑猩猩。现代黑猩猩使用各种工具，扭把树叶“垂钓”蛋白质丰富的白蚁（珍·古道尔首先观察到），用石砧或者“石锤”砸开坚果，压榨树叶以便吮吸中空树木中的水分。但是，黑猩猩不知道制造和使用像奥杜威峡谷中所发现的石器。考古学家尼克·托特（Nick Toth）和凯希·希克（Kathy Schick）教一只倭黑猩猩坎兹（Kanzi）如何打制石片石器，使用石器割断装着食物的盒子上的带子[7]。但是，坎兹从未掌握打击技术。相反，它只会将石头砸向地面，选取一块石片割断绳索。尽管野外的黑猩猩使用多种工具，没人见过它们加工石器。黑猩猩很少搬运物体超过20～30米的距离。
石器用来干什么？因为石器与可能是猎物的骨骼共存，我们猜测两者有关。有时，考古学家在骨骼上发现了石器砍斫的痕迹，表明石片石器至少一度用于屠宰动物。但是，古人类是否狩猎动物，抑或仅仅食腐？
当我还是研究生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关于我们使用石器的祖先究竟是狩猎者还是食腐者的争论正炽。一次课上，已故的弗兰克·利文斯顿（Frank Livingstone）热情洋溢地支持了路易斯·利基的论点，认为早期人类就是正经八百的狩猎者，力克身形数倍于己的动物。我却认为，所谓的致命工具不过是石块，扔掷石块对于大型动物而言顶多只能算是骚扰，而肇事者不过1.4米高而已。利文斯顿面红耳赤，继之以他的典型的长篇大论，最终说道，“他们的确聪明无比；他们可以翻滚腾挪，左躲右闪，伺机出击。你只是不愿相信，你的祖先就是嗜血杀手！”我说，我不在乎南猿是否有食子习俗，但我期待有效的论争（我在那门课上成绩不佳）。
奥杜威的石片石器无法装柄成矛，但可以削木成矛。早期人类可以用这种工具猎杀小型动物。但是，猎杀大型动物是另一码事。事实上，猎杀大型动物的铁证直到30万年前才出现——德国一处泥泽遗址中，马的遗骸旁发现了多柄木质长矛[8]。
为了理解可能赖以为生的食腐，有些考古学家研究现代食腐动物，计算尸体上能剩下多少肉量（顺便提一下，大多数考古学家会将这类研究冠以“恐怖”之名）。研究显示，如果能赶在狮子、土狼和秃鹫到来之前就控制尸体，或者能赶跑其他的狩猎者和食腐者，古人类的处境还不错。那么，石器的地位又是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将进化理解成为不同的生物结构或行为之间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比如，一个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全天候生活在树上自有其问题，但是它可以用树上生活之便换取林间穿梭之利。直到干旱的中新世晚期环境导致森林缩减，树栖灵长类的选择性压力陡增，直立行走的基因突变的收益才超过成本。石器也有同样的成本和收益。石器有制作、学习和从原料产地搬运石块到所需之地的运输等成本。它们的收益又是什么？
想象一下，你发现一只大型动物的尸体；食腐动物已经离开，或者被你驱散。诸如狮子等食肉动物留下了一定肉量，因为它只有一张嘴，无法悉数吃尽。它吃掉最好的部分，留下了其他（给秃鹫和连骨头都不放过的土狼）。如果你有办法分得最后一杯羹，你就可以带走一大块食物。如果你能敲开腿骨，就能吸髓，其卡路里含量足足是肉的两倍多。
对于任何生物而言，首要任务一定是有效地获取食物；如果一个物种无法完成此任务，就注定灭亡。随着对食物的竞争加剧，生物走上了特色化之路：如果将特色发展到极致，其他的生物就会淘汰出局。失败者会发现越来越难以发现、获取和加工赖以为生的食物。自然选择会导致具有特殊的生物适应性的生物获得特定的食物。比如，达尔文发现的加纳帕戈斯雀类尖喙各不相同，都是选择性适应特定种子、昆虫、仙人掌的特定部分、或者特定位置的昆虫（比如在树皮缝隙里）的结果。
自然选择有可能最终导致灵长类拥有咬合力强大的下颌，可以咬断大型动物骨骼，吸取骨髓，或者长出可以舔刮动物尸体上残肉的牙口。这并非只是个可怕的念头，但是，如果考虑到灵长类头骨形态、肌肉和牙齿形态需要做出多大的变化时，就知道几无可能。
另一方面，发展出技术的生物可以跃过生物选择的漫长过程，跻身进化序列的前排。石器的成本和收益告诉我们，在中新世晚期的竞争环境之中，人类就这样增加了猎物，从几乎是进化链最底层的混乱之中脱颖而出。技术使他们在赢得更难以获取的食物上大有斩获。他们起步于食腐者（实际上我们并不确定），最终却能使用石器猎杀动物。
另一类食物资源可能深埋于地下：根、块根、球茎和块茎。卷尾猴可以用石块挖出浅埋的根系[9]，古人类则可以琢磨利用石器制作挖掘棒，挖掘深达50～75厘米的块根。
一旦拥有石器，一度从一片密林迁往另一片密林的弱小的直立人就迈入了新时代。解放了双手，他们就可以适应石器的使用了：将鹅卵石携带到有需求的地方，从大型动物身上切割肉，制造用于挖掘块根的挖掘棒，或者加工简单的石矛，狩猎小型动物。技术为双足直立的古人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使用工具的古人类是谁？不幸的是，没人在工具上留下“指纹”。如果回头看图3-2，你会发现，330万年前的石器制造者很可能是南方古猿之一[10]。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能发现一具古人类骨架正在打制石片的话（对，这几乎不可能），争论就永无偃旗息鼓之日。不过，这不要紧——工具赋予古人类以优势。他们可以从环境中获取更多能量，战胜不用工具的邻居们。它们进化到我们的种属——人属——羽翼丰满、使用工具的猎人。
技术就是游戏变局者、第一个临界点、全新的灵长类的第一个开始。
我们笃信，当人属于200万年前后崛起之际，我们的祖先食谱广泛，其中也包括肉。我们如何知晓？食用种籽、树根或者块茎的古人类牙齿上有蚀坑和磨痕。但是，某些南猿和人类，特别是直立人的牙齿坑迹和磨痕都不甚明显，这表明，他们可能食用更常见的食物。直立人的牙齿个体更小，但是咬合面却更粗糙，这可能就是切碎肉块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以种籽为主体的饮食结构会导致牙齿更大，齿面更平，适于研磨[11]。
此外，早已适应直立行走的人属的身体也开始适应狩猎生活。1984年，肯尼亚古人类学家卡莫亚·基穆（Kamoya Kimeu）发现了一具几近完整的直立人骨骼，举世轰动。这是一个男孩，现在被称为纳利奥科托梅男孩（Nariokotome boy，以肯尼亚图尔卡纳湖边的一个地点命名），死亡之时大约8岁，骨盆已经呈现出现代人特征，手足都比较长（这个孩子的生活史看起来更接近黑猩猩，而非人类，在比现代人早的年龄就已经达到成年体型）[12]。我们无法尽悉纳利奥科托梅男孩的所有技能，但是，他的长腿告诉我们，他能奔跑。那和狩猎有什么关系？(https://www.daowen.com)
图3-5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展陈的“纳利奥科托梅男孩”，距今约160万年。“纳利奥科托梅男孩”是使用工具的年轻直立人。人类头骨结构的变化表明人类饮食、生理、认知以及可能在社会组织上的变化，这些构成了第一次开始。（Linsie Lafayette摄）
当猎豹、狮子和美洲豹等食肉动物发现猎物时，它们会追踪、尾随、悄悄接近，直到突然一跃而起，一锤定音。但是，它们只能速战速决地追捕猎物。它们在奔跑过程中消耗能量极大，如果不能迅速俘获猎物，就只能止损放弃。
人类却不相同。作为直立行走的生物，我们生来具有移动性，虽然不能迅速迸发，但可以长途跋涉，这就是人类可以成为长跑健将的原因。猎物需要适应天敌的行为。如果羚羊能在短时间内跑得比狮子快，它就知道安全无虞了。但是，如果猎手是人类，情形就大不相同。有时，现代狩猎-采集者实施“极限狩猎”，也就是他们会追赶猎物至死。通过无眠无休的追逐，时跑时歇，时快时慢，他们迫使动物不停移动，直至筋疲力尽，轻易被杀。一旦下药和有效的抛石技术得到运用（在最早的石器之后很久才出现），无论下药还是投掷器造成失血都能使动物移动速度放缓，狩猎变得越来越容易。进化会扬其所长。如果一个食肉动物成功地栖居在稀树大草原上（除非你适应大量食草），我们就能预见，能奔善跑、携带石器的直立行走的灵长类猎人就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在全新的技术性适应中，火可能是另一个要素。火不仅提供夜间的温暖和光亮，也提供防范天敌的保护，它还能让古人类烹饪食物。通过分解切割、辅助消化的预加工，烹饪增加了肉的价值；它也让肉更易于咀嚼[13]。烹饪还能让块茎中的碳水化合物转变成更易被消化的糖分。因为烹饪有助于消化，熟食者的肠胃更好。
当然，内脏没法保存，但是我们可以从骨骼复原，因为内脏庞大的灵长类有着圆滚滚的腹腔，而脏器较小的（如同我们）则小腹扁平。大腹便便的灵长类需要食用大量菜蔬，由于食用价值较低，故需要大量摄入。比如，可怕的大猩猩每天要吃40磅树叶。傍人和南猿的肚腩更大，人属则腹腔扁平。这表明，如我们所知，人属饮食组合已经包含烧烤肉类，因为熟食肉类有助于大脑发育。
熟食肉类，哪怕只是饮食量的区区一两成，都能显著地影响能效。熟食的古人类用于觅食的时间减少，他们获取的能量可以流向比大肠有趣得多（对自然选择而言有用得多）的器官。显然，有趣得多的器官就是大脑。
现代人类的大脑是个昂贵的器官，仅占体重的2.5%，但消耗的能量却高达20%。通过烹煮食物，人属将原本用于填满巨大肚腩的能量转而投向维持巨大的大脑[14]。这可能导致人类的另一项显著特征——相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足够大的大脑。早期人属的大脑比南方古猿大出30%，而智人的大脑又比直立人的大脑大出20%。烹食使人们可以从肉类和根茎中获取更多营养，而石器使获取根茎和肉类更为简便。
如果早期人属食用熟肉，那他们一定用火。我们是否有相关证据呢？你也许认为很容易发现古代炉灶，其实不然。狩猎-采集者并不常像童子军一样，围起一圈石头，搭灶生火。砍树木是件苦差事，特别是仅有石斧可用时。如果木柴太大，没法顶在膝盖上掰断的话，觅食者就会将其扔到火中。石头圈可能塞不下大木柴，觅食者因此也懒得搭起来。事实上，他们常常将三根长木柴顶在一起，以聚合点为炉灶中心；随着木柴燃烧，觅食者只需要将木柴推进去，就能让火一直熊熊燃烧下去（在马达加斯加，我学会了如何小心照料火塘。我们睡在火塘边，黎明到来之前，我会从睡袋里伸出手来，把木柴往里推，拨旺火塘。我刚学会这么做的第一个清冷的早晨，两只脏兮兮的小动物尖叫跃起，吓了我一大跳，有时，它们夜间就盘卧在温暖的炉灰上）。此类火塘的残留证据（红烧土、木炭和灰烬）可能遭到掘地啮齿类动物、蚯蚓或者地球化学过程的破坏。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用火的物质证据如此稀缺。考古学家在以色列的一处遗址发现了火塘，测年为80万年前；南非洞穴的另一处遗址测年则迫近100万年。然而，大多数用火证据出现于40万年以来[15]。最初，火很可能是从闪电雷击中“捕捉”到，用一小块木炭在不同营地之间薪火相传的（记住，奥茨的树皮袋中就可能携带了这样的木炭）。我们还将继续留意，至少迄今为止，人类早期历史上用火的直接证据可谓凤毛麟角。
在直立行走、饮食变迁和用火组成的适应性整体中，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在人类适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技术格外重要。如果没有使用器物满足需求的能力，随后的历史将化为乌有；事实上，粗陋的奥杜威工具就是时空之旅的起点。技术是社会互动（比如贸易）、地位象征和军械的关键成分。
自从拥有简单的技术，人属就可以从环境里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能量。结果，人属最终取代了其他古人类。南猿纤细种于180万年前灭绝。他们的更为强壮的亲属，南猿鲍氏种和南猿粗壮种，几经挣扎，在120万年前也销声匿迹了。技术一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最终屹立在非洲稀树大草原上的古人类，正是手握石器的我们——人属。
人属人口增长，向四周扩散[16]。有的横跨阿拉伯半岛，抵达邻近的南亚。古人类学家在印度尼西亚（160万～180万年前）、格鲁吉亚（180万年前）和中国（75万年前）[17]都发现了他们的踪迹[18]。80万年前，非洲人属的一支越过撒哈拉（当时那里还有湖泊），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南欧；其他的则通过阿拉伯半岛和土耳其进入欧洲。我们将这些古人类称为“海德堡人”，他们最终演化成为惨遭抹黑的“尼安德特人”（下章将予以详述）。
从330万年前到150万年前，石器技术进步甚微——200万年里，石器几乎一成不变。最终，它们被考古学家所称的阿舍利（Acheulian）技术替代。阿舍利技术以1859年首次被发现的圣阿舍尔（Saint Acheul）遗址命名，由包括“手斧”在内的数种类型工具构成。手斧有多种形态，但以大型椭圆形或者水滴形，两面打刃加工的石器为主。我们猜测手斧是用途广泛的工具——就像瑞士军刀一样，一刀在手，百事不愁。最终，阿舍利技术广泛见于非洲、欧洲和南亚。在随后的100万年里，阿舍利技术也基本一成不变。
人属在进化竞争中战胜了其他古人类种属。但是，人属也增加了自身的竞争风险。收益则是成为全新的种属。
图3-6 南非卡图潘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手斧，距今75万年。这样的石器就是第一次开始的证据。（Marieka Arksey摄）
直立行走和用火之外，工具为人类添翼，使其最终战胜竞争者。使用工具的人可以抚养更多后代，将擅长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基因物质（比如智力结构和精准动作控制）遗传下去。这固然是好事，但是就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这些改变也带来了新问题。比如，对石器的依赖为古人的日常生活添加了新任务：寻觅适当石材，学习如何加工。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我们就有了繁忙的工作日。
直立行走带来更严峻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骨盆结构的变化使直立行走成为可能。对于女人而言，这意味着产道缩减；直立行走、孕期延长的孕妇将产下比产道大的胎儿。孕妇可能难产而死，只有早熟婴儿才可能存活下来，将基因传承下去[19]。
早产意味着，基本而言，直立行走的人类的后代是脆弱无助的。婴儿需要有人携带，也可能有漫长的哺乳期。现代觅食者的哺乳期长达4年。他们也不认为理当如此，只是因为肉类、根茎和种籽构成的饮食难以充当断奶食物。在臼齿长出之前，幼儿难以咀嚼坚硬的食物，而臼齿要到5岁半至6岁半时才长出。因此，狩猎-采集者幼儿如果不能哺乳4—5年，将难以存活。
哺乳意味着婴儿必须跟随一位哺乳妇女，极有可能（但不必然）是他们的母亲。因为婴儿无法像成人一样疾行，他们常常骑伏在母亲肩头或者背上。一个孩子就已经够受了，两个则可能折磨死人。事实上，南非布须曼妇女常常说，妇女“生养不止，背痛不断”[20]。这可能促使人类社会出现更高层次的合作。
在我写完一本关于现代狩猎-采集者的书后，一位同事问我，有什么历史可以逆推出来。很少，我说，但劳动分工应该算一个吧。在现存的狩猎-采集者群体中，男性狩猎，女性采集植物、小动物和贝类。女性狩猎者也不时可见（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菲律宾的艾塔妇女），这告诉我们，狩猎其实和力气没什么关系，与知识（对线路、迹象和动物行为的知识）、耐心和隐蔽的关系更大，没有一项是男性所特有。但是，为什么现代觅食社会里，女性狩猎并不常见呢？
原因在于她们常常需要哺乳婴儿，婴儿并不适于狩猎生活。当我询问马达加斯加的米其亚人，我是否可以跟随他们一起狩猎时，常常遭到回绝。他们一度解释（非常礼貌地向我的马达加斯加同事解释），“洋人会累，会想回营地，会饿，他可跟不上，他还会发出声响”。换言之，他们认为我就像个孩子一样。这就是问题，一旦猎物出现在视野之中，猎人宛如听到发令枪响。它走，猎人走；它奔跑跨过沙丘，猎人则必须悄悄尾随，或者快速拦截。有孩子拖累的话，你就无法做到这些了。事实上，现代狩猎-采集者社会中，不足10～12岁的儿童也不允许加入猎人行列。
另一方面，儿童可以采摘种籽、浆果或者根茎，在岩石下捉蜥蜴，捡拾贝类。即使是幼童，也可能是采集静态食物资源的好手。很多米其亚幼童挖掘根茎，非洲的哈扎儿童采摘浆果，澳洲原住民儿童是捕捉巨蜥、采集贻贝的高手。
肉类仍然是最值得期待的食物。尽管饱食根茎和浆果，茹素无肉的饮食仍然令狩猎-采集者感到饥饿。早期人类可能也同样想方设法地寻找肉食。但是，如果女性因为哺乳婴儿而无法参加狩猎，她们如何获得肉食？
有些古人类学家提出，对偶制就是解决方案（有人可能进而称其为“婚姻”，但我不会，因为“婚姻”表达整套文化含义，只要瞥一眼下一章，你就明白，我并不认为在进化线索的这个位置上的原始人已拥有文化）。那些赞同者指出，众多物种的对偶制的效果之一就是降低了性别二分性，也就是降低了两性在形体上的差异：雄性不再为了雌性而打得不可开交，不是只有魁梧、肌肉发达的家伙才能交配和延续基因。事实上，早期人类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
复原遥远的人类进化早期阶段的社会组织实在是我们的科学能力所不能及的。然而，我认为，直立行走对生育的影响，在觅食环境中哺乳后代的需要，以及有工具辅助的狩猎，导致男女之间一定结成包括食物共享在内的某种合作形式。如果对偶男女之间的合作还值得质疑的话，古人类群体之中的合作则确凿无疑了。男性提供肉食，女性也可能互相帮助，比如一个女性在哺乳后代时，另一个母亲外出狩猎。
我又在剧透了！（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分享实在是非常复杂的行为）本章的重点是，从历史长河的鸟瞰位置上，我们看到，1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栖居树上、以果叶为食、不知制作工具的灵长类摇身一变：直立行走、居于地面、使用工具、极有可能狩猎、可能烹食、可能形成对偶制度。在努力成为最好的树居灵长动物的道路上，进化把我们变成完全不同的种属。中新世的原始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都是永不重现的。
【注释】
[1]Harmand et al.（2015）.测年达360万年的动物骨骼上有切割痕迹。这可能将石器技术的出现推到早于330万年，但是这些切割痕迹是否为石器所致还存在争议。
[2]倭黑猩猩一度被称为“小黑猩猩”，它们实际上是源自黑猩猩属（Pan troglodytes）的单独一种。
[3]对这句话的准确精妙阐释，参见Marks（2002）。
[4]考古学家没有发现撒海尔人的股骨，是根据枕骨大孔的位置来判断其直立行走的。——编者注
[5]Napier（1970）.
[6]这被称为“有效竞走假设”，参见Rodham and McHerry（1980）。对于直立行走的不同理论的评述，参见Vaugham（2003）。Owen Lovejoy（1988）提出另一种假设，将直立行走视为一整套特征之一，其他还包括孕期缩短、竞争加剧和成长期延长。猿猴之中，争夺交配权的雄性并不在意是否产下需要养育多年才成熟的后代。Lovejoy提出，如果雄性能为雌性及其子女提供食物的话，将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它必须背负食物，自然选择则会偏向直立行走的雄性，这个特征也会遗传给它们的后代。然而，骨盆结构的变化导致直立行走者必须早产（因为产道缩减），导致幼崽更加依赖成年者，很可能就是母亲。这可能形成鼓励雄性提供更多食物的反馈回路。尽管我倾向有效竞走假设，但也有一个疑问：如果直立行走如此完美地适应稀树大草原上的生活，为什么狮子、土狼、羚羊、牛羚等等都没有直立行走呢？答案是，进化只能发生在现有基础之上。行走的猿类固然需要众多基因改变，但显然没有狮子或者牛羚所需那么多。四足动物拥有比双足动物更高的奔跑速度，这是食肉动物寻求的捕捉四足猎物时的优势。
[7]Toth and Schick（2009）.
[8]Thieme（1997）.这仅见于极端保存条件下。我的感觉是，不管考古学家拥有多么早的特定的技术或者行为（比如狩猎）的证据，这种技术或者行为都远远更早。对于有机材质的证据（比如矛）而言，尤其如此。因此，我认为，狩猎的最早证据告诉我们，大型动物狩猎不晚于30万年前，而且很可能更早。
[9]Moura and Lee（2004）。挖掘块根块茎作物作为食物来源可以使某些人种获得突出的选择性优势。深埋的储藏器官难以为众多物种所用，因此抢夺竞争并不激烈。此外，在地面食物资源稀少、竞争加剧的旱季，也不乏此类食物。就像达尔文的长喙雀一样，有的人类可能发现块根块茎作物中未经开发的食物资源。
[10]可能是能人（H.habilis）。有人将能人和卢多尔夫人（H.rudolfensis）都当成南猿，有人则认为南方古猿奇异种（A.garhi）比人属更早。在不同的“种属”之间讨论进化关系使人类进化看起来并不是自由的，而是颇为整齐划一。200万年至400万年是特别复杂的阶段，按照古人类学家的观念，也是不安定的时代。但是，很清楚，这个时代的古人类经历了适应性专门化，至少一支古人类使用了工具。
[11]Ungar（2004，2012）.某些遗址的动物遗存的分析表明，小型动物的狩猎不晚于200万年，参见Ferrato wt al.（2013）。
[12]Walker and Leakey（1993）死亡年龄仍然存在争议，早期估算认为是11岁。纳利奥科托梅有一段坏死的脊椎，可能最终导致了他的夭折。有人将纳利奥科托梅归入匠人（Homo ergaster），参见第67页注［2］。
[13]Wrangham（2009）；Gowlett and Wrangham（2013）；Zink and Lieberman（2016）.
[14]Aiello and Wheeler（1995）.
[15]Berna et al.（2011）。这也是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对灰烬的“微地层”的仔细研究仍难以证明，40万年前已经出现刻意制造的火塘。
[16]Ferring et al.（2011）.
[17]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已在中国境内发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牙齿及其石器，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头骨及其石器，以及166万年前的马圈沟遗址石器和猎杀大象的遗存。——编者注
[18]非洲发现的早期人属被划分为匠人（Homo ergaster），而非洲之外的发现则被归入直立人（Homo erectus）。我们一度认为古人类的两个地理组群差异明显，足以区分，匠人演化成直立人。但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德玛尼斯遗址的近期发现表明，两者可能是同一物种的变体。参见Lordkipanidze et al.（2013）。术语使用方式也易产生混淆。
[19]因为我们的脊椎和骨盆原本为四足运动设计，直立行走导致了一系列至今仍然困扰人类的问题，包括椎间盘突出、拇囊炎、疝气、膝关节问题和贫血。
[20]Lee（1980）.
